范纪曼，原名范贤本，笔名范纪美， 化名范行、江汰洁。 中共早期高级干部，一生富有神秘色彩，在多个领域进行秘密工作，且在文化领域中有着独树一帜文笔的“红色特工”。
1906年3月29日，范纪曼出生于四川省梁山（今梁平）县。少年时代至当时四川的第二商埠、川东交通中枢万县（今万州市）求学。
1925年，19岁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是同班同学。同年加入共青团。
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团长领导下任排长。汀泗桥战役中身先士卒，英勇负伤。伤愈后组织调其回四川开展工作，到万县地区建立中共组织，先后担任梁山县、合川县的县委书记。
1928年，任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
范纪曼先生，彭雅萝先生晚年合影
1929年，组织又将其派至重庆，先后在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校从事学生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与“美专”女同志彭雅萝相识，经组织同意与彭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9年秋，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同志派他去上海工作。彭雅萝同往上海，考入上海音专。
建国后担任四川省副省长的张秀熟
范纪曼到达上海，上海中共组织将他的组织关系编入法租界金神父路（今天瑞金二路）新新里支部，具体工作是交通联络员。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后因叛徒出卖，范被敌人逮捕。狱中三月，没有暴露身份。
1930年8月，经亲友营救交保释放。出狱后积极设法找中共组织。不料，当时‘立三路线’将中共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推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由于历史条件原因，范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范纪曼与彭雅萝反复商量，因为在上海一时无法接上组织关系，决定北上北平（即北京），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今天的西北大学吸收并继承了其衣钵）。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范纪曼又学习了俄文、德文和日文。还在戏剧系进修，专攻舞台美术，受到戏剧大师熊佛西先生器重。彭雅萝则专修音乐。
原北平大学设址在孚王府一景
而后因为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并参加“左联北平分盟”。在这里他终于和组织发生了工作联系，他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但由于当时上海中共组织几经大破坏，中共中央也被迫撤往江西苏区，各组织之间无法取得联系，为他甄别组织关系等历史原因，暂时未能为他恢复组织关系。 同时中共组织告诉他，由其同学
薛迅（中共党员）领导范，参加中共党小组的一切活动与工作。
薛迅，建国后河北省委副书记
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范纪曼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博学，成为了“左联”的重要一份子。
一天，一个人来找范纪曼，说受同乡老友曹策所托，告知其被奉系军阀抓捕，关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请范千万设法进行营救。曹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是彼时中共重要干部。由于他年纪不大，所以党内同志都称其为
“小曹”。范纪曼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黄埔五期同学陈恭澍（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元老级人物，在今天，他也成为了军统历史的见证者），当时，陈在北平负责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秘密活动，负责国民党内部一秘密刊物，在北平很有活动能力。范向陈恭澍提出请他设法营救小曹的事，并说明小曹是自己的“表哥”。
军统元老陈恭澍
陈恭澍满口答应，叫当局放人。但拖了很久，小曹仍关在监狱。范又去找陈恭澍，陈恭澍便向范摊牌: “你的表哥曹某，我负责保释。但我手中的这份杂志缺少文章，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我急等着要用。你知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多是大老粗，不懂外国文。你从军校出来后又读了大学，懂几国文字，你帮我的忙，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出来交给我。你的表哥我一定负责保出来。咱们一言为定！”
翻译工作对于曾刻苦学习过英文德文日文的范纪曼，可谓胜任愉快。但美国使馆提供给陈恭澍的材料,范纪曼一看，竟为之一惊。原来全是重要军事和外交情报。他立即将到手的第一批材料翻译好后，就交给陈恭澍。陈恭澍读着这些情报，真是如获至宝。
当然，与此同时,范纪曼立即通过薛迅等人传话，要找中共北平市委最主要负责人，在其一再请求下，原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此时为北平特科重要成员）与他接上头，收到了他提供的重要军事、外交情报。
冀丕扬
随后，陈恭澍又从美国使馆拿来几批材料交给范纪曼。他照样及时翻译好后,在送给陈恭澍的同时，又抄录一份交给冀丕扬，使中共掌握了对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等情况。
作为交换，范纪曼出色的翻译工作，让陈恭澍真的在营救曹策上出了力，曹被释放。
不料半年以后，中共北方组织崩溃（即著名的‘北京特科’失败），冀丕扬被捕叛变（此事冀丕扬曾在解放后自述中没有承认，但很多疑点指向却没法消除），范纪曼给中共的情报材料情况暴露出卖，陈恭澍十分生气，将范纪曼拘捕起来（这里要说明一下，范，陈二人其实关系不错，解放后，陈恭澍还试图策反范纪曼），范纪曼第二次关入大牢。
经女友彭雅萝奔走，找到范的几位黄埔同学，将范纪曼保释出狱（保人为国民党三十二军政训处处长，姓王，为其黄埔同学）。
而颇为传奇的是，范纪曼居然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奉命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曾任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代理站长。
范纪曼先生老年时
北平几年间，范纪曼一直接受着刘逸樵（系中央特科早期成员，前苏共国际情报组成员。时掩护身份为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直接联系，指导工作。
刘逸樵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特别给他找了掩护身份，为他印了名片。衔头是“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还为他置备了必须的物质条件。专门租了房子。
范纪曼以后的工作，很接近高级情报工作，即从各类信息中做出筛选和判断（情报分析）。每天，他都要仔细阅读各种报纸。把报上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剪下来贴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他特别注意日文报上的“人物来往”栏目。从中获取情报线索。
1935年6月下旬，他从“人物往来”栏里，读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匆匆窜来北平，急着要找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范纪曼分析：梅津来者不善。因前一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
据此，范纪曼便特别注意有关梅津在北平的行踪，并通过关系从日本使馆方面获得更多的情报，以及他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得来的信息，汇成情报后，立即向刘逸樵报告梅津的北平之行，肯定此事对进一步攫取华北统治权有关。
果然，1935年7月，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达成协议（俗称“何梅协定”），让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揭露“何梅协定”是卖国文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一二九运动旧照
彼时，北平各校进步学生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学联，范纪曼当选为学联主席团成员，开展救亡运动。
1935年年末，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北平五千余名学生南下请愿，范纪曼担任“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团”的纠察总指挥，到南京，带领请愿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党政机关要求政府抗日，与军警搏斗遭重伤，经南京鼓楼医院抢救脱险。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去采访，写了《怒吼的北平学生》报道范纪曼人等的英雄事迹，发表在英文报刊上。史沫特莱为了表示对范纪曼的敬意，把自己使用的派克金笔送给他，留作纪念。这支派克金笔，后来由彭雅萝先生保管，至今仍在。
史沫特莱与宋庆龄、林语堂，鲁迅先生等人的合影
经此，受中共北方局命，范纪曼被派至上海，继续以文化人的公开掩护，从事中共隐秘工作。
此时，彭雅萝已在上海音专任教，他们在静安寺路戈登路(即今南京西路江宁路)租下公寓，建立了小家庭。范在工作之余翻译海涅、歌德、普希金的作品，经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店主内山完造熟识后，在书店拜见了鲁迅先生。
由于范纪曼精通俄文，专门学过戏剧，又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派范和钱俊瑞等同志一起赴莫斯科出席苏联第四届国际戏剧节。范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戏剧节结束后，他在苏联专门学习秘密情报工作半年，归国后接受潘汉年领导。为了职业掩护，由钱俊瑞介绍至党创办的新知书店当编辑。从此，1937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十几年时间里，范纪曼一直在潘领导下工作。
抗战期间，他奉命以北平商行、雅典娜美术用品社经理等身份为掩护，坚持隐蔽工作。曾打入汪伪中宣部，并在伪中央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周幼海，并借此打入了周佛海公馆，获取重要情报无数。而周幼海也因本人倾向进步，又不断的接受着范纪曼的熏陶，在以后的时日中，不断的通过了中共的考察。在内战爆发伊始，再经田云樵（中共高级情报、统战人员）介绍，由
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了中共。后改名周之友。
周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盘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大成商场16号的一幢房屋，开办中文书和外文书混合的旧书店，仿效鲁迅先生的“三闲书屋”名称，定店名为“木简书屋”，由彭雅萝出任书屋经理，通过组织关系，他拿到了营业执照。木简书屋前后两进：前进很宽大，隔成两间，大间四周安放红木书橱，橱顶上各悬挂一幅油画；中间两列藤椅和茶几。略小的一间南面是落地玻璃长窗，左右两面是精致的红木玻璃门书橱，里面都是烫金精装的珍贵书籍。坐北朝南办公桌，座后屏风，屏风后一扇小门通往后进。后进有两处边门，一通戈登路，一通大华路；后门正对美琪大戏院的观众出口处。这是一处比较隐蔽、又易于撤退的好地方。
1943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木简书屋一直存在，是中共在上海最为隐秘的联络点之一。
就在这里，范纪曼奉潘汉年命（联系人依然为刘逸樵，化名陈先生）与秘密电台（国际台）的刘鹤孔（开国少将，西路军幸存者，由苏联受训后奉命潜入上海，建立秘密国际电台）保持联系。刘当时化名李一鸣，在法租界白尔部路（今天太仓路西段）负责一座秘密电台。范纪曼亲自驾摩托车担任交通员。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敌人正在和法租界巡捕房交涉，将要到白尔部路去查抄电台。范纪曼驾驶摩托车匆匆赶在前面，把电台装入纸箱和麻袋抢救回来；刘鹤孔也及时安全转移，敌人扑了空。（1944年3月，刘鹤孔还是因电台被侦破，被捕。抗战胜利后被释放，其事迹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老电影中的素材之一）
刘鹤孔将军
1944年，木简书屋还代办发行了一本杂志《光化》月刊。而《光化》杂志，是个巧合中的错误。该杂志为打入上海市伪警察局任司法处长、兼伪上海市政府军法处长的中共情报人员李时雨创办。李时雨和范纪曼又是北平时期的老同学，彼时，李时雨的组织内归口领导是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是在抗战爆发后，许建国部长亲自派往上海，通过关系，打入汪伪组织。当时范、李分属单线领导的两条系统，并无直接关系，更是谁也不知道彼此都是中共高级特工。
李时雨
《光化》创刊特大号发表了《胡适外传》、《张爱玲手札》等文章，第二期发表了范纪曼译的普希金长诗，第四期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史实》，公开介绍了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等中共领袖的事迹。这本杂志的出版，在上海读者中引起轰动，但被组织发现后，批评李时雨“左倾幼稚病”（掩护身份要求灰色），《光化》随即停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此时，组织要求范纪曼设法营救一位被关押在提篮桥上海监狱的重要干部（也是国际情报系统的在中国网的领导之一）杨树田（原名杨殿坤，解放后改名杨佐青）。
杨佐青
范纪曼立即约请李时雨来木简书屋商量营救计划。
其时重庆的蒋介石委任南京的大汉奸周佛海为首组成“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准备接管上海的权力。李时雨刚刚受任新职，由周佛海任命为“总指挥部”的军法处长，在周滞留南京尚未到沪以前代为行使职权。
通过李时雨，范纪曼装成刚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自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由李时雨亲自驾驶汽车，直接进入提篮桥监狱提人。较为顺利的救出了杨树田，并再有中共秘密关系“老板娘”董竹君，事先在锦江饭店开好了房间。经过洗澡、理发、更衣、稍事休息后，仍用李时雨的车将杨送到拉都路安乐村(今天襄阳南路。中共安全屋)安顿下来。范纪曼回到木简书屋，发出了营救成功的信息。杨树田被接走，进入了东北。
昔日拉都路（襄阳南路）与环龙路（南昌路）口
题外话的是，就在救出杨树田的次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抵达上海，接管了提篮桥监狱。
此后，范纪曼依然坚持在上海从事秘密情报活动。而木简书屋曾在上海光复后，被军统及保密局在上海的头目毛森亲自搜查询问，并且要按“逆产处理”来查封。而中共组织及时通过彼时在美领馆担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刘尊棋（中共秘密党员），为范纪曼弄到了一张“美国新闻处干事”的工作证，才将危机掩饰了过去。
1947年8月，经国民党国防部要员张子羽（中共情报人员）介绍，潜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代理少将专员，专搞国际情报。
1948年初，进入“吴克坚系统”，由吴克坚、徐淡庐直接领导，搜集国民党高层军事情报。蒋介石总部迁往台湾的消息即是由他获悉的。
1949年，中共决定秘密翻印《新华日报》的《元旦献词》给上层民主人士，他印好后，身着国民党少将军装，驱车送到哈同大楼交给吴克坚，徐淡庐两位负责人手中。
1949年3月1日，被军统特务王方来逮捕并判处死刑。但同年4月11日晨，他越墙逃走。
1949年9月，他协助破获了原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
1950年秋，在香港的陈恭澍派出女特工杨静至上海，企图策反范纪曼，他迅速汇报，于北站将杨静抓捕成功。
1955年春末夏初，其被“潘(汉年)、杨(帆)案”牵连。判刑20年
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原判，彻底平反昭雪；中组部1984年12月30日批示：
“1984年12月21日报来《关于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一九二六年转党时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入团时算起。”上海市委组织部指示：为此，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真正的无名英雄，一代红谍传奇谢幕于1990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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