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自从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强行开辟了租界之后，各帝国主义列强都在上海建立划分势力范围，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抗战初期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租界依然保存，间谍活动越加扑朔迷离。
孤岛上海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中局情报部，由老资格的情报工作者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
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二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人，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有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就拿胡均鹤来讲，他是汪伪特工总部，也就是俗称“76号”中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但事实上又在为中统服务。
陈蔚如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这样记述：“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胡均鹤时有报告反映日伪情况，有卷存档。。。”
1939年秋天，中国近代间谍史上著名的人物“76号”首脑李士群（定性为汉奸）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情报人员、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关露先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袁殊，一个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的人物，作为中共早期的情报人员，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网中担任要职。1935年曾被捕，以后自首。袁殊一直留在上海，与国民党中统以及日本情报机关都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仍未中共情报人员。
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最初就是由袁殊牵的线。
袁殊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经胡均鹤联系，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以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此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省委另一名负责人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被伪军扣押，险些酿成大祸。于是，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通过胡均鹤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
潘汉年对李士群讲，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李士群笑着望了望潘汉年，一口答应，并当即拍板由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同时两人还商定等潘汉年回到苏北以后，双方通过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去专门编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
胡均鹤回到家里，向赵尚芸提到了这件事，赵尚芸追问胡均鹤有没有把握。胡均鹤告知，镇江站的刘毅（以后证明，其为中共情报人员）是其好友，胡可以让他亲自出面将潘汉年等人送过长江。
刘毅（徐汉光）夫妇
1942年11月，潘汉年、刘晓、王尧山以及刘、王两人的夫人张毅、赵先共5人，坐豪华的京沪特快二等车厢离开上海，行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刘毅（又名徐汉光）已在车站等候，下车后，潘汉年一行即住进了金山饭店。胡均鹤下午还安排这一行人游览了金山寺。王尧山颇为紧张，他对赵先讲：“这个人（指胡）是中共通报过的大叛徒。”潘汉年听到了，回答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潘汉年的这一番话，使刘晓、王尧山等稍稍有点释怀。
曾是上海隐蔽战线领导人的王尧山
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又由刘毅护送坐机帆船渡过长江到达仪征，在仪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天蒙蒙亮，刘毅就将潘汉年等人唤醒了，他穿着便衣，雇了几个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气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头刘毅停了下来，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讲：“再过去就是罗炳辉将军的驻地了。”潘汉年握了握刘毅的手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和李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这件事便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以后有些人不了解情况，以讹传讹，甚至将“镇江事件”与潘汉年见汪精卫当作了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
1943年4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中，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向潘汉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过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于是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哪晓得又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赶到了南京。
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师”董建吾
（中央特科初期著名的中共情报人员）后来回忆，他在旅馆里还碰到过潘汉年，双方都“大吃一惊”！
传奇红色特工，红色牧师董建吾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顿时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这一切经过以及会谈的内容在今天的许多有关潘汉年的纪实作品中都作了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最为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向饶漱石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这给他及战争时期一起合作过、领导过的战友及朋友，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几天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都甲将信将疑地看了潘汉年一眼。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不久，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曾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去过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李士群死去以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设了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汪伪的阅兵
1945年初，为参加中共七大，潘汉年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与他会面，单独向他了解了他在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潘汉年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机构曾利用上海的报纸，披露过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领导人的事。
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0年徒刑。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接了出来，然后将他先送到上海，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鹤在无锡碰到了刘毅，此刻刘毅也正赋闲在家，于是两人商定由刘毅到香港去找潘汉年。几天以后刘毅到上海找到了胡均鹤，虽然胡均鹤经济十分困难，但他还是拿出了几十块银元。赵尚芸心想，刘毅此行关系重大，它将决定胡均鹤下半生的命运，便从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给刘毅作盘缠。她将刘毅送到家门口，再三叮嘱。
刘毅感慨万端，曾对赵尚芸讲：“嫂夫人，就凭着你的这一片心，我也一定要找到潘汉年。”
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和赵尚芸的嘱托，在香港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同时将这一情况从内部通知了饶漱石和杨帆。
1949年3月，胡均鹤在苏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孙洵，孙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寻找人民解放军的愿望。于是胡均鹤又写了一封信托孙洵到丹阳去寻找潘汉年。他不晓得潘汉年并不在丹阳，这封信辗转多人送到了潘汉年的手里，潘汉年同样带口信给孙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鹤到丹阳来找解放军。
胡均鹤
1949年4月，就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终于鼓足了勇气来到了丹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均鹤在苏州还曾碰到过准备待苏州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阁，胡均鹤一到丹阳，苏州刚巧解放，苏麟阁便成了胡献给解放军的见面礼。
而成为“饶潘杨案”（另一桩潘汉年案）中的“逆用敌特人员”则是在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杨帆为了肃清上海及华东地区潜伏的国民党及其他各种敌特分子，启用了胡均鹤这样的人物。
上海解放
除了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报告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外，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显然也是知晓的。饶漱石与胡均鹤在二三十年代共过事，但此时两人身份已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不忘故人”，饶漱石还故意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他让时任公安局长的杨帆找胡均鹤谈话，然后装着自己路过此处，“碰巧”与胡均鹤见上了一面。
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努力为新政府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协助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可以说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
饶漱石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老胡，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然而，在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他兴冲冲跑到北京，没想到，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28年。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书面材料，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12年前日伪时期在南京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的情况，并解释了自己迟迟没有向中央报告此事的原因。
事关重大，陈毅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详细报告了报告了此事，并把潘汉年写的材料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生气。4月3日晚，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亲自带人前往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沧海桑田，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但是在这样一个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氛围里，潘汉年突然推翻了十多年前的说法，向党的最高领袖承认了当初自己的确曾到南京见过汪精卫，毛泽东怎么会不震怒？以后几年，对潘汉年的审查，始终围绕的就是“内奸”这件事。
但这件事想要彻查清楚也不难，潘汉年去南京见汪精卫，了解这件事的经过的共5个人，他们是：汪精卫、汪精卫的秘书长陈春圃、李士群、胡均鹤与潘汉年。到了1955年，只有胡均鹤还活着，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唯一的见证人。历史就这么巧妙地将这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政治信仰的人紧紧地系在了一块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这两件事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在囹圄的空间里为过去付出着人生的代价。
潘汉年，董慧夫妇
1982年，“潘汉年案”终获平反，可潘汉年和他的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
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出狱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
老年胡均鹤
胡均鹤作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干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
1993年3月病逝。相比潘汉年，杨帆，他总算活着走出监狱并有了一个颇为圆满的结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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