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97年的今天，作家王小波因心臟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作品撒手人寰，誠如房偉教授所說：王小波的一生都是一個“未完成時”，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3年紀念日，23年過去了，我們依然懷念他……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人在年輕時，心氣總是很高的，最後總要向現實投降。我剛剛過了四十四歲生日，在這個年齡上給自己做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但我總覺得，我這一生絕不會向虛無投降。我會一直戰鬥到死。
——王小波《有與無》
佛山陵園位於北京昌平區，處於風景秀麗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腳下。佛山與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壽山一脈相承，峰頂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極旺，鐘聲繞谷，鳥獸駐足，因而得名“佛山”。
1993年，昌平市政局開始建造佛山陵園。陵園依山而建，園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靜。
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節，你順著陵園右首的“新八區”，鋪滿金黃落葉的小徑上行，就會在山頂看到一塊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
巨石呈赤紅色，若燃燒之火牆，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長眠於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後，其妻社會學家李銀河，數次為其選擇墓地，都因墓制過於呆板而作罷。
李銀河想給王小波選一個“獨特別緻”、“充滿藝術氣息”的安眠之地，而不願尊從那些整齊劃一、橫平豎直的嚴肅佈局。
李銀河最終選擇了剛開放沒幾年的佛山陵園，花了六千元購置了這塊墓地，精心設計了與眾不同的墓碑，並請一位書法家朋友寫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樣。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銀河與王小波的家人都要來此祭奠。這裡也常會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來祭拜。
其實，只要你在陵園入口，向賣鮮花和祭品的小販打聽“新八區”，他們多會說：“您是來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紀念留言，有的則在石頭上貼上紙，寫著諸如“謝謝你，讓這世界變得更美好”之類的話。
還有一些二鍋頭酒瓶，以親切的方式表達著對逝者的懷念。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鳥瞰，青山曠野，松濤如咽。
1997年4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北京郊區順義王小波居住的小區，夜深人靜之時，突然傳來了淒厲的叫聲。很多鄰居都被驚動了，卻無人出來查證。
沒有人注意到，一顆閃亮的星星即將墜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別了人間，也震驚了文壇。
現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曾經有位作家王小波,在此渡過了最後的生命時刻。對王小波的死亡，母親宋華有詳細描述：
原來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處，3點還去房管科交了費，6點鐘時，有人看見他在樓下散步，10點鐘的時候，鄰居看見他的屋內還亮著燈。
約11點半鐘的時候，樓下的鄰居聽到他喊了兩聲，是非常痛苦的慘叫。11日早晨，鄰居們互相交談著小波的慘叫，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年輕的大漢，會在家裡突遭不幸。
又過了7個小時，到了下午3點左右，鄰居們不見小波出來，意識到可能出了什麼事。他們上樓去，推開門，看見小波已經倒在地上。他面頂南牆，身體弓著，已死去多時了。
他走得太突然，後來經公安法醫驗定：心臟病發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當時雖然很冷靜，但心如撕裂，萬分悲痛！
這是一場猝不及防的“偷襲”。很多人認為，如果搶救及時應能避免。
但王小波去世後，曾有一個詳細屍檢，才發現他已患嚴重的心臟病：“左心室內膜增厚，左心腔擴張”，結論是“內膜彈力纖維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
多年以後，我還依稀記得，最初讀到王小波的小說《綠毛水怪》時的感覺。靈動，清澈，深情，卻又高傲無比，骨頭裡深藏著對秩序和權威的不屑一顧。可是，這樣強悍的頭腦，卻有一顆“脆弱”的“心”。
王小波以“面對南牆、弓著身子”的躺臥姿態，離開了這個讓他愛恨交織的世界。沒有鮮花和掌聲，“冰冷的南牆”是最後的隱喻。
但斗室之內已成身體的監獄，他只有獨自面對死神的蒼白麵孔。
王小波的死訊傳來時，李銀河正在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那幾天，她一直感覺心發慌。李銀河的姐姐，給她打了越洋電話，說，你快回來吧，出事了。
李銀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團，急忙問什麼事，姐姐卻並沒有言明。
第二天，她乘坐飛機趕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國社科院的同事說，小波真是一個詩人，連走了也這麼詩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淚水頓時充盈了眼眶……
青年評論家李靜，是王小波的朋友，也是欣賞王小波的一位文學編輯。她這樣描述王小波之死——事情已過去了十幾年，但她講述時，眼圈依然紅紅的：
事情過去好幾天，我才知道。當時，一位同事告訴我，王小波去世了，我的腦袋感覺“轟”地一下，像炸開了似的，在辦公室裡失聲痛哭。那是真正的嚎啕大哭。我一直把小波當作“精神導師”。
我當時就找到領導，要求做一個王小波紀念專版。領導微微沉吟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掂量王小波的文學分量。
我那時才二十六歲，情緒激動地對領導說，您放心，這個專版的效果一定會非常好！文學史會記住王小波的！我當時還很年輕，想也沒想就把這個意思表達了出來。
其實，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顯露出了一些病狀。
這些病狀甚至一直伴隨著他。他從小就嘴唇發紫，他也猜測自己患有心臟閉鎖不全的問題，但從未到醫院檢查。他還常向朋友抱怨，說屋子裡的暖氣太熱，讓人喘不過氣來。
根據後來的回憶文章，王小波的最後一篇稿子給了《南方週末》。此前，他一直用傳真向《南方週末》編輯部傳稿，但那一次，編輯何保勝收到的傳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樣如此。
“這事兒太詭異了。”他給王小波打電話，第三次收傳真，何保勝才終於看到了稿子。不久，他聽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壇的影響越來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擋在他面前最大的敵人。曾採訪過王小波的黃集偉惋惜地說：“太可惜了，當時曙光就在前面。”雖然他的小說發表阻力依然很大，但雜文很受讀者歡迎。
從1995年1期起，《黃金時代》開始在《人之初》雜誌連載
王小波之死，引起了劇烈的社會反響。王小波去世後的一個多月，共有約一百四十多家海內外媒體發佈了有關報道、評論和悼念文章，互聯網有人制作了王小波專頁。
王小波的某些話像格言一般被流傳，如“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等等。
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時代三部曲”幾經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決定出版，出版社本來還為書的銷路擔憂，但是，隨著王小波的死亡，情況旋即出現突轉：“出版社每天收到來自五湖四海的問詢，購書單雪片似地飛來。”
一時間洛陽紙貴，“時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資深記者說：“多年來，沒有哪一部嚴肅小說受到這樣廣泛的關注，它幾乎是家喻戶曉了。”
然而，逝者已矣，靜靜地睡在太平間的王小波，永遠無法聆聽這“山呼海嘯”般的反應了。
4月16日前後，王小波的死訊剛傳開時，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徵都在美國，妻子李銀河遠在英國，北京只有老邁年高的母親宋華。
此時，王小波的好友胡貝、趙寧等人，主動出來幫著主持治喪事宜。胡貝說：“小波沒單位，也沒加入作協，他的事得由我們來辦了。”
於是他們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親家）大院裡借了一間房子，拉了兩根電話線，接上一部傳真機，作為“王小波治喪辦公室”。
此後每天二十四小時“熱線服務”，接收全國各地的弔唁電話和傳真。因為傷心和忙碌，幾天的功夫，胡貝只吃了幾袋方便麵，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樓梯上，還是宋華找來醫生給他掛了吊瓶。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寶山一號大廳，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趕來送王小波最後一程。
除王小波的親友，還有很多自發的弔唁者，他們大多來自傳媒界、學術界、文學界，還有一些素味平生的讀者。
根據李靜的回憶，那天八寶山幾個攤點的鮮花，都被人們搶購一空。這些手持鮮花的送葬者，用沉默與花朵，表達了對王小波的敬意。
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電影導演張元，知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家輝，著名學者秦暉、丁東、謝泳等。
追悼大廳前方的舞臺上，是湖水藍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結成了蝴蝶結，黑色的橫匾上懸掛著幾個大字：安息吧，小波。
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時的照片。王小波遺容安祥，但他遺體的額頭卻有一塊褐色傷痕。
由於心臟病發作引發的劇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頭抵牆，甚至用牙齒刮咬牆壁。因為他臨終前寓所的牆上有牙齒劃過的痕跡，地上有牆灰。
現場的氣氛很悲傷，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還是發現了異樣。花城出版社的編輯鍾潔玲就為此而發出質疑：“奇怪的是，當中沒有作家協會的人員，也沒有一個小說家。
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將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說家，但是，在他死的時候，他的作品沒有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之內，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王小波沒有單位，也沒有加入作協。
生前他說過：‘聽說有一個文學圈，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他是一個局外人，但卻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一個為自己的真理觀服務的自由撰稿人。”
這種質疑之聲，既凸顯了文壇與王小波的隔膜，也將這種隔膜置於大眾視野中，成為批判中國主流文學體制的信號。這種對立情緒，是否正確合理，還有待時間檢驗。
為避免節外生枝，治喪委員會的幾個朋友，撤去了所有前來弔唁的人們送的輓聯，只保留作家劉心武（當時卻未能趕到）的一副“願小波先生在天堂快樂逍遙”。
也許，“快樂”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創作的特質，也蘊含了親友們對他生前狀態的理解——這個把快樂帶給大家的作家，其實很少真正快樂過，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話說：“我一生都活在抑鬱之中。”
上午10點左右，追悼會開始，大家排成兩行，魚貫進入大廳，向王小波遺體告別。大廳裡放著的不是哀樂，而是貝多芬的奏鳴曲，據說這是王小波愛聽的樂曲。
王小波去世的時候，“時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趕製了三本書的封面。鍾潔玲和胡貝等人，將書的封面依次攤開，擺放在覆蓋王小波的白色床單上。
突然，胡貝發現，在大廳走廊裡，還站著三四十人，看樣子也是來送小波的。
他們是一群面帶悲傷的男人，手捧鮮花，神情卻有幾分怪異，他們有的肅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沒有一個人說話。
胡貝走過去，對中間看似領頭的一個男子說：“既然來了，就請到大廳一起去送小波吧。”
那個男子卻哽咽著說：“不用了，我們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滿足了。”
胡貝有些發矇，還是客氣地把這些人往裡讓。那男子只是推辭。
這時，那男子慘笑了一聲，大聲喊道：“小波先生是個好人，他把我們當人！”
這時候，胡貝才突然醒悟，他們是王小波和李銀河做同性戀調查中的受訪者，在當時尚屬保守的社會氛圍中，王小波給予了他們平等的尊重。
這絕不只是掛在嘴邊說說的宏大門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從的精神原則。
追悼會結束後，大約下午3點，李銀河、王晨光與胡貝、趙寧，抬起王小波的遺體，將他送入焚屍間。眼看從此陰陽兩隔，眾人早已泣不成聲。
按照八寶山的規矩，胡貝將兩瓶二鍋頭和兩條金箭煙輕輕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
為讓小波走得安心，親友們特別申請了當時最先進的電子控制火化爐，該爐是從日本引進的，號稱“遠東第一爐”。
然而，火化過程中出了點問題。當火化工緩緩按下按鈕時，機器居然沒有如期運轉。那位師傅用低低的聲音說，這位先生，您的東西，我不能要了，還請您幫個忙。
胡貝忙問要幹什麼。師傅請胡貝在機器啟動時，用胳膊頂住安放屍體的鋼架，將小波送入爐火中。胡貝看了一眼那個鋼架。王小波的個子大，躺在那裡，腳還露在外面不少。
機器再次啟動了，胡貝和王晨光頂住鋼架，輕輕地移動著，一點點將小波送入爐中，眼淚卻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來。
多年以後，在人民大學西門的一個茶吧，當胡貝先生向筆者講述那一幕，依然是淚流滿面。他堅持認為，那是小波捨不得走：
他境界高遠的事業才剛剛起步，他對美和愛的執著追求，才剛剛為世人所瞭解，卻因意外撒手人寰，這怎生不令人痛斷肝腸，惋惜不已。爐火熊熊，斯人已去，文風浩浩，卻已成絕響！
其實，王小波的朋友圈子裡，大家對他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幽默感。他們既將他看作作家，也將他看作一個善良、義氣、低調，同時又才華橫溢、幽默的好朋友。
他出現在朋友身邊，總能帶來潑辣機智的笑話和輕鬆善意的關懷。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祭日那天，王小波的朋友們，無論是“發小”，還是在雲南一起下鄉的“插友”，或大學同學，都會自動組織起來，去他的墓地看望。
大家在小波墓前，也不會太過凝重，而是親切地嘮著家常，好像他還活著：“小波，今天雲南插隊的舍友都來看你了，你在那邊好嗎？”“在那邊你又在寫什麼呢？又是哪個時代呀？”
彷彿在天上的王小波也能聽到朋友們的善意調侃……
遠在加拿大的作家、也是王小波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胡威先生，在王小波去世時，於當地華人報紙《華夏文摘》上發表了一首小詩，頗能道出大家的緬懷情緒，特引於此。
《綠毛水怪》，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
其中，“水怪”指的是王小波的小說《綠毛水怪》，而“山牛”則寓指王小波小時候的綽號“大野牛”。
紀念王小波
胡威
日日紅塵上陌頭
忽聞人去不能留
微言玉屑因情篤
海口銀珠是才修
獨記幽懷憐水怪
偏生倔骨傲山牛
應知豪氣流傳遠
踏過黃泉嘯未休
王小波想到過死亡，思考過死亡，但死亡的到來卻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獨立紀錄片導演安德烈的採訪時，王小波笑著聲稱，目前還沒考慮死亡的事。
然而事實是，雖然只有四十多歲，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卻好像總在進行“人生衝刺”。
他對人聲稱，四十歲之前的生活值得過，而過了四十歲，就是被生活慢慢閹割的過程。這是一種清晰的死亡意識。
或者說，王小波的寫作和價值觀，總是有一種“青春氣質”，他懼怕衰老，懼怕死亡對存在感的剝奪，懼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東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
王小波的早期小說《我在荒島上迎接黎明》，曾談到死亡對青春氣質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視著黑夜。我不明白我為什麼會死。到我死時，一切感覺都會停止。我會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無感覺，寧願有一種感覺會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後，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戲謔地寫過自己的死亡：
事實上，我要做個正經人，無非是掙死後塞入直腸的那塊棉花。
我根本用不著這麼做，我也用不著那塊棉花，就算它真這麼必要，我可以趁著還有一口氣，自己把它塞好，然後靜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麼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來，所謂“死後哀榮”，如果抽去話語光環，無非是給自己掙一塊“塞入直腸的棉花”。
死亡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它為生命賦予永恆的終止的尊嚴；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讓死者在歷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痕跡。在這篇小說中，王小波還寫道：
在這種夜裡，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恆。死的氣氛逼人，就如無窮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無論做了什麼，都是同樣的渺小。
但是隻要我還在走動，就超越了死亡。現在我是詩人。雖然沒發表過一行詩，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更偉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詩人，在馬上為自己吟詩，度過那些漫漫的寒夜。
自由和浪漫的敵人，除了專制之外，就是死亡的永恆力量。死亡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個過程，一個緩慢絕望的過程；死亡又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過程，它是一個個微小的死亡的突然性絕望爆發。
德國浪漫派詩人熱衷探討死亡。在他們看來，死亡是終極力量，也是最終和最高的理性。而在日本文藝思想中，死亡卻是一種積極實踐，是甜蜜而短暫的睡眠。
在對死亡的超越中，人真正獲得了永生。而這種超越，有時就會是情愛。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也有不少王小波小說那些坦誠熱烈、又真摯強悍的性愛。
小說開篇即寫道：“櫻花飄零，成為文人感嘆的題目，月亮普照大地，很快又沉沒于山脊，唯有人類的情慾綿綿無有絕期。”
小說結尾，主人公世之介，帶著幾百名家臣，連同無數金銀財寶和巨船“好色丸號”，消失在尋找傳說的極樂世界——遲女島的茫茫海霧中。
這也讓我們想到了《黃金時代》的結局，重溫舊夢的陳清揚和王二，再次體驗了性愛的美好，就此分離，天涯茫茫，老死不再相見。
他們將最美好、最青春的激情，留給了回憶，留給了雲南旱熱的風。 他們拒絕世俗倫理和道德是非，將自己留在了塵世中備受摧殘，直至死亡。
《黃金時代》，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小波試圖成為一個精神上“強悍”的作家，在浪漫的雲南熱風中，在革命時期驚世駭俗的愛情裡，在唐傳奇高蹈流走的流氓英雄狂想裡，王小波以文藝復興式的巨人姿態，復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
他驕傲、粗鄙、歡樂，內心充滿了頑童的惡作劇與憤世的諷刺與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說，他的悲觀和憂鬱，讓他喜歡沉溺於想象世界。
他將挫折訴之於沉默，將反抗形成紙上的帝國，他的悲觀聯繫著他的敏感，而他的喜劇精神，卻聯繫著他對虛偽的嘲諷，無情的挪揄，以及刻薄的巧罵。
他不斷彆扭地試圖走入公眾世俗空間，然而代價卻是不斷退入內心。他頑強地表達自己的驕傲，卻不能將敏感的心變得堅硬粗暴。
如果說，一個作家總有自己最輝煌的時刻，那麼，王小波最輝煌的一刻，卻是孤獨的死亡之後。很多人將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聯繫在一起，作為1990年代商業背景下文化英雄最後的悲壯悼詞。
他們都是生前籍籍無名，死後聲名大噪。恰好，他們也都在“殘忍的春天”離開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陽春三月山海關的野花中，主動獻祭了肉身，以血肉橫飛的慘烈，極致化地反襯了最後的詩意牧歌。
而王小波卻死於乍暖還寒的四月，一次疾病無恥的“偷襲”。他的一生都處於“未完成”的前進狀態，卻突然被強行拗斷。
他的輝煌是以“空缺”為前提的——沒人知道他活著，還能為中國文壇寫出什麼。
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光彩奪目”地亮相在中國文壇。他的形象被定義為那個“面對南牆，弓著身子死去”的高大而抑鬱的男人。
與這個形象相聯繫，則是一系列的想象與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開卡車的作家，經常收到謾罵性退稿信的作家，以性寫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這一切都被牽連入了作家的死亡。
也許，無論是王小波，還是海子，都是90年代中國文學生產的“漫不經心”、卻又含義深刻的“隱喻”。
在文化英雄遠去、資本英雄凸顯的90年代，人們需要緬懷的“偶像”，人們不需要他們活著，只需要他們以亡靈的姿態活在紙面上，成為哀悼我們內心詩意理想的憑證。
這樣，我們才能心安理得地撲向資本誘人卻膚淺的懷抱。那些家喻戶曉、具有魅力的經典意義的大作家，已不再成為現實中文學生產的目標。
我們需要文學生產出“死亡”，在死亡中，意義被變相、扭曲地複製，成為我們心靈狂歡的發洩口。
可以說，王小波之死，既是1990年代的標誌性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一個巨大形象座標。對“去歷史化”的1990年代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正是王小波之死，造成了接受場域的話語爭奪——媒體、官方、文化工業、知識精英、文學圈，都圍繞著這一話題進行激烈交鋒。期間也有各式各樣的塗抹、矯飾和故弄玄虛。
這也使王小波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變得迷霧重重。他時而被看做意識形態的抵抗者和異見分子，被某些人推崇著，被另外某些人封殺著；又時而被看做性寫作先驅和自由主義文學代言人。
正是在死亡的一刻，真實的王小波逐漸退隱，而符號的王小波開始不斷浮現在公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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