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1月1日英國泰晤士報誕生。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的一張綜合性全國發行的日報，是一張對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發揮著巨大影響的報紙。昔譯《太晤士報》，又稱《倫敦時報》。
《泰晤士報》隸屬於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長期以來，《泰晤士報》一直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主流大報，被譽為“英國社會的忠實記錄者”。《泰晤士報》在英國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被魯伯特·默多克收購之後，有指《泰晤士報》的風格逐漸趨向保守。該報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支持英國保守黨。
《泰晤士報》的英文名稱The Times，中文直譯過來應該是《時報》。然而它的譯名卻變成與讀音相近、但毫無關聯的“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一樣。由於約定俗成的關係，錯譯保留至今。現今世界各地有許多名為Times的報章，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為了區分出來，《泰晤士報》有時被英語使用者稱為《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泰晤士報》是世界上第一張以“Times”命名的報紙。
到1803年沃爾特兒子小沃爾特接手《泰晤士報》時，又進一步擴大該報的報道面，一步步把《泰晤士報》推上了它歷史發展的第一次巔峰。
這一時期，小沃爾特對《泰晤士報》進行了全面改革：
1.在經營方面，該報完全割斷和政府的聯繫，依靠廣告和發行收入而充分自立。
2.在報道方面，它大量刊登國內外要聞，派遣幹練的記者奔赴國內外熱點地區採訪獲得許多獨家新聞， 1815年拿破崙滑鐵盧戰敗的消息就是由《泰晤士報》搶先報道的。當時《泰晤士報》在國外的影響力很大，以至於報社的駐外記者常被人們視為第二大使。
3.在言論方面，它崇尚獨立，通過遍佈全國的記者網經常瞭解各基層的情緒和意見作為評論依據，因此逐步成為輿論界的重要力量。
4.在技術方面，重視新技術，率先採用蒸汽印刷機、輪轉印刷機，不斷提高印刷質量和速度。經過這些改革《泰晤士報》成了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大報，到1847年小沃爾特去世時，《泰晤士報》的發行量已達三萬多份，竟然超過了倫敦其他大報發行量的總和。
沃爾特一世時期
《泰晤士報》誕生於1785年，創始人為約翰·沃爾特。誕生之初這張報紙的名稱為《世鑑日報》(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正式改為現名。約翰·沃爾特同時也是《泰晤士報》的第一位總編。他於1803年辭職，將發行人和總編之職傳給其子小約翰·沃爾特。約翰·沃爾特雖然曾因誹謗罪而入獄16個月，然而正是在約翰·沃爾特職掌時期，《泰晤士報》最先將新聞採訪觸角延伸至英國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這為《泰晤士報》在政界和金融界內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作為一張綜合型日報，《泰晤士報》關注的領域包括政治、科學、文學、藝術等等，並幾乎在每個領域都贏得了良好的口碑。《泰晤士報》在創立初期都是有獲利的，而且利潤空間非常之大，幾乎沒有另外一份報紙能在品質或財務上與之抗衡。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泰晤士報》的從業人員，包括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的收入皆高於任職於其他報紙的新聞從業者。
沃爾特二世時期
19世紀早期，《泰晤士報》歷任三位總編輯約翰·斯托達特、托馬斯·巴恩斯和約翰·撒迪厄斯的勵精圖治，其影響力再次得到增強，尤其是在英國政治和倫敦事務領域。
《泰晤士報》是第一張擁有駐外記者的報紙，也是第一張派駐戰地記者的報紙。W·H·羅素曾經被《泰晤士報》派駐到克里米亞戰場，他所撰寫的一系列戰地報道曾經使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記者聲名大噪。
在19世紀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泰晤士報》都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國內戰中，該報就公開反對蓄奴制。《泰晤士報》會依自己的價值取向而公開支持某些政治人物，卻從不迎合公眾的觀點。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說：“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擁有《泰晤士報》那樣強大的力量。”。
約翰·沃爾特三世時期
1847年，約翰·沃爾特三世接任他的父親成為報紙的發行人。儘管沃爾特家族在政治上越來越保守，《泰晤士報》的言論卻始終保持著獨立。然而1850年前後，廉價的“便士報”的迅速崛起對《泰晤士報》的生存和發展形成了巨大威脅。主要威脅主要來自兩張成功的廉價報：《每日電訊報》和《每日郵報》。
北巖爵士時期及其後
1880年，北巖爵士取得了該報的所有權，加以革新，使之重有起色。1922年，約翰·雅各·阿斯特從北巖爵士手中收購了《泰晤士報》。1930年代是《泰晤士報》發展史上極不光彩的一段時期，因為該報秉承“綏靖政策”，公然縱容德國的侵略活動。其時，《泰晤士報》的主編喬治·傑弗裡·道森和英國首相張伯倫結成政治同盟，公開支持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1966年，阿斯特家族將《泰晤士報》出售給來自加拿大的大出版商羅伊·湯姆森。也正是在這一年，《泰晤士報》開始在報紙的第一版刊登新聞報道(在此之前，《泰晤士報》的第一版一般主要刊登小型的奢侈品廣告，對象為英國的富人階級)。這時的《泰晤士報》已經不堪重負。
默多克旗下
發生於1979年的一起工業糾紛使得《泰晤士報》停刊將近一年。直到1981年，新聞集團的魯珀特·默多克以1200萬英鎊收購了該報。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同時還擁有英國發行量最大、以三版女郎而聞名的通俗報紙《太陽報》。
收購《泰晤士報》後，默多克立即撤換了原來的總編輯威廉·李斯-摩格，並委任哈羅德·埃文斯擔任新總編。埃文斯對《泰晤士報》做了較大規模的改革，主要包括對新的採訪和傳播技術的採用以及引入了更加高效的管理系統。1982年，《泰晤士報》開始採用當時電腦排版和激光照排印刷技術。這一舉動導致《泰晤士報》的一次大幅度裁員，其印刷部門的員工總數從375人縮減到186人。然而此時記者們還不能直接通過打字輸入來撰寫稿件。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86年。
2005年，英國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泰晤士報》日均發行量為68.8萬份。這一銷量已經是《泰晤士報》近年來最好的發行水平。同屬綜合性品質報紙的《每日電訊報》在銷量上要高於《泰晤士報》，其日均發行量約為92萬份，訂戶總數也超過30萬。
《泰晤士報》與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作的The Good University Guide被視為英國大學教育的權威指南，然而不少人誤將製作全球大學排行榜的泰晤士高等教育視為《泰晤士報》一部份，然而兩者早已於1971年分家，兩公司自此並無關係。
北巖報團時期
1908年，北巖報團取得了該報的所有權，加以革新，使之重有起色。北巖報團的掌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姆斯沃思，這個人很有本事，現在英國很有名氣的兩種小報《每日郵報》和《每日鏡報》就是由哈姆斯沃思創辦的，後來被封為北巖勳爵。他任命道森為主編，全力革新，使《泰晤士報》重有起色，發行量由3萬份上升到31萬份，這是《泰晤士報》的第二次巔峰時期。
阿斯特家族時期
1922年，約翰·雅各·阿斯特從北巖報團手中收購了《泰晤士報》。30年代是《泰晤士報》發展史上極不光彩的一段時期，因為該報秉承“綏靖政策”，公然縱容法西斯德國的侵略活動。其時，《泰晤士報》的主編喬治·傑弗裡·道森和英國首相張伯倫結成政治同盟，公然支持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羅伊·湯姆森時期
1966年，阿斯特家族將《泰晤士報》出售給來自加拿大的大出版商羅伊·湯姆森。也正是在這一年，《泰晤士報》開始在報紙的第一版刊登新聞報道（在此之前，《泰晤士報》的第一版一般主要刊登小型的奢侈品廣告，對象為英國的富人階級）。這時的《泰晤士報》已經不堪重負。
湯姆森本是加拿大人，50年代到英國闖蕩，創建了湯姆森集團公司，該公司是二戰以後英國最大的報業公司，目前尚擁有五十多家地方日報、五十多家雜誌。儘管由這麼大的報團來經營《泰晤士報》但也沒能挽救《泰晤士報》。老湯姆森曾為彌補報紙赤字花掉了80萬英鎊的家產，老湯姆森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小湯姆森不堪重負，最終將《泰晤士報》以1200萬英鎊的價格賣給了傳媒大王默多克。
默多克時期
1981年，新聞集團的魯伯特·默多克以1200萬英鎊收購了《泰晤士報》。默多克堪稱傳媒界奇人，他從澳大利亞辦一份小報起家，逐步成為澳大利亞著名報業主，它控制著澳大利亞三分之二的報紙。1969年進入英國創業，先後買下了《太陽報》、《世界新聞》、《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及其附屬的三種週報和《利物浦郵報》等三十多家地方報紙，還有廣播電視臺，組成了新聞集團，成為目前世界上由個人控制的最大的媒介集團，個人財產已超過110億美元。
收購《泰晤士報》後，默多克立即撤換了原來的總編輯威廉·李斯·摩格，並委任哈羅德·埃文斯擔任新總編。埃文斯對《泰晤士報》做了較大規模的改革，主要包括對新的採訪和傳播技術的採用以及引入了更加高效的管理系統。1982年，《泰晤士報》開始採用當時電腦排版和激光照排印刷技術。這一舉動導致《泰晤士報》的一次大幅度裁員，其印刷部門的員工總數從375人縮減到186人。然而此時記者們還不能直接通過打字輸入來撰寫稿件。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86年。
在編輯方面，《泰晤士報》力求新穎，注意尋找嚴肅性和可讀性之間的平衡，更多地採用彩色報紙和大幅彩色照片，總體風格進一步軟化，對重要文章都要求“以跳動的文字抓住讀者”。另外，該報擴大了報道範圍，在保持言論、頭版頭條獨家新聞報道這些傳統優勢的基礎上，社會新聞、體育、音樂和文學等內容也明顯增加，目的在於適應青少年讀者閱讀習慣的變化，吸引更多的年輕讀者。
自《泰晤士報》被傳媒大王默多克控股後，《泰晤士報》的變化就一直是個敏感話題。當時很多英國人擔心，《泰晤士報》將會像默多克先期收購的《太陽報》一樣，大肆刊登“醜聞、半裸女郎照片”，該報總編輯斯托薩德先生等認為，報紙既要保持傳統優勢，又要符合當代讀者的口味，變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報紙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如今的《泰晤士報》雖然不無默多克傳媒經營手法的痕跡，但是近年來《泰晤士報》的調整，更多地體現在競爭手段上，而傳統風格變化不大，政治性報道的數量並未減少。
2005年，英國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泰晤士報》日均發行量為68.8萬份。這一銷量已經是《泰晤士報》近年來最好的發行水平。同屬綜合性品質報紙的《每日電訊報》在銷量上要高於《泰晤士報》，其日均發行量約為92萬份，訂戶總數也超過30萬。
特徵
《泰晤士報》一直秉承“獨立地、客觀地報道事實”、“報道發展中的歷史”的宗旨，但縱觀其200多年的歷史，可見該報的政治傾向基本上是保守的，在歷史上歷次重大國內及國際事務上支持英國政府的觀點。
《泰晤士報》每天40版左右，版面主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國內外新聞、評論、文化藝術、書評，一是商業、金融、體育、廣播電視和娛樂。報道風格十分嚴肅，報道內容也很詳盡。其讀者群主要包括政界、工商金融界和知識界。
默多克收購《泰晤士報》後，曾一再強調自己不會干涉報紙的編輯方針，不降低其歷史積澱的品質和風格，但有指《泰晤士報》仍發生了一些變化。在編輯風格上，圖片新聞更多，社會新聞的比例在加大；在政治傾向上，出現了親美國政府的趨勢。
附錄：歷任發行人、主編和在職專欄作家
歷任發行人
• 約翰·沃爾特 (1785-1803年)
• 小約翰·沃爾特 (1803-1847年)
• 約翰·沃爾特第三 (1847-1894年)
• 亞瑟·弗雷澤·沃爾特 (1894-1908年)
• 北巖爵士 (1908-1922年)
• 阿斯特家族 (1922-1966年)
• 羅伊·湯姆森 (1966-1981年)
• 魯珀特·默多克 (1981- )
歷任總編
• 約翰·沃爾特 (1785-1803年)
• 小約翰·沃爾特 (1803-1809年)
• 約翰·斯托達特 (1809-1817年)
• 托馬斯·巴恩斯 (1817-1841年)
• 約翰·迪雷恩 (1841-1877年)
• 托馬斯·切諾利 (1877-1884)
• 喬治·厄爾·巴克爾 (1884-1912年)
• 喬治·傑弗裡·道森 (1912-1919年)
• 亨利·威克漢姆·斯蒂德 (1919-1922年)
• 喬治·傑弗裡·道森 (1923-1941年)
• 羅伯特·麥克高溫·巴林頓－瓦爾德 (1941-1948年)
• 威廉·凱西 (1948-1952年)
• 威廉·黑利 (1952-1966年)
• 威廉·李斯－摩格 (1967-1981年)
• 哈羅德·埃文斯 (1981-1982年)
• 查爾斯·道格拉斯·休姆 (1982-1985年)
• 查爾斯·威爾遜 (1985-1990年)
• 西蒙·詹金斯 (1990-1992年)
• 彼得·斯托薩德 (1992-2002年)
• 羅伯特·湯姆森 (2002- )
在職專欄作家
• 西蒙·巴恩斯
• 艾倫·科倫
• 本傑明·科恩
• 伊萊斯·科恩
• 邁克爾·高夫
• 提姆·休姆斯
• 安東尼·霍華德
• 菲利普·霍華德
• 米克·休姆
• 阿納托爾·卡萊斯基
• 馬格納斯•林克萊特
• 安東尼·羅伊德
• 本·馬奇泰爾
• 凱特琳·摩倫
• 理查德·莫里森
• 馬修·派里斯
• 利比·珀維斯
• 威廉·李斯－摩格
• 彼得·李戴爾
• 尼克·羅賓遜
• 瑪麗·安·西格哈特
• 詹妮斯·特納
• 佩興斯·維特克勞夫特
該企業品牌在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編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中名列第四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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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視角：《泰晤士報》如何評價清末新政?
清末的十年，新政改革風起雲湧，又恰似迴光返照。英國《泰晤士報》作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媒體，正在以西方人的視角進行著觀察與透視。中國作為神秘的東方大國，自然也備受《泰晤士報》的關注。1901年3月29日，《泰晤士報》刊登了對李鴻章的採訪。
進入20世紀的中國，正是清王朝垂死掙扎的時期。清末的十年，新政改革風起雲湧，又恰似迴光返照。再多興奮劑、玻尿酸也無法挽救一個將死的老人。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將何去何從？世界都在注視著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國。英國《泰晤士報》作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媒體，正在以西方人的視角進行著觀察與透視。
《泰晤士報》是英國報紙的“老字號”，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力，是一張綜合性的世界級大報。早在19世紀初期，《泰晤士報》就向世界熱點地區派出了海外記者，深入新聞一線，以零距離視角進行新聞報道。中國作為神秘的東方大國，自然也備受《泰晤士報》的關注。隨著中英之間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以及鴉片戰爭的爆發，《泰晤士報》也曾特派駐華記者進行跟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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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報》記者拍攝的清末斬首海盜現場
1901年3月29日，《泰晤士報》刊登了對李鴻章的採訪。此時距離李鴻章去世還有八個月。採訪由《泰晤士報》特派記者布蘭德在北京完成，他與李鴻章進行了專門會面，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上一次是1896年在天津。
在布蘭德的第一印象中，此時的李鴻章明顯蒼老了很多，但精神依然不錯。李鴻章坦承，中國唯一需要懼怕的國家只有俄國。因為中國正面臨著失去領土的威脅，而這個威脅就是俄國。然而，在五年前，李鴻章還對俄國幫助中國收復遼東半島報以感激。
對於滿洲里的問題，俄國虎視眈眈。李鴻章認為，滿洲里隨時面臨被俄國吞併的危險，清政府與俄國早晚會簽署滿洲里協定。
11月7日，李鴻章在北京逝世。11月8日，《泰晤士報》特此刊髮長篇文章，記述李鴻章恢弘的一生。在《泰晤士報》看來，李鴻章是“走一步看一步”政策的化身，正是李鴻章把大清帝國拖到了毀滅和瓦解的邊緣。
對於李鴻章主持的外交部門，英國人認為是一貫拖拉、扯皮，是無賴和腐敗的中心。甲午戰爭的失敗，猶如被掀翻的紙糊房子，是李鴻章短視的結果。
《泰晤士報》批評李鴻章刻意忽略全面學習西方國家文明的機會，同時還要為自己尋找藉口，以規避歷史的嚴重裁決。
李鴻章曾評價自己是“裱糊匠”，《泰晤士報》的批評似乎正是針對於此。
李鴻章去世的時候，西逃的慈禧與光緒正在河南開封，開封上下都在忙著為老佛爺祝壽做準備。1902年1月7日，慈禧迴鑾紫禁城。這件事對於當時來說，是一件世界大事。《泰晤士報》再次進行了不同解讀。
慈禧回京，京城沿途被粉刷、裝飾一新。城牆被塗上了朱漆，城門被裝點上了金枝玉葉，甚至連一些年代久遠，但被八國聯軍炮火毀壞的磚塊、石頭都被換掉。在英國人眼裡，這是清廷極力擺脫曾百般掙扎過的印象，是幼稚而可鄙的。對慈禧的西逃，被認為是昧著良心的。
對於慈禧向十一國宣戰的公然挑釁行為，《泰晤士報》認為，是被端親王與董福祥對義和拳天賜神力的吹噓所蠱惑。
慈禧回京後，是否會對庚子事變進行深刻反思，並啟動改革。英國人是非常失望的。
“我們時不時看到朝廷丟出一份有關改革的上諭，但是這些上諭在清國卻似乎激盪不出幾分信心。”
另一個讓英國人失望的是，支持拳亂、圍攻使館的要犯並沒有得到嚴懲。比如順天知府陳壁，不僅對改革沒有一點興趣，還關閉了北京僅有的一家獨立報紙和一所國立工業學校。董福祥的兩個下屬還陪在慈禧身邊，一路護送慈禧返京。
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舉國歡騰。革命黨人吳樾化裝潛入北京正陽門火車站，用炸彈襲擊五大臣。《泰晤士報》認為，“清國邁著蹣跚遲疑、猶豫不決的腳步，終於嘗試這要踏上改革的漫漫長路之前，這次的暴行就像是重重困難中的一個噩兆，必須先被妥善解決。”
英國人也知道，中國地理遼闊，問題複雜。想要在根本上解決改革的問題，“不可能像一個人脫掉一件衣服後，再穿上另一件那麼簡單就能完成。如果改變真的發生，那將是一個緩慢或許還伴隨著種種陣痛的階段。”革命黨用炸彈刺殺五大臣一事，就被認為是這種陣痛的象徵和標誌。
一年後，1906年9月1日，清廷發佈預備立憲詔書，將對官制進行改革。《泰晤士報》既質疑是“一切都還停留在紙上”，又猜測可能“是一場對腐敗的官僚階層直截了當的宣戰。”
英國人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自洋務運動以來，尤其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讓人對清廷的政治改革失去了信心。《泰晤士報》也關切地提到了幾個問題，比如滿人終生俸祿的制度會被取消嗎？滿人的其他特權會被剝奪嗎？官制會沿用日本的模式嗎？封疆大吏會裁撤嗎？
《泰晤士報》為此評論道，“清國人的這些理想，一定要刺破無知和自古以來對於外國人野蠻仇視的厚重硬殼。他們必須要讓自己遠離腐敗的滿人官僚統治。”不過，英國人也送上了祝福，“如果它們真正被付諸實施，清國從此轉型為一個真正進步中的國家的話，我們會為此感到由衷的喜悅。”
對於中國的點滴改革進步，英國人也是看在眼裡的。1908年9月29日，《泰晤士報》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新的北京。
“再也看不到遠古年代的守夜人出巡在午夜的街道上，敲打著手中的竹板和響鼓。如今四下望去，盡是新式的警察，他們身穿整齊劃一的外國式制服，手持著來復槍巡邏。”
“在動物園和植物園裡，每天都簇擁著大批的男女，作為一個典型的清國公共場所，所有的居民都為這裡感到驕傲。”
“當漫步在北京新鋪設的街道上，總令人想起，在過去，因為統治者的無知和軟弱，這裡曾是如何的粗鄙不堪。”
1908年11月，光緒、慈禧相繼去世，震驚世界。《泰晤士報》評價光緒的一生是“其實是活在專橫的、肆無忌憚的慈禧皇太后統治之下的，對於她轉彎抹角的政策，以及帶給天朝的災難性後果，他只能陡然無味地痛惜、喟嘆。”
對慈禧，英國人也給出了讚美。認為在全盤來看，慈禧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由於深刻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她最終接受了違反自己所有專制之舉和女性本能的改革主張。她的臨終詔書以及在病榻前傳遞給全國上下的重要訊息，都顯示了她最終完全意識到，必須在這個國家裡實施一場不可避免的、生死攸關的變革，她意識到滿人教給她的，而她也曾篤信像山一樣亙古不變的所有傳統，都不過是一種行將滅亡的舊秩序。”
武昌城裡一聲槍響，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英國人在報道中認為，“滿人所掌握的腐朽衰敗的政權已行將滅亡”。評價攝政王載灃被慶親王和張之洞誤導，是“一隻後知後覺的呆頭鵝”。《泰晤士報》認為，目前中國並不適合共和政府，孫文和頭腦輕率的革命黨人鼓吹的共和並不適應於當下的中國，應該維持君主政體。同時以合適的憲法來限制，然後再不斷進行完善。
一個政權最終走向了衰亡，《泰晤士報》以西方人的視角，見證了這段難忘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就是昨天的新聞，一百年後，當我們再翻看這些史料時，猶如追尋著當年的記者，一樣經歷了古老帝國的重生，彷彿感覺自己穿越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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