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中的部分“汝窑”，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北宋官窑”，是“北宋官窑”窑场烧制的窑器。只有“北宋官窑”窑场烧制的“汝窑”才是史称的“汝窑”。
当代许多古汝州行政区内民窑窑址出土的宋代天青系青瓷窑器，包括宝丰清凉寺的贡器，其在宋代史料上可查证的称呼皆为“汝州青窑器”。史上没有宋人称古汝州窑场的青窑器为“汝窑”的记载，史称的“汝窑”，如果说跟汝州青窑器有关系，那也只是烧制工艺技术的传承关系。
在两宋史籍中，要注意区别“汝窑”除窑器外，有时也做为“汝州窑场”，“汝州的青窑器”缩语使用。比如“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句话里的“汝窑”即是指“汝州青窑器”。宋史上的“汝窑为魁”一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汝州窑场造的青窑器为青窑器之魁。这里面的“故”字是“原来”、“过去”的意思，汝州窑场造的青窑器为魁是指海选“入禁中”前的各地青窑器入选排序。
和今天我们的宋瓷分类常识不一样，在两宋时代，作为窑器使用的“汝窑”一词与今天我们常常说的“北宋官窑”，在人们的语境里，其实是一件事。“汝窑”一词，指的是“北宋官窑”生产的窑器，“北宋官窑”一词，指的是生产“汝窑”的窑场。
南宋人口中的北宋“京师自置窑”，或今人口中的“北宋官窑”，所产出的窑器，之所以在两宋史籍中称为汝窑，是因为，在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窑区内，烧制“新礼器”的不是官匠，也不是“差雇”的民窑匠，而是官家“和雇”到窑区的汝州民窑窑匠。这些和雇的汝州民窑匠在高“雇值”激励下，以世代传承的烧瓷技艺，相对自主地为官家烧制自己擅长的，汝州特色的天青系青瓷。
“和雇制”系北宋皇室招诱匠作高手所置。依时置估，对物给价（这是北宋官窑作品在窑区内有大量窑工私人窖藏存世的原因），雇值根据技艺高低，熟练程度，作品质量等指针衡量。宋史记载：“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
在南宋人的口中，“汝窑宫中禁烧”叙词里的“宫中禁烧”一语，明确指出：汝窑是在北宋官窑窑场禁（封闭）烧出来的。南宋人周辉口中的“禁”，是形容词，而不是人们理解的动词和名词。是“圈禁”、“封闭”、“隔离”的意思。不是今人瞎说的“禁止烧”，也不是“宫中烧”的意思。所谓“北宋官窑”，在两宋时期，只是指官家的一个烧窑管理机构，和烧窑需要的工作区域，这个区域应在开封府所辖雍丘和东明之间，黄河冲积平原，一个“内官营”羊（马）营禁地原址上。那里至今还有北宋时人工挖掘的通往开封内城的河道遗迹（现叫淤泥河），及内官营驻地名称（现叫内官营村）。
北宋的开封府是北宋京师的唯一正式行政名称，其行政区域远大于今天的开封市，把北宋的开封仅仅想象成城摞城的开封皇城，是今人的一种想当然。考古界认为北宋官窑窑址应在现在开封市内的地下，是严重忽略了对北宋开封府所辖区域的解读。下面是一幅北宋开封府行政区域与现代行政区域对照图
宋瓷史上，宋人的一些称呼和今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南宋人叶寘口中的“名曰官窑”，原本是在告诉读者，京师自置窑“名曰皇窑”。 在宋代，没人称皇帝为皇帝，而是称“官家”，即是赵匡胤，其后人也不称“太祖皇帝”，而称“太祖官家”或“太祖官里”。北大教授秦大树就一直觉得把北宋“京师自置窑”称作“官窑”似乎有什么不妥，认为应该称为御窑。
北宋史上没有北宋人以何种名称称呼“北宋官窑”的记载，整个北宋朝野都对今人所称的“北宋官窑”，实为“皇室内窑”知之甚少。这跟北宋行政部门无权过问有关。
皇窑涉及皇家祭祀礼制，一切皆由宫内人操办。宫内应有一“董窑”部门，“董窑”和姓氏无关，“董窑”是指替皇帝督办窑差的意思，有点像今天首长内务班子下面的一间办公室。这里面的“董”字，亦有皇帝亲信的含义。两宋时，董字这种用法非常普遍。“董窑”还理应处理执宰近臣家庙祭祀，厅堂陈设所需“汝窑”器的分配、赏赐、或买卖。和雇制下生产的窑器，南宋人口中的“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不可能包括低层官员或民间市场。
宋元之前的历史，从未有北宋官窑窑器的记载，而“汝窑”，作为窑器之名，却见于许多两宋文籍。
一直以来，大家都纳闷，清河郡王张俊进贡赵构十六件汝窑，为什么没有一件北宋官窑呢？也没听说别人送给赵构北宋官窑？也没听说赵构赏给下面任何人北宋官窑？关于北宋官窑窑场设立的史实，宋史资料上记载的可以说言之凿凿（包括赵构涉及内窑触及北宋官窑的言论）。为什么在两宋文献及两宋文人的文辞里，有许多汝窑窑器的记载，而北宋官窑的窑器，丝毫不见其踪呢？
“北宋官窑”有窑无器，“汝窑”有器无窑，一直贯穿两宋史籍。明清文人杂记中关于“汝窑”、“北宋官窑”的留墨，可采信度极低，都是些无源可溯的民间传说。无历史推定意义。
由于官府与民匠之间的“和雇制”，从宋代以后就消失了，倒退为元明清比较稳定的“匠籍制”。因此，在现代宋瓷研究中，宋代曾短暂闪现的，已近现代文明的新生产关系这个观察维度，被人不经意地忽视了。这个视角的缺位，使后人把“汝窑”和“北宋官窑”看成截然独立的两个窑。由此逻辑推演出来的宋代官瓷史也犹如一地鸡毛。 这是现代中国人治学懒惰，以明清人的语义去套宋代事情的结果。也与北宋以后三次草原民族政权造成的“文明中断”，生产关系倒退有关。
人们只记得自己是在一条船上，老是忘了船是在一条河中。涉及本文，这个河就是“汝窑”语义动态演化的漫长岁月。
“汝窑”作为窑器名称出现，始于“北宋官窑”设立后的宫中。缘于宫中的瓷器分类。最早，也称“汝州新窑器”（北宋人徐兢语），以区别于原汝州民窑的贡瓷。如果按明清以后，渐渐积习成规的，后置窑字称呼窑器的习惯，对于史上所称的“汝窑”，今天叫“北宋官窑”也没什么不可。
今天，流行的“广义汝窑”与“狭义汝窑”学说；信奉宝丰清凉寺出土器是“汝窑”标准器；以及在宝丰清凉寺青窑器遗址建立了“汝窑博物馆”等，已经形成一个面目全非的“汝窑”认识链，这个“汝窑”认识链，几乎把国内所有的“汝窑”学藏大众，都带到沟里去了。
由于古汝州各地区有近四十多个曾经烧制过天青色青窑器的窑口都裹挟其中，目前关于汝窑是什么，汝窑存世多少等问题，已经陷入了一个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正所谓虱子多了不觉咬，对于汝窑如此不清晰的面目，大家已经懒得争论了。那些仍在絮絮叨叨的人，大部分是利益攸关的人。只有极少数心存质疑之人，却苦于没有证据。
涉及“汝窑”认知的学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看起来极像是一个倒退的时代，一个只有知识，思考却弃若敝屣的时代。是一个注定要被后人嘲笑的时代。
其实，对于宝丰清凉寺窑的第六次发掘的河南考古所结论，有一个人一直心存不安，曾经说：“汝窑窑址，或许不是就这一个。”这个人就是被人误解为和稀泥的耿宝昌。
史上曾存在汝州民窑贡烧新礼器的历史。“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动机明显是针对民窑的礼器烧制管理“达不到礼器生产的“必蠲必洁”要求。北宋官窑的设立目标是烧制仪式化，产品规范化。这是京师自置窑场设立的主要动机。
皇室可以短期内自置窑场，但不可能短期内有自己烧制天青色窑器的技术队伍，以满足礼制用器的生产需求，这是汝州民窑匠备受官府礼遇的重要原因。
北宋末年，汝州的天青系青瓷被选入宫，其首要是“新礼器”的需要，中选原因是颜色，而不是颜值。汝州青窑器入选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帝王的美学造诣，而是出于整个皇室事神仪式中的塔怖（taboo)心理恐惧。什么是塔怖，中国人发丧穿白色，外国人发丧穿黑色就是塔怖，“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就是塔怖，一种近似禁忌的民俗、宗教文化。
正如发丧时穿白，并不影响我们平时喜爱白色服饰一样，“汝窑”除了礼器，也以大量陈设，实用瓷作品，获得皇室的喜爱。
“汝窑”从“民器”，“王器”走来，是第一个坐上“神器”（礼器）地位的中国瓷器，这是“汝窑”一下子牛逼的主要原因，后人对“汝窑”的仰望，与皇室对神的尊崇中夹杂着的颜色图腾分不开。
“汝窑”内在的真正科技创新的牛逼，来源于“北宋官窑”中，宋徽宗国力的倾注与诉求的威权，及窑工的自由创造力释放。把它仅仅归功于帝王的艺术才华，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儿戏，一种科研心智的极不成熟。宋代官窑史，是一部被明清文人以帝王文化玩坏了的历史，今人以明清文人的语言碎片还原这段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古代伟大文明都和帝王连在一起。“汝窑”也是如此。“汝窑”有许多今人无法相信的黑科技秘密，大都隐秘在原清宫旧藏汝窑里面（现在主要在台北故宫和日本阿呼斋庋藏里）。这些黑科技还未完全揭示的工艺技术实验数据，将是解开“汝窑”即“北宋官窑”历史真相的密钥。
故宫经典《大观如典：阿呼斋庋藏宋瓷珍品》
和《大观如典》01号汝窑作品一样的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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