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直覺成大學問：
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
文 | 羅志田
（《讀書》2018年5期新刊）
“五四”前後因一本書而“暴得大名”的有兩人，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後即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林同濟以前者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新時代”的代表，這新學術典範的特點是：學者們以“一種迫近機械式的實驗派方法，先標出種種個別的、零星的，以至曖昧的‘問題’，而到處蒐羅其所謂有關的‘事實’或‘材料’，然後再就一大堆的亂雜事實與材料而類別之，分析之，考據之，診斷之”。而後者則是“五四”後二十年間中國“一二部傑出的例外著作”，形成了對上述新學術典範的挑戰。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影、梁漱溟題記說明（來源：sznews.com）
其實梁漱溟治學同樣以“問題”為中心。他特別強調，真正的研究者並“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而深刻用心於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痺，然為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遠，從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複雜相關的，有所從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境；不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只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追求不放鬆的態度。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只有追求不已，“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係，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人類社會尤其如此。若“不從抽象關係注意，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也“抓不到問題”。則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本問題有關係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就忘去了那個”；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面“不怕問題牽聯廣大”，同時不忘“始終還是一個球”。提倡從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的則不多。其實一與多的關係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根本處進行整體探討。
梁漱溟
林同濟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可能略有誤解。不過他看到了基本的時代特徵，即梁漱溟的學問確與當時新興的學術典範不盡吻合。部分或也因此，梁書出版後不少人提出了批評，特別認為梁漱溟的方法有問題。這使梁先生一度對“方法”有些自覺不足，但不久他就增強了自信——一九二八年梁漱溟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就分八層詳論治學的方法。稍後他更暗示自己在方法上有獨到之處：
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學問家，特記誦之學耳！真學問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獨到處，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
梁漱溟能這麼說，當然是表明他自己並非記誦之學，而是有方法的。所以他強調：“在學問上，結論並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並不很重要一樣。”若細心觀察，梁先生對於學問，的確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卻有極好的史感，特別能看到劉鹹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後的“虛風”。下面就簡單考察他治學的這個特點（梁先生的表述有他的特點，我會盡量多用他自己的話）。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自己虛心以理解往昔，是治史的基本態度，也是梁漱溟特別看重的。他曾提出，“人情大抵不相遠”，故應“深切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有“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來，打破一切成見，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瞭解，才可以溝通一切而聯合一切”。重要的是記住“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沒有誰安心去害人”。
最後一語尤其重要，以前孟子主張和古人交朋友，現在有些年輕人喜歡學外國人，要“拷問”歷史，就不夠友善。本來你怎樣看史料，它就有怎樣的回報。你把它當朋友，它就以朋友回報你；你把他當罪犯，所得的回報也就可想而知，甚至不排除產生“屈打成招”的效果。且今人在庭審時還可以抗辯，已逝的過去卻只能沉默。對此梁漱溟有清楚的認識，他在討論孔子時說：
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說話，他不會申訴。如何評量，大權在我們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的不夠，考慮的太少。如果輕率從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於他無所增損，只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曲阜孔廟（來源：wikimedia.org）
研究歷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卻被後人講壞”。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於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要不把古人“講壞”，只有多從良善一面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儘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度。
前引梁漱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遠，從容以察事理”，同樣適用於史學。因為史學的基礎是史料，讀書能“從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詳悠閒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常課，若不能遊心於遠，從容以察，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
對吸收和運用材料，梁漱溟有著彷彿與生俱來的敏銳。前引他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可以說是專為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重要程序。
有此認識，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梁先生注意到，“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並非“一個人打算自己將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就可成事。實際上，“凡有意要去”做什麼，往往“都是不行的”，成敗只能“在其人一生之後由別人來說”。這就提示我們，昔人做什麼雖多半是“有意”的，實際做成的結果卻常常是“意外”的。
梁漱溟《深思與省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我們一般都說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其實豈啞子如此，凡人統統如此”。每個人都有說不出的一面，即“獨知只是自知，旁人進不去，自己拿不出來”。或因此，一些人可能真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但還有一些人仍在試圖立言，於是有我們看到的史料。
對這些近於不能表述的面相，史家也不能放過，仍當細心體認。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一般說到解讀，最容易想到分析。但梁漱溟一生對西方影響最不滿的，就是什麼都採取“算賬的態度”。他自己處處講究要“有活的生命”，學問亦然。而中國哲學“所著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為直覺”，自然成為梁先生的首選。他曾說過：
一個人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但是他裡面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作大事業、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裡面的興味、衝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這可以說是梁漱溟的夫子自道，但從方法層面言，其間最顯著的就是“真誠的直覺”和“理智計較”的對立。梁先生對認識論有一整套看法，只能另文探討，但我們可以簡單瞭解一下他怎樣運用直覺去領悟近於劉鹹炘所說的“虛風”。蓋除了上面所說不能表出的“獨知”，似乎還有感悟得來的整體性“獨知”，也帶有虛而不實的意味。
劉鹹炘在《治史緒論》等著作中強調，他關注的是區別於“實事”的“虛風”。圖為劉鹹炘（來源：huaxi.com）
在梁漱溟眼裡，直覺“是一個半情半知的東西——一邊是情感，一邊是知識作用”。可以說“直覺所得的意思是一種‘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圓滿具足，無少無缺”。而“本能是生物的活動”，故“普通所謂直覺皆指本能發端談”，本能“對於對象的認識就是直覺”。重要的是，直覺的對象往往有些虛懸，如藝術家就靠辨別力，他們“所辨別者是美惡。美惡也就是好惡。好惡不能學，是直接的認識”，故藝術辨別力就是一種直覺。
進而言之，“對於情理的認定，也可說是直覺”。然“情味不是東西。花、小孩為東西，而情味萬不能當成東西”。故“情味不能畫。情味不能佔空間的位置，也不能佔時間”。簡言之，“情味無體”。很多人“以我為有體”，其實“從時空找，去立論，去推論，去找”，或“從理智上找”，皆“可有體而無我”；若“從直覺上說、情味上說”，就“有我而無體”，故不能“硬拿情味當體”。這樣看來，藝術家辨別出來的美惡，也不一定能表現出來；那些表現出來的，大體已是“翻譯”過的，既在線條色彩之中，又在線條色彩之外，仍只能靠自覺去感悟。
因為有這樣特別的體認，又能“遊心於遠，從容以察”，梁漱溟常可從行為看到其後面的心理，或從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話、形式背後的精神氣息，以及史事後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借電腦詞彙把歷史分為硬體和軟體，梁先生似乎對劉鹹炘看重的“虛風”更有感覺。包括秩序和制度那無形的一面，都在他的觀測之中。
梁漱溟曾說他從小對老師講《莊子》覺得頭痛，他確實很少引用《莊子》，但下面一段話，卻有《莊子》中老子說“陳跡”的影子：
古人往矣！無從起死者而與之語。我們所及見者，唯流傳到今的簡冊上一些字句而已。這些字句，在當時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們手裡，不過是些符號。此時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說去講，則只是掉弄名詞，演繹符號而已；理趣大端，終不可見。
這是因為，“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是從“他對於人類心理的一種看法”建樹起來的。如孔子當時說話，“原無外乎說人的行為——包含語默思感——如何如何；這個便是所謂心理”。則“心理是事實”，而倫理是基於事實的價值判斷。孔子所說，都是“或隱或顯地指著”以及“或遠或近地根據著”他的人類心理觀而說。故“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說事實，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若不能返求簡冊上字句之所指，則不過是在演繹符號，而未見孔子的理趣大端，“講孔子即是講空話”。
說“行為如何便是心理”，真是睿見。據此而從容以察，自然看出常人所不見。如《論語》中樊遲欲學稼、學圃，皆不為孔子所許。一般多見孔子的反對，梁漱溟讀出的卻是“弟子既以為請，正見其初不迴避”。又如孟子論天下事當分工，結論是“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梁先生從原文的“‘故曰’二字和‘以天下之通義也’作結”看出，這“顯明是在稱述傳統教訓”。進而勾稽出孟子之前類似意思的表述，以確證此義是“自來相傳之古語”。
孔子問禮（來源：chinakongzi.org）
這些只是從行為看心理的細微例子，對更廣闊的時代風尚，梁漱溟尤能從形式見精神，有獨到的把握。如“《書經》《詩經》以及其他許多古籍中‘作民父母’‘民之父母’‘若保赤子’，所屢見不鮮的那些話，其精神氣息是一致的”。《漢書》上“述職來京的外官說到人民便有‘陛下赤子’的話”，以及後世“稱州縣親民之官便為父母官”，都是順著這一傳統觀念演化下來的。後人“固然不能以空話當作實事，但看這一精神氣息之流傳”，就可知古中國不是奴隸制社會。概言之，“風尚每每有其擴衍太過之外，尤其是日久不免機械化，原意浸失，只餘形式。這些就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精神，然而卻是當初有這種精神的證據”。
空話不必是實事，形式不一定表現原意，但空話、形式背後有精神氣息，而且還會流傳，這些都是治史的要訣，可知梁漱溟雖非史家，對史學卻有過人的領悟。亞當·斯密曾以“看不見的手”說經濟現象，梁先生也常能看出很多史事背後那只有力的手。他論譁眾取寵的世風說，“譁眾之具，亦隨在可得。大抵各就所近，便利取攜，以競肆於譁眾取寵之業。其人亦不難辨，言動之間，表見甚著”。這就是“從行為見心理”的一例，史家若從昔人言動之間察其所取所攜以競肆之具，知何者能“譁眾”，彼時世風也就昭然若揭、明晰可見，而“看不見的手”也就無可遁形了。
梁漱溟進而提出，“從來一個秩序的形成，除掉背後有其武力外，還要經過大眾的公認”。也就是“不特有武力為之維持，且有道德是非維持著”。而秩序又分有形部分和無形部分，其“法律制度一切著見形式者為舊秩序之有形部分”，而“傳統觀念、風俗習慣乃至思想見解，為舊秩序之無形部分”。這是說常態，此外還有變態。如民國前期的軍閥，就是政治上“一種格局或套式”，是“為社會陽面意識所不容許，而又為社會陰面事實所歸落的一種制度，故不得明著於法律，故不得顯揚於理論，故不得曰秩序”。
儘管梁先生連用了三個“不得”，仍明確了這介於有形與無形之間的格局或套式，正在實際運行之中。我們今天常說的“制度”（institutions）是個外來詞，本有廣狹軟硬之分。所謂“格局”或“套式”，表面看似臨時、短暫，彷彿是一種變態，其實近於常態。而不少眾皆認可的“常態”，也可見類似表現。歷來不少難以解決又不得不面對的實際問題，常因牽涉基本的文化或政治原則，既“不得明著於法律”，也“不得顯揚於理論”，卻又落實到操作層面；儘管為社會陽面意識所不容許，仍歸落為社會陰面運行的“事實”。這樣一種對秩序和制度的認識，是非常高明的見解，頗與劉鹹炘所說的“虛風”相通。
艾愷《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上述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看起來比較“傳統”，而且還有些偏向“自然”，與前述“現代”而“人為”特色明顯的問題意識也不那麼協調。這正體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介於新舊之間，似偏似正，甚或以偏為正，林同濟說他“傑出”而又“例外”，實有所見。而梁漱溟自己，恐怕更傾向於集偏以成正。蓋他本認為“錯就是偏，種種的偏都集合起來，容納起來，就是真理”。與林同濟眼中的“新學術典範”相比，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可以說是“非典型”的。
從很早開始，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佛學家或哲學家，後來還被人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僅認為“這許多的徽號”都是“誤會”，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而只是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還說自己“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因為“小時候沒有念過‘四書五經’”，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講到學問，就只能退避。這裡有謙遜，也是實話。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體認，而非所謂“知識”的積累。
1918年，蔡元培等與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合影，前排左七為梁漱溟（來源：pku.edu.cn）
不過，梁先生自謙“老學問不行”，是和同輩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已經少之又少；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更漸近於無。我們除了會用電腦等他們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整體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也表明在社會認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
其實梁先生是有學問追求的，他曾明言：
就我的興趣來說，現在頂願作的事，就是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能從容地寫出來，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
我們如果注意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與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趣，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拼命乾的人”。同時他也說過，“人生是靠趣味的。對於什麼事情無親切意思，無深厚興趣，則這件事一定幹不下去”。反過來，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趣的事，則一定幹得不錯。
1940年，梁漱溟到重慶北碚考察。圖為民生公司水手隊及兼善中學、北碚小學等400人列隊歡迎梁漱溟（來源：nlc.cn）
所以，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儘管為人所稱道，自己卻不時“覺得苦”，成績也不甚顯著；反倒是這真有興味的學問，雖也不無爭議，實得到更多的承認。如他自己所說，憑著真誠的直覺，成就了大學問。他的治學取向，對各學門的研究都有啟發，而學歷史的尤當親近，不妨學而時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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