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冶金技術起源於何方何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命題。郭靜雲教授團隊近期刊發《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等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別刊發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過對長江中游迄今已發現的可能與冶銅有關的證據的再疏理，認為當前中國青銅技術西來的說法仍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問，包括傳入路線不明、技術發展脈絡不同、青銅器的器型和製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國青銅技術並非接受外傳，而是本土自行發展，其源頭在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具備礦物易得和陶窯技術先進兩項優勢，且其國家社會已經足夠發達和複雜，足以供養工匠，並形成對金屬器的需求。儘管目前學界普遍將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後石家河文化都歸類為“新石器時代”，因此發掘時並不留意與青銅技術相關的遺蹟遺物，留下的資料稀少零散，但是通過仔細梳理考古資料，仍可以發現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第四千紀和公元前第三千紀的諸多遺址，如龍嘴、屈家嶺、一百三十畝、石家河、殷戴家灣、金雞嶺，以及幕阜山區的諸多遺址等，其實均已經發現銅塊、青銅工具、紅銅及青銅煉渣、冶煉工具和設施、相關廢品等直接證據，並先後出現過普通圓型爐、豎穴式圓型爐、長型橫穴式爐，長條型龍窯式熔銅爐以及用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銅的坑式冶鑄工作坊，並且其冶煉活動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響整個社會。這說明，長江中游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銅料並探索冶煉的過程；此時，周圍地區並沒有別的掌握青銅技術的文明，因此長江中游冶煉技術無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較長，現分節摘發。
在討論初期的冶金現象時，西方學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如下幾點：1、人們對銅礦有認識，周圍地區有礦料，或者有相關的貿易網絡；2、已掌握的技術足以製造高溫煉爐，以及有足夠技術可以製造金屬器；3、本地有工匠或者有外來工匠熟悉銅料，對金屬的屬性擁有足夠的知識；4、社會富裕程度和組織體系發達到能夠供養和支撐這些工匠，並且社會中已會形成對金屬品的需求，包括生活上、技術上，或社會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在前國或國家社會中，冶鑄行業發展得較快且全面，因為能夠滿足不同的需求，包括日常生活、豪華物品、權力象徵器物，以及用於整個社會共同參與的大型儀式。[1]
關於西亞、北非冶煉起源的研究，這些問題均屬於討論基礎，但在討論中國青銅時代的萌生時，卻經常被忽略。
如果從上述幾個指標思考，第一個條件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首先，周圍有很多容易發現和使用的銅料；同時，人群長期定居或長期活動於銅礦區，才會對本地資源熟悉。中國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地區首先是長江中游。 因為長江中游區域，在湖北、湖南到江西、安徽，都有著古老山脈的多種金屬富礦區；並且，長江中下游在新石器時代定居遺址密度相當高，平原周圍的山脈及河流是來往、傳播及運輸的便利交通，形成了“長江中下游文化體系”。[2]在這個基礎上，該地的資源早已開拓，並且在平原定居的人們對周圍山區資源相當熟悉；那些離礦區較遠的人群，經過以長江為主幹的交換體系也能獲得資源和技術。
第二個條件，長江中游自公元前第五千紀晚期大溪文化始，已發明高溫燒造的輪製陶器，並出現同穴式和橫穴式陶窯技術，說明人們已掌握保持爐內穩定溫度和氣氛的技術，早於其他地區數百年。
大溪文化也符合第三個條件：既然大溪文化陶工技術高，而周圍有豐富礦源，這些工匠有足夠能力和需求親自了解和試驗礦物，並於礦物之中發現和認識銅料。
至於第四個條件，長江中游社會富裕。大溪文化之前的湯家崗文化的稻作技術，已走向穩定及發達，社會可以養活各種手工業。 在此基礎上，大溪文化的建築、製陶、木雕、石雕技術也快速發展，出現玉器、綠松石等豪華物品。同時從聚落及墓葬的安排可以看出社會等級化，開始出現跨聚落的祭祀區等前國共同神權組織結構。直至公元前第四千紀中期，大溪四期、油子嶺及屈家嶺文化早期並存時期，長江中游已有很多邦國，併成形成聯合城邦的國家體系。政權模式及文化面貌的統一性很高。換言之，長江中游最早進入國家文明階段，社會富裕，可以支持許多手工業發展；而且在這一國家周圍的山區有豐富的多種金屬資源。
從上述成套條件來看，大溪、屈家嶺文化是完全符合自行發明冶煉技術的條件。在上述條件下，如果不發展冶煉，才會很奇怪。不過屈家嶺以來已有直接的資料證明鍊銅的存在。
為什麼幾十萬年以來，傳承並使用石器的人們，開始求取孔雀石鍊銅？這是一個漫長的發展和演變過程。古人在尚未了解鑄造大型器物的技術，不懂得堅硬合金的配方法，也沒有學習模仿的對象之前，作為原創者，他們長期處於前期摸索、試驗的狀態中。純銅雖然軟於石料，在加工石器、骨器時可能沒有多少優勢，但銅的韌度比石料高很多，用銅加工木材的效率遠勝於石器，且耐用性強；又如果需要作精細的加工或雕刻，沒有比銅錐、鏨、鑽更好的選擇，甚至有些效果只能用小銅器才做得到。另外，因為金屬光亮的性質，所以在很多古文明中發現過用銅作的小型裝飾品，並會因此產生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SacredConsumption)。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人們在祭壇安排冶煉，冶煉工具（坩鍋、鍊鋼）同時用作禮器，煉爐廢棄時，會舉行埋藏儀式，這都說明鍊銅技術與精神文化關聯密切。
但是，既然銅礦石已明顯受先民重視，為什麼大溪、油子嶺、屈家嶺文化的遺址迄今仍未記錄發現完整的銅器，只有石家河時期發現少量銅器的記錄，而且這些銅器還已經是用青銅合金鑄造的具有較成熟技術的青銅器。在此之前，似乎只發現廢料，未見成型的產品。
筆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涉及到客觀及主觀兩個方面。客觀原因在於早期的銅器只是細小的錐針類，如果不特別加以注意，它們的存在很容易被忽略而難以被發現。尤其是長江中游的土壤多為重質粘土，或酸性土壤，地下水位反覆漲落，且地表有持續的耕作活動，如此環境實在不利於保存銅器。加之早期的金屬器很小，易被徹底鏽蝕。小型錐針掉於泥土裡本就難以找到，何況發掘時藏於堅硬泥土中，且已是嚴重鏽蝕汙黑的小銅屑。其實我們特別需要留意的是，世界無疑認同為青銅時代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很多遺址雖然冶金考古認定有冶煉遺蹟，但並未發現過銅器產品[3]。
就主觀原因來說，在以黃河為中心的正統史觀中，長江流域多年以來被視為落後的邊緣地區。雖然20世紀長江流域考古發現和研究已表明這裡存在過發達的上古文明，但是，迄今屈家嶺文化，甚至石家河文化仍被定義為“新石器時代文化”，所以發掘時並不特別留意找到金屬器的可能性，沒有仔細篩土，細小的銅器也就難以發現。在此情況下，若偶爾有難得的發現，發掘者也多懷疑自己將地層認錯，而偏向於否定有銅器出土的事實。
儘管如此，我們在湖北考察時，仍從幾位曾經親手在屈家嶺文化地層中找到小銅器的發掘者處瞭解到，這種事情並非只發生過一次，針對零散發現的銅鉤、銅鑽和器型不明的碎銅片等小件，目前只有在考古界內部進行過數次討論，因為受中國鍊銅技術是“從西北地區外來”的教條所框限，雖然在屈家嶺文化地層中零星見過小型銅器，但是，很可惜的是，迄今沒有作任何鑑定和記錄；因預先將文化定為“新石器時代”，而擔心發掘成果不被考古界所接授，最終不敢公佈新發現。不過，因為屈家嶺文化遺址曾經出土過小型銅器，1990年代擔任石家河遺址發掘領隊的嚴文明和張緒球二位先生，都將屈家嶺文化視為典型的銅石並用時代。[4]筆者經過對資料的系統分析後發現，大溪文化基本符合國際上使用銅石並用時代的定義，而屈家嶺早期國家文明，其實正快速地從銅石並用時代發展到青銅時代。屈家嶺遺址出土殘缺的銅器，直接表明石家河文化已為成熟的青銅時代。
除了遺址發現銅料這些直接的證據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系統的證據，證明屈家嶺文化已不是最初認識銅料的階段。例如，學者們在研究中亞、西亞、歐洲地區時發現，對銅料已有足夠的認識之後，人們才將部份生產移到礦區，並開始發展區域的專業化生產。到了青銅時代，冶煉行業才開始出現靠近礦脈[5]，肇始開採、加工及冶煉金屬料的專業採冶加工區。從此角度觀察東亞地區，我們可以看到
，屈家嶺時代鄂東南幕阜山礦區已被開拓和開始定居。如湖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根據發掘報告共有十個文化地層，其中第十、九兩層遺物的年代相當於屈家嶺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早期，八、七層則屬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也許持續到後石家河文化。第十層已發現煉缸的殘片，而第八層則發現專業化開採銅料的痕跡。[6]我們在陽新地區考察時發現，大路鋪附近另有其他類似遺址，文化層很多，是橫跨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至春秋戰國時期，長期使用的礦工專業活動據點。湖北大冶縣上羅村遺址的地層結構亦如此，下方兩層堆積相當於大路鋪⑩－⑦層的遺存，地層很厚[7]。出現開採礦石的行為，意味著地面採集已不足於需求，或基本上已採集完。如果在石家河時期人們已開始開採，這表明在此前的屈家嶺時期，地面的礦料已採集完。除了大路鋪和上羅村遺址之外，據黃石博物館的資料可知，牛頭山、紅衛鐵礦、鯰魚墩等大冶銅礦區經常有零散發現的屈家嶺時代的遺存，說明在幕阜山銅礦區出現定居聚落的時代應該不晚於公元前第四千紀晚期。
2013年湖北考古所在勘探大冶金牛鎮香爐山遺址時發現有25 件爐壁、掛渣爐壁和煉渣，其中部分爐渣與屈家嶺文化特有的蛋殼彩陶碎片在同一地層出土。據調查簡報說明“一件薄如蛋殼的彩陶杯口沿（DX採:026）與天門石家河鄧家灣遺址屈家嶺文化第一期的Aa型Ⅰ式杯近似”。[8]雖然對煉渣成分的分析結果表明，這應該是石家河時期青銅合金冶煉的遺存[9]，但這並不否定該遺址應該也有屈家嶺文化的地層。雖然目前尚未做正式發掘，而使該遺址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層位不清，但由屈家嶺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發現可知，這個石家河時期的專業化冶煉遺址在屈家嶺時代已有人定居了。
換言之，從大溪、屈家嶺時期以來，長江中游平原地區的居民經常進入附近的礦山區，甚至開始在礦山區定居。鄂湘贛交接的銅礦山區域的自然條件，都不符合農耕定居的要求，這裡原本應該是遊獵生活區，難以留下定居或半定居遺存。只有某一經濟方面的好處才能使人定居，從後期的發展可知：這一經濟優勢就是銅礦。
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以來，在幕阜山礦區發現冶煉遺存已經很多，說明該地區已全面進入青銅技術專業化時代，並從石家河文化一脈相承地發展到商王國時代。
筆者在復原中國青銅文明起源的過程中，深刻感覺到考古發掘非常不足，缺乏絕對年代和許多材料屬性的測試數據。而且，很多重要的遺址只經過調查或試掘，可能還有更多的遺址根本沒有被發現。
雖然如此，從零星被記錄的資料出發，經過詳細研究，仍可以釐清部分真相。分析上古冶煉起源與發展涉及到多種問題。除了直接發現銅料、銅器、銅渣等證據之外，還包括整個操作鏈所涉及到的技術和不同工具。這樣一來，就得將不同的線索條分縷析，慢慢地解開這個頗具挑戰性，有些複雜的歷史線團。同時，真心希望考古界不要再套用“新石器時代”概念來引導和發掘長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紀以來的遺址。
本文並非是解決問題的結果，而更多是研究問題的開始。
（全文完）
表一相關遺址碳十四測年
[1] Linduff K.M., MeiJ. Metallurgy inAncient Eastern As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pp.265-281;Linduff K.M. Mining,Metallurgy, and Trade: Introduction. Bryan Hanks,Katheryn Linduff (ets.).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 Monuments,Metals, and Mobility.Cambrige Unversity Press, 2009, pp.107-114.
[2]韓建業，《試論跨湖橋文化的來源和對外影響——兼論新石器時代中期長江中下游地區間的文化交流》，《東南文化》，2010年第6期，第62—66頁；郭靜雲、郭立新，〈從新石器刻紋白陶和八角星圖看平原與山地文化的關係〉，《東南文化》，2014年第4期，第6—15頁。
[3]Григорьев С. А. etal. ПоселениеМочище и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Челябинск: Цицеро, 2018.
[4]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03期，頁38—50；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7頁；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第47─49頁。
[5] StanislavGrigorie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Age, pp.20, 64.
[6]潘莉莉，《陽新大路鋪遺址的復原與分期——從屈家嶺到後石家河》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7]張潮，《大冶上羅村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83年第4期，第14─20頁。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大冶市博物館大冶鄂王城保護站，《湖北大冶市香爐山遺址調查簡報》，《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第29－39頁。
[9]李延祥、崔春鵬、李建西、陳樹祥、龔長根，《大冶香爐山遺址採集爐渣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第93－100頁。
【聲明】本文作者為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為《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二）》（原載於《南方文物》2019年3期）之第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轉載，務請說明作者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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