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火的國劇《清平樂》，的確是良心之作。後知後覺的墨醬也開始追劇了，而皇后曹丹姝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曹丹姝的婚事是祖父在世時與世交李家定下的娃娃親，未婚夫李植自然也是名門望族，但是李植一心修仙問道，對婚姻毫無興趣。而曹丹姝內心傾慕的是趙禎，總之兩人都不願意結這個婚。
但是為了完成祖父的諾言，為了不讓曹家失信，曹丹姝去完婚，而李植被父母逼著結了婚。新婚當天丹姝主動提出讓李植寫下了和離書，雙方簽字畫押，結束了夫妻關係。
反正，就……敬丹姝是條漢子。
言歸正傳，李植寫下和離書，然後雙方就此解除婚姻關係，這在兩宋以及之前都是可行的。
所謂“和離”，就是夫妻間因感情不和協議離婚。實際上在先秦、漢代就存在“和離”現象。
《漢書》中記載朱買臣的故事就是如此：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這個故事曾經被解讀為女方嫌貧愛富由此婚姻破裂。但事實上朱買臣妻子願意與之一起賣柴謀生，並非嫌棄他貧窮。問題的關鍵在於朱買臣經常在賣柴路上大聲讀書、歌唱，妻子感覺很尷尬，經常阻止朱買臣卻沒有什麼結果。比起貧困，雙方無法溝通、理解是導致婚姻破裂的最終原因。
“買臣不能留，即聽去。”總之，漢代已經存在由於感情不和而和平離婚的事實。
漢初《二年律令》規定：“若為人妻而棄、寡者，皆勿收”。
這裡的“收”，指的是古代法律上的“收弩制”，即將罪犯一定範圍內的親人一起定罪，收為罪奴。但是漢代法律卻說，被拋棄的妻子或是死了丈夫的寡婦，不在獲罪範圍內。
可見，漢代法律中雖沒有直接規範離婚事宜，但卻默認離婚是合法的。
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才首次出現官方對“和離”朦朧地規範。水災導致許多百姓賣兒鬻女，孝文帝於是下詔：“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
在特殊情境下，這條詔令雖然是維護受災百姓家庭的團聚，但從中可以看出有關准許離婚的原則：“遇之非理，情不樂者”，“理”與“情”都不合的話，可以離婚。
作為一條法規，“和離”首次出現在唐律中。《唐律疏議》曰：“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即，“若夫妻不相安諧，謂彼此情不兩得，兩願離者，不坐。”
“坐”在古代法律中是“犯罪”的意思，也就是說夫妻不和而離婚不算犯法。
20世紀初，敦煌出土有一類文書，題為“放妻書”“夫妻相別書”等，比如：
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之夫婦。若結緣不合，必是冤家，故來相對；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嬋鬢，美婦峨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說的是：前世三生的緣，今生才配為夫妻，如若我們的結合是個錯誤，二個人很難同心戮力，不如請來親友做見證，從此痛快地分手。希望你以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個好人家。我們之間的怨恨就此釋懷，不再彼此憎恨。從此我們各走兩邊，各自歡喜生活。
（很熟悉的味道，沒錯，某明星分手文案正是參考了這段“放妻書”。）
夫妻因感情不合離婚，於是請來雙親父母和親戚朋友，做此見證，好聚好散，男方還不忘給妻子一些美好的祝願。
自然，能夠提出離婚的也不只是男方，女方同樣可以提出離婚。在唐代，女方再嫁不算失節。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數，普通婦女也有再嫁的。離婚改嫁或夫死再嫁都是很普通的事情，未受貞節觀念的束縛。
宋代法律基本上是延續唐代的，所謂“若夫妻關係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夫妻關係破裂，可以提出離婚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
既然可以離婚，自然也可以再嫁。
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曾根據南宋《夷堅志》所記的女子改嫁事例統計，其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達61例之多，其中包括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在宋代，不但女性改嫁很常見，而且，社會中的輿論也不以再嫁為恥，對再嫁婦女沒有歧視。
宋人筆記《孫氏記》中的年輕女子孫氏，初嫁是位輕狂少年，再嫁得老秀才，三嫁官員周默，三嫁的經歷並沒有影響她受封為命婦。一個女子的品質並不會因為再嫁而打折扣。
宋朝至少有三位皇后為再嫁女性，嫁過人並不妨礙她們改嫁入皇室，如宋真宗皇后劉氏、宋仁宗皇后曹氏、宋徽宗皇后韋氏等。
劉皇后劉娥，先嫁給四川人龔美，隨丈夫入京討生活，龔美貧窮，養不起老婆，便讓劉氏改嫁了。機緣巧合，劉氏改嫁襄王趙元侃，趙元侃是後來的宋真宗。
宋仁宗皇后曹氏的第一任丈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李曹的確有婚約，與電視劇被強迫結婚不同，據說新婚之夜李植直接逃婚了，曹氏只好回了孃家，不久被選入皇室。
我們該記得陸游前妻唐琬後來改嫁的趙士程，同樣出身宗室。可見，即便是皇室貴族，也不會以娶再嫁女性為恥，普通士大夫之家與平民家庭對此更無偏見。
當時女方提出離婚的原因也有很多了：丈夫沒出息，離；丈夫不顧家，離；丈夫拈花惹草，離；丈夫長得醜，離……
當然，婚姻說到底是兩個家庭的事，女方提出離婚多半要兩家都同意，在此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阻力。
而女子再嫁之後，也未必一定要與前夫形同陌路，唐代“和離書”中的“一別兩寬，各生歡喜”絕不是為了增加文采或是假裝大度，劉娥改嫁真宗後，前夫龔美被認作劉後之兄，改姓劉。
總的來說，宋代女人並非要從一而終，離婚並不恥辱。夫妻離婚並不會解除母子、母女關係，宋代離婚婦女與子女關係仍然存在。由此兒子依然要為離婚的母盡孝、服喪，離婚母親也可因兒子獲得恩蔭和封贈。
“和離”制度把婚姻從家庭、宗族義務上升到了雙方情感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禮法傳統。而“改嫁”的女子的的確確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權利。
宋代作為程朱理學確立並逐漸發展的時期，可以說是一個過度緩衝的階段，婦女再嫁問題未有約束。也可以說是唐代開放遺風並不會驟然改變。
程朱理學雖成於宋，但並未得到社會上的廣泛認可。到明清時程朱理學才逐漸盛行，甚至毫不誇張地說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女子的地位自然是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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