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特殊時刻，特朗普政府不去反思自身防控疫情的失誤，反而頻頻抨擊世衛組織抗疫不力，指責世衛組織偏袒中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揚言，美國可能永遠不會恢復資助世衛組織，甚至不排除組建替代機構。美國“甩鍋”和嫁禍他人的舉動，與國際社會同心抗疫的努力完全背道而馳，也不利於遏制疫情在美國國內的蔓延。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在與國際組織有關事務上指責和阻撓中國。2019年年初，美國試圖阻止熟悉非洲大湖地區問題、擁有豐富對非外交經驗的中國外交官夏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地區特使（副秘書長職級）。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並未“遵從”美國意願，於當年1月22日親自宣佈任命夏煌為其非洲大湖地區特使。2019年6月23日，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選舉中，來自中國的原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屈冬玉，以108票的高票當選為首位中國籍總幹事。屈冬玉的競爭對手、美國支持的候選人則僅獲得12票。圍繞這場選舉，美國使出了渾身解數，希望阻止屈冬玉當選。但事與願違，最終屈冬玉還是以壓倒性優勢當選。這場選舉被美國國內視為美國多邊外交的一次慘痛失敗。
為阻止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繼續擴大，特朗普政府任命馬克·蘭伯特為新的美國聯合國多邊機構行為操守特使。馬克·蘭伯特上任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20年3月阻止中國籍候選人王彬穎競選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王彬穎女士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工作30多年，擔任副總幹事10年，熟悉國際組織運作，能力出眾、聲望很高，本應是最強有力競爭者。這一提名也符合國際社會關於推動更多傑出女性擔任國際組織負責人的期待。但是，特朗普政府卻通過媒體抹黑、遊說、向盟國全力施壓等種種手段，阻撓中國候選人參選。
不久前，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公使蔣端被任命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協商小組5位成員之一，彰顯了聯合國及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肯定。但美國7名共和黨參議員聯合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反對這一任命。問題是，美國在2018年已經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卻仍要干預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內部事務。
美國之所以頻頻阻撓中國，源自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遏制和警惕。美國自詡為“上帝的選民”，主張用美國價值觀去改造和領導世界，與中國打交道始終以限制和遏制為目的。在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時期，美國還能相對理性地將中國視作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讓中美關係在過去40年保持了總體平穩發展，中國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也實現了從主動融入到積極參與、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跨越。
特朗普政府上臺後，一切以“美國優先”為原則，試圖“讓美國再次偉大”，不再強調對盟友的責任、與戰略對手的對話和對國際組織的義務。在對待國際組織的態度上，凡是對自身不利的事情，美國均大肆抨擊和干涉、阻撓。現有國際組織很多都是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其主要目的是維護美國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是美國得以成為戰後最強大國家的“霸權之翼”。但國際組織本身是獨立的國際關係行為體，具有促進國際合作與協調的重要職能，以及公平性、規範性和道義價值，並不能完全圍繞美國利益轉。
因此，特朗普政府頻頻任性地遷怒於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未能有效維護美國利益，進而採取單邊主義行動。到目前為止，美國先後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威脅退出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貿易組織；削減聯合國人口基金經費、暫停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提供資金。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只是美國在這方面的最新舉動之一。特朗普政府對待國際組織的態度，表明美國正試圖放棄現有國際秩序。
美國完全從自身利益和意識形態出發，不以候選人資質、對國際組織的貢獻度進行基本的是非判斷，執意阻撓中國籍人士擔任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同時自己又不願意承擔責任和義務，深刻折射出了“美國優先”面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的極不自信。這也證明，美國已經淪為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和拋棄者，是國際社會“不負責任的大國”，同時也在銷蝕其信譽和曾經擁有的影響力。正如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近期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發表的評論文章所言：“美國正在推翻自己70多年來建立的國際經濟和安全體系，歷屆政府長期積累起來的外交資本正在被特朗普政府揮霍殆盡。”顯然，這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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