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當中，以今天人們的眼光，真正的政治家是很罕見的。這個結論的的出有點令人尷尬，但也不是全無道理，或者說那麼得令人難以接受。這是由文明屬性決定的，漢文明在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變化層面是比較遲鈍的，自然也就失去了催生政治家的土壤，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種參差不齊的，好的或者壞的官僚，俗稱忠臣或者奸臣。
歷史上一般公認的而中國政治家一共有四位。先秦的商鞅，西漢的王莽，大明帝國的張居正和下面我們要說的這位北宋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既然王安石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名垂青史的，那就讓我們先來看看王安石的政治表現吧。政治家和普通官僚最大的區別就是政治家一般是建構者，而官僚們更多的只是批評者。無非就是忠臣們一般無差別地批評皇帝和同僚，而奸臣們阿諛奉承皇帝的同時，主要打擊同僚而已，至於結果，其實差不太多。哪怕是建設性的政治行為，也多是一些表面上，或者局部範圍地建構和規劃。比如調整某個行業，或地域的稅率啊，給某某生個官啊，要不要修葺黃河大堤啊，具體怎麼修之類的。總之大多是些婆婆媽媽，扯不清楚的麻煩事。
政治家不一樣，他關心的只是給整個社會治病。他會堅定地，抑或偏執地認為當前的社會有病，需要治療，然後他就開方子抓藥，按照中國傳統，辨證施治，著急了也操刀上陣。
王安石就是這樣乾的。他分析了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朝綱不正的殘酷現實和導致這種局面的本質原因，結合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理論和方略，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措施和應對方法。試圖對當時的北宋社會進行全方面的改造。這就是著名的“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公元1069年變法開始，1074年，王安石罷相，變法結束。
先不說具體的變法內容對當時北宋帝國的觸動和改變能有多大，就單說王安石觀察問題的角度，對北宋社會的認知，和與眾多同僚之間的差異就幾乎無法彌合。好歹也是中華帝國中最為昌盛發達的北宋時代，尤其是神宗在位的時期，儘管也確實存在著很多問題，但還沒有到王安石所言的“危機四伏”的程度。王安石的主張雖然得到了神宗的首肯和認可，但顯然缺乏整個官僚集團和上層精英的一致認同，社會輿論也不支持，或者說無法理解。結果，變法過程中稍微遇到阻礙，而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演變成了爭權奪利的“黨爭”。輿論準備不足和意識形態的不支持應該算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具體變法內容而言，王安石在現代歷史學者眼中是廣受推崇的。因為他的變法措施中體現出了罕見的現代社會才有的經濟，甚至金融管理的理念，但可惜的是，大家普遍認為這些措施過分超前了，當時根本沒有具體的技術手段，比如會計方法，註冊登記，企業法人制度等等讓他的這些想法成為現實。簡單說，王安石變法的很多條文只能成為空中樓閣，而停留在紙面上。
至於他變法可以實施的那一部分，又因為無情地觸動了社會上層，官僚集團以至富商巨賈的利益而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和抵制。到了變法後期，理論上能夠受益的普通大眾也因為執法過程中的繁瑣，和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的混亂，導致失去了希望和耐心，逐漸也開始變得牴觸新的管理方式了。如此一來，王安石的變法之路也就走到了盡頭。這就是大致的情形。
如果以歷史性的眼光來看待王安石變法，其實更容易做出判斷。這就是王安石變法不可能獲得他所期望的成功。拋開他變法中那些複雜的技術性要素，只看一點就足夠了。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本質實際上是想調整社會權力的分配，具體說，就是擴大中央的權力，提振皇權，打擊各種官僚和豪門巨賈越來越強的在國家社會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而這個訴求其實是悖逆當時的歷史前進方向的。還記得嗎？此前我們多次分析過，宋朝是官權成熟，並且高度發展的社會，不通過顛覆性的手段，通常就是改朝換代，這種權力結構從根本上是無法改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應該算“反動派”。
儘管王安石變法整體上以失敗告終，但像所有的人類事物一樣，失敗中也蘊含著成功的因素。王安石變法的很多具體措施其實都被保留了下來，甚至在後來整個宋王朝裡都能得以窺見。比如大奸臣蔡京推行的各種國家專賣制度，教育制度，和局部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而且 ，從神宗到宋徽宗，在王安石精神，或者說派系的影響下，中央權力確實也得到了部分的加強，中央財政狀況一度達到了宋朝有史以來的最高峰。這應該也算是王安石另類的一種成功吧。
比之於他的變法，王安石這個人本身其實更有意思。他是出了名的執拗。
王安石小時候的經歷和司馬光很相似。官僚家庭出身，教育良好，打小就聰慧異常，見識廣博。比司馬光更厲害的是，他科舉考試一次就過。1042年，年僅21歲的王安石進士及第，開始了為官生涯。和同時代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是，他似乎沒興趣升官。早年間一直輾轉各地出任地方官員，廣泛觀察了當時社會的世態百相，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在他開始進行規模浩大的變法之前，曾經多次拒絕進入中央，甚至中樞的機會，皇帝都拿他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王安石還是有點天真的，假設如果他能先在中樞機構幹上個十年八年，也許他的改革計劃起碼會順暢不少。
只能說，王安石是個過分務實的人，他需要權力只是為了實現他心中的政治理想。這多少有點書生意氣，而忽略了現實的複雜情況。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王安石在變法失敗後，他本人的聲譽和來自於人們的，尤其是同僚的尊重並沒有減損多少，正如他最大的政敵，司馬光同志說的，他是一個一心為公的人，不應該遭到苛責。到底是名臣風範，這是北宋士大夫們最可愛的地方了，朝堂之上可以打得不可開交，但公事完了又可以若無其事地相處。
王安石在私德上也是一個接近於無可指摘的“完人”。他近乎於極端的清廉樸素，不慕聲色。我只能猜想，和司馬光一樣，一來他自小受的教育，尤其是他廣泛地接觸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讓他根本沒有這種心理需求，二來，他們小時候較好的生活條件已經讓他對這些浮華的東西喪失了更多的興趣。不過還是有些納悶，太過分了，哪怕是像范仲淹一樣，淺嘗輒止也好啊。
看兩個小故事吧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小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觀察王安石的一生，總有一種感覺，他太認真了，以至都不太像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這也許正是他的不凡之處，在一個以適當糊塗，不求甚解為底色的環境裡，他活出了另外一種風采。
也許王安石生錯了時代，也選錯了行當，他的氣質其實更適合做純粹的學術工作，比如現代的科學研究。他的堅持，執拗，不為凡俗所動，甚至他的不拘小節，不修邊幅的邋遢儀表和現當代的科學大家愛因斯坦都很有幾分相似。再不濟，讓王安石為中國搞搞導彈，核武器研究，那絕對是一把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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