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1069年，而靖康之恥是1127年。
換句話說，王安石變法之後僅僅58年，北宋就被滅亡了。
很多人認為：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北宋失去了富強的機會，導致了靖康之恥。
我覺得事實並非如此。
細讀歷史就會發現：王安石的變法，根本沒有失敗。相反，他的變法，可以說最終取得了徹底的圓滿的成功。
不錯，王安石後來確實被罷相了，繼任的司馬光也曾一度廢除新法，但是，新法的斂財效果實在太誘人，以至於雖然幾經反覆，新法還是在進行了一些修改後被堅持了下來。後來的章惇蔡京等人為相所奉行的，都是熙寧新法。
不僅如此，新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目的也完全達到了，到蔡京為相的徽宗時期，朝廷不僅沒有財政赤字，而且富的流油，不斷的大興土木。
事實上，在靖康之難的時候，北宋政府可以說要錢有錢，要兵有兵，要人有人，武器物資均不匱乏。綜合國力可以說碾壓金朝幾個量級。
然而這樣的國家，愣是讓十幾萬金兵給滅了。
歷史上，曾經有另外一個王朝也遭遇過敵人兵臨首都城下的局面，那就是土木堡之變後的大明朝。
可以說，當時大明所面臨的局面，比靖康時的北宋政府要險惡的多：國家最精銳的一線部隊已經在土木堡全軍覆沒，皇帝被俘虜。北京城人心惶惶，守備空虛。
然而，大明朝愣是君臣一心，軍民一心，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在如此惡劣的態勢下，擊退了敵軍，保住了京城，也保住了大明朝的氣運。
這裡面功勞最大的，當然是一代名臣于謙。但是，僅僅把功勞歸於于謙也是不合適的。畢竟，如果沒有整個政府文臣武將的眾志成城團結一致，于謙也是獨木難支。
大明朝北京保衛戰時候這種朝堂內外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的局面，在靖康之役時候我們根本看不到。
靖康之役，雖然有李綱等人竭力主張抗戰，但是整個朝廷，可以說是一盤散沙，從上到下，人人心懷鬼胎，個個為自己打算，君有苟且之心，臣存偷生之念，官無節操，士無風骨，將無血性，文不以求和為恥，將不以戰死為榮。
北宋之亡，是亡於人心。
靖康時，負責治理國家的整個精英階層，已經徹底墮落了。那些他們本應該具備的美德比如忠誠和使命感，已經蕩然無存了。
可是，僅僅在靖康之前的50年，北宋曾經擁有過一群（注意不是一個，而是一群）品行高潔閃耀千古的名臣，比如司馬光，比如蘇東坡，比如鄭俠，比如，王安石。
為什麼，僅僅不到五十年時間，這個國家的讀書人群體，就墮落成了這個樣子？
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出在王安石。
王安石對國家最大的危害，不在於他的新法。而在於他開啟了北宋的黨爭。而北宋的黨爭，敗壞了讀書人的人心。
政治觀點的不同乃至對立，其實很正常。執政方針是否正確，任何時代也難免一個試錯的過程。某些執政措施出現失誤對國家造成一些傷害，只要及時糾正也不至於危及國運。
但是，如果人心壞了，尤其是治理整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的人心壞了，那這個國家就無可救藥了。
王安石的變法，輕率冒進，一意孤行，排斥異己，不聽取任何反對意見。為了推行新法，他將朝堂反對者清洗一空，同時不顧人品大肆提拔聲稱支持新法的新人，將大量人品卑劣的投機分子安排到領導崗位。
於是，整個國家的官僚系統，被強行撕裂成了水火不容的新黨和舊黨，開啟了北宋的黨爭。這種黨爭，一直延續到北宋的滅亡。
黨爭一旦開啟，作為國家治理者的北宋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的底線，就被不斷的突破，直到最後徹底墮落。
司馬光和王安石作雖然是政治對手，但兩人的節操品行都屬於一流。主持變法的王安石沒有難為被罷相的司馬光，而起復後的司馬光雖然將新法全部廢除，卻也沒有難為王安石。
這兩個人，還是有道德底線的。然而，王安石的繼任者並沒有這種底線。
我覺得：北宋精英階層整體性的的道德墮落，是以一件事情為標誌的，那就是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是一起文字獄。自古以來，搞文字獄的人無非是兩個目的：一個是打擊對手，一個是邀寵佞進。今天也不例外。
烏臺詩案發生於1079年（元豐二年），此時，距離靖康之恥還有48年。案件當事人是蘇軾，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蘇東坡。
蘇軾其實並不反對變法，但是他受不了王安石這種狂風暴雨式的變法，也難以接受王安石的一些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的變法措施比如青苗法等。因此被朝廷排擠外放。
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這種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但他偏偏嘴欠，在裡面說了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確實是牛人，這兩句話，罵人不帶髒字。裡面的“新進”，是嘲諷王安石火箭式提拔的新黨。而裡面的“生事”，則是嘲笑王安石變法。
這句話，一下惹怒了朝廷裡的某些“新進”們。
這些人話費了數月時間，去搜集蘇軾的黑材料，把他多年來在網上發表的言論挨個翻出來拿著放大鏡找茬。
不得不說，蘇軾同學確實有些嘴欠，他確實寫過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而且寫的很有才。
他諷刺青苗法擾民，使農民不得不頻繁往城裡跑，以至於小孩子都學會了城裡口音：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他諷刺王安石以新法考核官員：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他諷刺農田水利法：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他諷刺食鹽專賣讓老百姓吃不起鹽：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自命為朝廷正能量的新黨把這些黑材料打包上奏給皇帝，稱：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
然後，群情洶洶，御史臺連番上奏，要求皇帝將蘇軾處以極刑。理由是：蘇軾身為大v，天天為了漲粉絲蹭熱點罵政府，流毒極廣，必須斬首示眾。
幸虧蘇軾沒去過外國大使館，否則估計還會給他加個罪名：被外國勢力收買詆譭政府。
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逮捕，被押往御史臺的監獄審問。押運期間，蘇軾一度試圖自殺，因為怕連累家人才作罷。
御史臺院子裡有很多烏鴉，所以此案又稱“烏臺詩案”。
新黨繼續收集材料，將蘇軾多年的作品收集起來，仔細研究。然後牽強附會，刻意曲解，栽贓嫁禍，必欲置其於死地。
審訊期間，蘇軾被長期羈押，受盡了折磨，被主審官員反覆羞辱謾罵，被迫寫了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承認自己確實因為對新法不滿發過一些牢騷，但也僅此而已。
僅憑這些，很難置蘇軾與死地。於是，新黨一幫人做出了一件極其無恥的事情，他們強行構陷蘇軾，說他“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證據是蘇軾的一首詠檜樹的詩：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新黨一幫人攛掇朝廷副相王珪向皇帝舉報：“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
這事辦的連神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皇帝看不下去，很多人也看不下了。
遠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唸佛，為蘇軾祈禱平安。
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病重臥床的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皇帝最終沒有理會新黨強烈要求殺掉蘇軾的呼聲，將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
烏臺詩案，蘇軾被關押4個月時間，終見天日。
到了黃州的蘇軾，因為生活窘困，在一個東向的坡地上種田養家，給自己起了個外號：蘇東坡。
如果說，烏臺詩案前，新黨舊黨的黨爭還有底線和節操的話。烏臺詩案後，雙方的底線和節操就再也沒有了。此後的雙方的爭鬥，造謠構陷，栽贓嫁禍，無所不用其極，且手段越來越兇殘，對對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自此，整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風氣徹底崩壞，讀書人誠實善良忠誠和使命感等種種美德，徹底消失了。北宋從此不再擁有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這樣人品節操勘為千古表率的讀書人。
人心已經崩壞，當國家處於危難的時候，這個群體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帶領大家，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為國捐軀，力挽狂瀾。
烏臺詩案48年後，靖康之役。
北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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