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當然失敗的是大多數。你印象中關於北宋的改革有哪些呢？即使你粗通曆史，也很快就能說出那個名字——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熙寧是宋神宗的年號）。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宋仁宗趙禎年間就發生過一次改革，其主導者是一位名號不比王安石小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不過這次改革僅僅歷時一年多就草草結束了，史稱“慶曆新政”，它也為後來的“熙寧變法”埋下了伏筆。我們就來說說這場虎頭蛇尾的改革吧。
一、時代背景
宋仁宗趙禎親政的時候，北宋已經建國70餘年，當初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了。這也是封建王朝的一個通病，一代不如一代其實也是符合封建王朝發展趨勢的。不過北宋的情況還要複雜些，它根本不算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北方有遼、西方有吐蕃、南方也有大理等國，周圍強敵環繞，尤其是強大的契丹，可是讓北宋吃了不少的苦頭。不過在“澶淵之盟”之後，宋遼之間的戰事逐漸平息，北宋獲得了幾十年的和平時期。
不過好景不長，曾經斡旋與宋遼之間的党項人逐漸崛起於西北——大夏國誕生了。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國，這讓一直以宗主國自居的北宋大為不滿，更令其想不到的是，西夏竟然主動進攻。公元1040年，李元昊進軍陝西，宋夏戰爭開始。幾十年一直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北宋，軍備廢弛，毫無準備，盛世的泡沫被一下子戳破。在這場戰爭中，大宋帝國可以說是一敗塗地，若不是後來大遼國軍事幹預，造成西夏主動議和。公元1044年雙方議和，西夏雖然撤銷的帝號，但北宋也送出了豐厚的歲幣來維持和平，這讓北宋君臣上下十分難堪。
“慶曆新政”正是發生在公元1043年，那時的大宋帝國正被與西夏的戰爭弄的焦頭爛額，同時國內的動盪也開始了。該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倫聚眾起義，僅僅兩個月後，又爆發商州張海、郭邈山的起義，這兩次起義震動朝廷。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改革派走上了前臺。
二、新政概覽
公元1043年，也就是慶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類似於副宰相）。九月，就有了其與富弼提出的十項主張，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十事疏》。無須咬文嚼字，我們用今天的話來分析一下這十項措施。
其中五項涉及吏治：
1、明黜陟。這是針對官場升遷排資論輩的問題，北宋文官集團暮氣沉沉，文職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養成了官員的惰性，范仲淹主張以功績作為升遷標準，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績效考核KPI。
2、抑僥倖。北宋雖然早就不是士族門閥時期了，但官員依靠恩蔭來進入系統的也是大有人在，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范仲淹要抑制此等僥倖蠹國之徒的出現。
3、精貢舉。就是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也就是注重官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4、擇長官。此法乃針對當時的監司制度而說，范仲淹認為要地方政治好，便要注意監司的人選，更要由逐級保舉，才算合理。
5、均公田。所有公田即職分田，是特別撥給地方官的，以減少官吏貪汙。仁宗時，有人主張廢職公田制度，認為公田侵佔了私田。但范仲淹則認為不應取消，其理由是不均者均之，不給者給之，如此才能責其廉潔。
還有三項是關於經濟和軍事：
1、厚農桑。主張政府幫助農民興利除害，開河渠，築堤堰等，以提高社會生產力，畢竟農業是社會經濟的基礎。
2、修武備。這就是針對對西夏戰爭失敗的一種對策，北宋冗兵、冗官、冗費十分嚴重，尤其是軍隊的腐敗，范仲淹主張先在京畿之內，仿效唐代兵農合一之府兵制度，募集強丁，使其“三時務農，一時教練”，訓練成為勁旅，代替募兵先行於京畿。成功之後，再推廣到各路。
3、減徭役。北宋的役法極多，造成了人民負擔非常重，范仲淹主張根據人口的多寡定服役，省並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省其他人民的徭役，減少對正常生產的影響。
最後兩項是關於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的問題：
1、覃恩信。恩信即政府對人民的赦令。范仲淹認為政府對一切赦令應立即執行，令人民感激政府。
2、重命令。要求政府不能隨意修改命令，嚴格執行施行時間，增加政府公信力。
當時被西夏軍隊弄得心煩意亂的宋仁宗看到這份奏疏後，龍顏大悅，並讓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餘靖等人著手改革。
可惜這場改革遭到了頑強的抵制，維持了一年多時間後，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標誌著改革派的失敗。“慶曆新政”夭折了。
三、失敗原因
“慶曆新政”來得快，去得也快。政策還沒有全面展現，就夭折了。造成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1、老闆不給力
宋仁宗趙禎，歷史上第一個成為“仁”的皇帝，歷史上對他的評價不差。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就是個老好人，待人接物都比較仁義。仁宗也認識到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在最初也同意了這場改革，有了銳意進取的苗頭，可惜外界的反對力量不斷增大，他就有些猶豫了，甚至還猜忌了改革派。如果他能有秦孝公和雍正皇帝的魄力，也許改革就能成功了。
歷史對於宋仁宗的評價是不差的，我想多是儒家對法家的的敵視所造成的吧，畢竟是皇帝結束了這場變革。
2、同志有問題
應該說這些主導改革的名臣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問題的。以范仲淹為例，文正公人品高潔，性格正直，但做事缺乏忍耐性，很容易與其他官僚有摩擦。像韓琦、歐陽修等也都有如此的問題，他們很難做到外圓內方的處事原則，有時也有操之過急的情況發生。
另外，改革的主導者們能夠始終如一，但也有很多人為了得到重用而強行站隊，這樣難免會有形成朋黨之嫌。這也是反對派們用來打擊改革派的主要手段。惹得歐陽修還專門寫了千古名篇《朋黨論》予以還擊：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可惜，君子無法對抗小人。
3、對手太強大
“慶曆新政”的重中之重就是關於吏治的改革，畢竟管理國家還是得依靠各級的官員。所以，新政所面對的其實就是這個國家龐大的文官集團。像明黜陟措施一下子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有宋一代，一直重文輕武，優待士大夫，因此他們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還有，像抑僥倖措施就針對了貴族和高官集團，他們的親朋好友如果不能走入體制，可以想象其反對的力量了。
從慶曆四年（1044年）夏天開始，反對派開始攻擊改革派，就以朋黨的罪名，宦官從而譖之。同年秋天，同平章事夏竦陰謀誣告富弼準備造反，宦官更協力陷害。同年冬天，王拱辰、劉元瑜等御史借“奏邸之獄”排除改革派新人蘇舜欽、王益柔等。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宰相章得象暗中排擠范仲淹。迫於強大的壓力，改革派開始退出政治舞臺。
四、後記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第二年，改知鄧州。就在這一年，范仲淹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岳陽樓地處洞庭湖濱，可是當時的范仲淹從未去過那裡，礙於好友滕子京的面子，他依靠自己曾去過鄱陽湖的經歷，寫下了這篇散文，其中的最後一段，抒發了范文正公的胸臆：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慶曆新政”的失敗，滋長了士大夫的言論風氣，成為北宋中期以後的大病。而北宋的困難仍未能解決，造成日後“熙寧變法”的伏線。而“熙寧變法”的失敗與“慶曆新政”如出一轍，都造成了大規模的黨爭。
范仲淹雖然失敗了，但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情操以及為公忘私的偉大人格，實為後人留下無價的精神財富，成為後世讀書人的精神偶像。歷史永遠會記得偉大的范文正公，誰會記得那些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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