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从欧洲回国：不是“万里投毒”，差点“无家可归”

口述：赵鹏

我2009年出国，在德国、奥地利念完了博士、做了几年博士后，接着在德国美因茨一家研究所工作。我和我爱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都在国内，年岁大了，所以最近几年一直在寻找回国的工作机会。去年夏天，我们俩都找到了国内的工作，和工作单位协商后，决定在今年2月回国，并且在去年11月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2月就订好了今年2月中旬回国的机票。

德国的办事规矩一般都是“面谈先预约，涉及合同提前三个月”，所以我们要提前处理辞职、终止保险、房屋退租、孩子退学等等。合同终止后，重新再办理也要按这个办事规矩。这导致了我们在疫情渐渐严重之后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

▌口罩

今年1月中下旬，在武汉封城之前，我们看到关于武汉不明肺炎感染的报道。由于当年在北京经历过非典，心有余悸，就买了些一次性外科口罩，准备在回国的路上以及落地之后自用。当时口罩在德国亚马逊上是平价，50只一盒的卖4欧元，约合30元人民币。

买完口罩后，我和爱人给国内的父母们打电话。我让我妈也买一些口罩备用，她当天就买了一些，第二天又告诉我，口罩断货了。我马上去问在老家河南当医生的同学，他说口罩有些紧张了，我就又在德国亚马逊下单了1000只。买完这批后，口罩价格已经涨到了10欧元一盒，我觉得贵，就没再买。而我们离开德国之前，同类口罩在药店卖2.5欧元一只，比我买的时候涨了三百多倍，还限购。

当时想捐一些口罩给国内，但已经是1月底了，我们的房子已经退租，下一家马上搬进来。我们原计划是搬到研究所的招待所将就半个月就回国。但坏消息来了，回国的航班被取消，连预定的国内的长途车票也被退了，不得不临时找新的住处。两个孩子要么失学在家，要么另找学校、幼儿园，我们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查找靠谱的捐赠渠道，只是听到一些负面新闻，说一些寄往湖北疫区的物资被截留、或者被一些机构不当处理，那还不如直接寄给信任的医生老同学，省事又放心。

我怕寄丢，就分批寄，打算国内的朋友收到后，再寄剩下的，第一批寄了300只口罩。我以前也用过同样的物流公司，过去一周就能寄到国内，这回等了一周，邮包仍然没出德国，我和物流联系，对方说当时很多到中国的航班已经取消或中断，如果走其他渠道，还要另外交钱。我交了钱，又等了一个星期，口罩才终于出仓，直到2月底才寄到同学手里。后来，同学的那家医院派了医护队伍去武汉支援，昨天听说他们平安回来了。

我爱人有个医生朋友在北京工作。她下单了40只FFP3的口罩，相当于N95的标准，每只大概四五欧。我们辗转打听到一个朋友的学生的姐姐结束了欧洲旅行要回国，托她把这批口罩带回国。她到上海后，把口罩分成两拨，寄给了我们在北京和河南的医生朋友。这是我们寄出的第二批口罩。

这时，德国亚马逊上大部分口罩链接已经显示“无货”了，往后翻好多页才找到有货的商家，不过是从美国发货。我们立刻下单了80只，是在2月上旬，这个订单分两个邮包发货，我们只收到了第一包的40只，第二包迟迟不到货，商家建议取消订单，我们坚持不取消，僵持若干天，商家最后竟然直接退款了。这批口罩由我同事回国带了回去，寄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这是第三批口罩。

由于第一批寄得太慢，我就打消了继续邮寄的念头，尽量托人带回去。第四批口罩是托朋友亲人带回国的，寄给了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买的口罩，除了往国内寄送之外，还给英国和奥地利的朋友们寄了一些，剩下的除了自用，都分给了美因茨的同事或者朋友。

▌德国美因茨

我在德国西南部的美因茨工作，它是莱法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人口二十多万。我在买口罩的同时，连夜用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了封倡议书，建议当地华人减少春节聚会和外出，朋友圈就被倡议书刷屏了。随后，中文学校停课，教会的华人组织停止一切聚会，就连隔壁法兰克福的春节联欢都取消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倡议书真的发挥了作用。

▲ 德国美因茨-莱茵兰-普法尔茨地区的城镇。 © 图虫

研究组的组长也立刻决定停止每周例会，改为线上会议。2月底，研究组已经开始在家办公，能不做的实验就不做了；不得不到实验室的话，必须提前向组长报告。3月上中旬，整个研究所都尽量在家办公，原本楼里的进出口有两把钥匙，一把实体的，一把电子的，都能开门，现在实体钥匙对应的锁芯也给换掉了，只能凭电子钥匙进出，这样能了解具体人员的进出情况。

不过，别处的警惕性可就小了。大约从1月底开始，德国南部有个公司出现了几个肺炎病例，但都痊愈了，随后也没再有什么新增病例。2月下旬，狂欢节达到高潮，很多人在“玫瑰星期一”上街参加游行。3月上旬，德甲还在美因茨举办了一场比赛，美因茨主场迎战杜塞尔多夫，对方的一些球迷也来了。当时德国西边的北威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疫情已经有点严重，但是在周末的那场球赛上，据说没什么人戴口罩。其实这边的华人已经很警惕了。开赛前，一些华人还想抵制这场球赛，最后没有成功。当时中国的疫情正严重，在我孩子上学的幼儿园里，很多华人家庭都不让孩子去学校了。

我们一家人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又在同事的帮助下找了个临时住处。住处不大，没有阳台。两个孩子有自己的社交圈，如果突然不去学校和幼儿园，天天憋在小公寓里，对他们的成长不太好。以前老大都是自己乘公交车上下学，我们就改成每天开车接送，减少在公共场合接触的风险。

3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放学时，两个孩子的老师都要求把物品带回家，说可能下周停课关园。那个周末我们收到了邮件，明确说从下周一开始不上课，直到复活节假期结束。到我们在3月25日回国的这期间，美因茨很多公园都关闭了，孩子过去常玩的儿童游乐场也被警戒带围住，公交车上的人也比过去少了，渐渐能看到一些戴口罩的人。

超市还是正常开放，但是能感觉到一些物资不太好买到了，比如卫生纸、新鲜蔬菜、鸡蛋，有时候货架是空的。以前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有的。一些超市开始增加限制措施，在早上9点之前只开放给老人，过了9点之后才开放给所有人，也会限制人数了。

▌信息平台

武汉封城前后，我每天刷消息，疫情和政策变化非常快，任何变动都可能影响我们全家的回国入职和安家行程。同时，两家老人没在身边，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平安。虽然觉得（刷消息的）帮助不是特别大，但又忍不住要去关注，信息过载，弄得自己特别累，天天失眠。我就想着怎么能分散注意力，缓解心理压力。

我是做科研的，不久前出版过一本书，讲的是如何在科研里使用R语言（一种自由软件编程语言与操作环境，主要用于统计分析、绘图、数据挖掘），有读者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例子和配套习题。因为发现网上一些关于疫情的数据不是特别好用，我就开发了个R语言包（类似于软件的插件）并且开源，让用户更容易获取疫情数据。

花了几天时间，代码差不多可以用了，有朋友建议做成数据共享平台，所有人都能使用，于是我拉来几个朋友，做了个中英文界面的网站，一站式服务，一是展示每天的新数据，二是把数据可视化，三是把省市等信息都英文化，四是加入了模型，分析和预测疫情的发展。

因为数据和代码都是开源的，其他人也会基于这些信息再做其他研究，比如对疫情变化趋势的预判，预测什么时候会趋于平缓；一些做流行病学研究的学者也可以用这些数据，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暴露出疫情的严峻，但这些学者可以先了解中国的情况。据我们系主任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开放获取的数据网站。我们收到了一些感谢信和建议，比如图形的优化、时间格式的调整等等。网站还被《扬子晚报》、China Daily等报道了。

▲ 赵鹏所在团队2月初发布的基于全国疫情数据的Logistics拟合。其模型显示，全国总体疫情将于2月22日缓解（确诊病例不再明显增长）。各地疫情会在此前相继落幕。对最受关注的湖北，预言会在2月22日出现平台期，即单日增加确诊人数小于50人。 © 莱茵数据在线

我们还做了个配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做得比较早，而且方便其他人快速获取数据，写的一篇文章的阅读量居然超过了460万。基于预测模型，我们团队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现在正在投稿。

▌航班取消

我们早在疫情发生之前的12月就订好了机票要回国，结果预定日期的机票在1月底被取消。当时国内的疫情正严重，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馆、国内的工作单位都让我们近期不要回国，最好原地不动。所以我们没有改签机票，直接退票了。拖家带口找临时住处，搞得很狼狈。

到了2月底，国内的疫情已经开始好转，欧洲还很平静，新单位要求返校的时间也从2月底一再推迟，推到了4月初。我们估计了一下形势，就又通过旅行社预订了3月29日回国的航班，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靠谱的，根本没想到未来欧洲的疫情会陡转急下。

3月中旬，代理订机票的旅行社又告诉我航班取消了，问改签还是退票，我就想着改早不改晚，就把机票改到了3月25日。只有这一天可选，没别的选择。临时的住处3月底到期，万一航班再取消，我们还能有几天时间再次找房子——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德国很多机构都已经停摆，租车公司和房屋中介基本都不营业了，更不要说一般要提前三个月找。

离3月25日越来越近，为了不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也为了家人的安全，我想尽量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在网上搜信息、问朋友，也联系国内有可能接收我们一家人的社区，想知道路上需要准备什么，以及回国后的接收流程如何。那段时间里，接收政策常常变化。我联系了国内的三个社区，一个是在苏州，我将要去工作的城市，这是首选，因为如果先到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回苏州还会再被隔离一段时间。为了杜绝输入性感染，新单位要求员工收到许可信之后才能回国，据说这是省政府的规定，单位也在努力为我们争取。我不想给新单位带来麻烦，就想着回我的户籍地北京。我们全家都是中国国籍，现在无家可归，回户籍所在地应该是合情合理合法。我向北京的社区如实汇报，那边也做好了接收的准备，还问了我们一家人的情况、具体的航班，让我们密切关注北京的相关政策。另外我还问了籍贯地河南的情况，因为担心如果要隔离的话，两个孩子恐怕受不了，如果回老家，把孩子交给老人照看也行。

在报备的过程中，江苏、北京、河南三地的负责单位，一方面对我们没有丝毫歧视，耐心解答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政策，在具体措施上把输入性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在3月25日当天，距离我们的航班起飞只有10小时的时候，我们拿到了来自苏州的回国许可信。虽然惊心动魄，好在有惊无险。

▌回国

3月25日，我们夫妻两人带着两个孩子，从美因茨出发，在法兰克福登上国航的航班，飞抵上海，随后又乘坐江苏的接送大巴，在昆山经过一次中转，最终到了苏州的一家旅馆集中隔离，全程用了26个小时。刚下飞机，就听说开始限航了。

回国之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些负面消息，比如回国的路上耗时长、一路没水喝、到达之后隔离的条件差……因为带着两个孩子，所以我也有点担心，只能尽量充分准备。但是真正经历了之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为了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我们从进入机场就开始戴口罩和护目镜，口罩每三小时更换。为了减少用手摸脸的次数，还戴了手套。飞机上每个人都带了口罩，还有人穿了防护服。航班提供了一顿简餐，餐盒发下来后，中国人几乎没人吃，吃饭的都是老外们。我们一家四口发了14瓶380毫升装的矿泉水。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我反而不敢多喝水。没发耳机，我对着面前的显示器看了一部无声的《冰雪奇缘2》。

下飞机后，江苏的接送车为每个人提供全套的防护服装，听值班人员说，防护服每套价值400元，现在自愿领取，免费。有人认为这是回国人员的福利，我觉得这是防止境外输入，这也是在保护本地人，是对国内的老百姓负责。穿上防护服之后，身上的汗出不来，衣服几分钟后就全湿透，走路不小心还会被自己绊倒。而值班人员们日日夜夜这样穿，一穿就是七八个小时。他们还帮忙搬箱子、牵孩子，带我们到宾馆，当时下雨了，有一位还在旁边帮忙撑伞。

▲ 赵鹏和大儿子各领了一套防护服，“全套防护服包括头套、脚套、面罩、橡胶手套，加上自备的口罩和眼镜，基本没有一寸肌肤暴露在外”。 © 赵鹏

在集散点，也有食物和坐着休息的地方。我们本来担心路上不便，尤其是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所以做了一些预案，比如把行李箱拴起来让他躺在上面睡觉等等，这些预案都没有用上。

我们遇到的情况跟出发前读到的负面信息不一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社交网络上更容易传播一些比较负面的信息，如果有的人回国很顺利的话，一般不会上网再去说如何顺利，但如果不顺利的话，就可能会找一些渠道宣泄情绪。另一方面，可能是亲朋好友怕我们准备不足，一看到这类信息就转给我们。此外，接待工作周到的安排和防疫工作人员的敬业、善良，为我们扫除了很多障碍。

▲ 昆山集散地的值班人员。 © 赵鹏

抵达后，我向一位关心我们的老师报平安，他建议我把回国经历记录下来，给那些想回国却还在犹豫的人做参考。我就写了一篇，发在公众号上，没想到被阅读了6000多次，并且从留言可以看出很大争议。一些读者没有把全文读完，就在留言里说我们是在祖国有难时躲在国外、现在却逃回国避难；还有说我们是外国国籍、让我们“滚回欧洲”的……一个熟悉我的网友在留言区帮我解释，说“此文博主是中国国籍，学成归国人员，回来天经地义，是薅了资本主义羊毛，回来浇灌社会主义花朵”。有一些提问和批评，他们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尽量解释，如果还完全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

▌隔离点

到隔离点已经是3月27日零点了，当时车里有9个要被隔离观察的人，我们下车之后陆续去办理了入住，领取了体温计，就没再出房门半步。每天上午、下午各测一次体温，并且通过酒店的电话上报。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办理国内的手机号。每天三餐都会送到门口，送餐的人也是“全副武装”。除了最初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和医护人员有过安全防护的接触外，我们一家人没再接触过其他人。医护人员也特别小心，除了必要的检测动作，进出的时候不接触任何东西。我们会把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封好放在门口，有专人在固定的时间回收。整个过程是闭环式的管理，做得非常好。

我将去任教的是个国际学校，一些师生因为春节假期去度假，或者参加学术活动，现在还在国外，所以没有办法正常开学，都是上网课。回国之前，我们托亲戚在苏州租好了公寓，隔离结束之后估计还得再去购置一些生活用品，慢慢安家。两个孩子今年分别幼升小、小升初，现在因为疫情，去年就预约好的面试全部得重新安排，入学的事情也还要再去处理。

在国外多年，期间回国不多，这回彻底回来，之后很多事情要适应。我们国家最近十几年发展太快了。在德国，这十来年经常需要贴邮票寄平信，付钱用现金，乘公交车买纸质票，而回来之后一切都用手机。上网习惯也得改，以前常用的网站，需要替换成国内的一些服务才方便。国内外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步骤也有不同，孩子们可能需要一段过渡期。除了要重新适应文化之间的差别，还要适应新城市。我们都是北方人，这个时候来到江南，在屋里真是冷啊。

经历了从欧洲回国的过程，我觉得国内一些人对海外的华人群体有一些误解。在回国之前，不管在美因茨，还是我知道的一些其他朋友在的地区，很多海外华人都在积极地给国内捐款捐物。我们的微信群里，每天都几千条信息，讨论物资购买、走哪些物流，特别关心国内的情况，因为根在那里，心系祖国。有个别华人回国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海外的华人们也在骂他们不争气、丢华侨的人。后来国外疫情爆发，很多人都知道路上风险最大，待在原地安全，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不得不冒险回国，却被一些人说回国的人都是“避难的”、“万里投毒”的。

有些人不会去了解这些个人、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原因，而是直接划分群体、打上标签，一概而论，甚至在公开场合谩骂，这对任何人、对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对我们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理解我们。其实只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网络上的戾气就会少很多。

我觉得中国在武汉封城后的疫情防控措施有目共睹。有句话说，中国花了举国之力来为世界争取时间，但是被有些国家辜负了。确实如此。一些国家和我们的国情不同，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同，没有及时吸取我们的经验，最初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决，导致确诊患者很多，特别可惜。

不过我觉得，有些事情需要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相互支持。比如，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孩子如果发烧，诊所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如果不超过39度，不用去看医生；超过39度，到诊所检查，如果是细菌引起的，就开点抗生素，回家吃药，一周就痊愈；如果是病毒引起的，无药可治，只能开点退烧药，回家硬扛。从来不打点滴。民众看病一贯如此的话，就可以理解他们这次对待病毒的态度，虽然我对此并不赞同。

回国之前，我和住在意大利、奥地利的朋友、同事有联络。奥地利的防疫措施是欧洲做得最严格的了，“重灾区”都要求在家办公。我以前所在的研究组，有个“咖啡时间”的传统，就是在每天10:15和15:15的时候，大家都放下工作，到一个开放的场地或者阳台，大家喝着咖啡聊一聊，吹吹牛，然后接着工作。现在他们虽然都回家办公了，但还是会开着视频一起远程过“咖啡时间”，期间也少不了开开玩笑。在德国，我家老大的萨克斯风老师，用邮件约学生们在某个时间一起去阳台上吹萨克斯风。我们提起疫情来经常是苦大仇深，而他们虽然防疫措施上很严格，但是情绪还挺好，大家都在想办法调节一下情绪，不至于那么悲观或者紧张，这可能对个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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