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上海一位71岁的老妇人，在自己家里被杀。暮年的她，依然风韵犹存。
刑侦人员调查发现，这位名叫蒋梅英的老妇，半个世纪前，曾经是名噪一时的“上海小姐”。
凶手是当地的一个片儿警，年龄比她小一大截，曾多次骚扰她，都被她拒绝，甚至被她写信检举。
1983年，全国“严打”，在路旁小便，就有可能被判“流氓罪”，而流氓罪的量刑，最高可以是死刑。与此同时，还有“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的著名演员迟志强，就因为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坐牢数年，演艺前途毁于一旦。
这位片儿警升了官，但他生怕曾被其骚扰的蒋梅英告发他。他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杀人灭口。
此案最终被破获，凶手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这件事，因为兼具桃色和凶杀色彩，也被一些媒体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描绘。
当时，有个出身名门的上海女子，酷爱文学。她从小报上看到了这起案件的报道，尤其是，小报上刊登了蒋梅英在民国时期的海报——风姿绰约，打扮时尚，仿佛十里洋场的时代见证。
这位女文青，对蒋梅英的一生，浮想联翩，充满感慨。她对民国时期的上海，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那个灯红酒绿、浮华喧嚣的时代，既龙蛇混杂、藏污纳垢，又充满了自由和梦想……
她以蒋梅英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名叫王琦瑶的上海女人。王琦瑶天生丽质，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顺风顺水，在“新中国”成了一个普通人，老年卷入一场情杀……
她通过这个普通女人的一生，追忆已经远去的昔日上海。
这篇小说，她写了十多年，1996年出版，在中国和世界文坛，都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她这部小说，命名为《长恨歌》。“长恨歌”是白居易的长篇史诗的标题，她用这个标题，既烘托了小说的悲剧基调，也足见其气魄之大。
她就是王安忆。
上海滩的红色家世
王安忆生于1954年，她的父母，都有着鲜明的“红色”印记，而且都是知名文人。
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是个体制内的剧作家，早年从事抗战宣传工作，49年以后一度供职于军队的话剧团，后来调任上海人民艺术剧团，成为导演。
王安忆的母亲，是著名女作家茹志鹃（1925-1998）。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百合花》，曾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茹志鹃生于上海，加入红色队伍后成为文艺兵，几经周折，1955年，举家定居上海，从事编辑、写作和作协领导等工作。那一年，王安忆1岁。
上海，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一直是个独特的城市，从方言、民风，到中西合璧的商业文化，以及很多人在这片热土的寻梦与迷惘，都有着道不尽的故事，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茹志鹃在众多“红色作家”中，也是个独特的存在。虽然她也描写战火纷飞的大时代，但她更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比如《百合花》，写的就是淮海战役期间，小通讯员和年轻女战士向一位新婚女子借被子的故事，从中体现了战乱中依然无法磨灭的人际温情。
1959-1961年，是惨状空前的三年饥荒，也是文坛对创作风格进行大讨论、大整顿的时期。茹志鹃成为很多文坛大佬重点批评的对象，她的作品被认为太过儿女情长，没有突出革命英雄高大上的气概，甚至被指责“有方向性问题”。
幸好，茅盾等文坛的领军作家，对茹志鹃进行保护和鼓励。
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茹志鹃的文风，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她遭受了很多荒诞的批判，一度愤然发誓“今后再也不写一篇文字”。
文革结束后，茹志鹃重新拿起笔，可惜已经垂垂老矣，未能取得更高的创作成就。
这段日子，也是王安忆的成长环境。热爱写作的王安忆，虽然文风和茹志鹃颇多不同，但她的精神底色，受老母亲的影响很深。
她说：母亲茹志鹃在突出集体、泯灭个体的时代，依然倔强地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这非常难得。
王安忆说：“这也体现了老上海人的一些特点：注重家长里短的小日子，感情细腻，对‘宏大叙事’没有什么崇拜；这种站在普通人视角，尤其是很有女人味的写作，似乎很“小”很琐碎，但它超越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尚。在众口一词的大口号、大潮流中，能够保持一些个人化的本真，这是一种小家碧玉的独立人格，在特定的时代，足以堪称高贵。”
这其实也是王安忆本人，长久以来的追求。
长恨歌：一个上海女人四十年的情和爱
长篇小说《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通过上海女人王琦瑶四十多年的情爱追寻和悲喜人生，折射民国上海的世间百态：那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昨日”，但也是再也回不去的永恒追忆。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这是《长恨歌》开篇的第一句。接下来的好几段，王安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上海弄堂的种种特色：时常传播的各种流言蜚语、小家碧玉的闺阁，和穿梭于弄堂的各种鸟儿。
从弄堂，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王琦瑶。
王琦瑶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才貌出众，既非常精明，又有“小市民”的鲜明特征：缺乏远见，爱慕奢华和虚荣。
1946年，18岁的王琦瑶参加了“上海小姐”选秀，名列第三。从此，她踏入时尚圈。
一个四十多岁的有钱男人，李主任，和王琦瑶相识，看上了她的美貌。李主任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都有很多关联。
李主任邀请王琦瑶参加百货公司的剪彩，给她创造各种扬名的机遇。王琦瑶很快感知到了李主任对自己的情感，她顺从了。
从此，她仿佛成了李主任金屋藏娇的“金丝雀”，荣华富贵来得很突然。这是她梦寐已久的生活。
然而，上海的时局越发动荡，她和李主任见面，也越来越困难。在一次事故中，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也失去了依靠。
1949年，时代变了，曾经的上海小姐，也成了“空有姿色”的普通女青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康明逊。康明逊是个传统家庭的少爷，婚姻被包办，他既善良、体贴，又懦弱，对家族有着强烈的依赖。
他和王琦瑶在很多方面相互吸引，但他们的爱恋，就像偷吃禁果：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无法依靠终身，但却都对这段感情欲罢不能。
王琦瑶意外怀孕了，康明逊无力承担这个后果。
有个叫萨沙的中苏混血儿，一直和康明逊是情敌，两个人都在追求王琦瑶。但是，当他得知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一度几乎崩溃。萨沙最后鼓起勇气，带着王琦瑶去医院流产，但王琦瑶在半路上逃掉了，她思前想后，决定生下自己的孩子。
她的年轻时代，似乎就此终结。
多年以后，熬过文革岁月的王琦瑶，已经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妇人，但依然透着昔日上海女郎的气质。
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昔日的上海，成了众多上海人倍加怀念的往昔。一个对旧日上海充满浪漫怀想的男人——老克腊，对王琦瑶一见钟情。
老克腊比王琦瑶年轻很多，两个人陷入忘年恋。然而，当他俩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代沟”也越发明显。
当老克腊看到她枕头上染发水的污迹，恍然感到他们之间的距离。即使王琦瑶请求用当做命根子的西班牙雕花木盒再换取一些老克腊陪伴她的日子，老克腊还是离她而去。
有个外号叫长脚的混混儿，曾经追求王琦瑶而不得。生活越发落魄的长脚，认为曾是上海滩名媛的王琦瑶，家里大概有黄金之类的贵重物品。但他在试图盗窃时，被王琦瑶逮个正着。
长脚想要逃走，但王琦瑶坚持要拉着他到警局。最后，长脚杀死了王琦瑶。
王琦瑶死去，小说至此结束。
这部作品出版于1996年，无论王琦瑶还是李主任、康明逊、长脚等主要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简单的善恶是非，有着复杂的性格。
她写的是“老上海”，写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但同时，她写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也有种种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可以说，她以新旧交替的上海为背景，写活了人性。而对人性的探讨，正是1990年代的文坛的重要基调。
《长恨歌》堪称那个时代的文坛的精神写照，也是最具特色的佳作之一。
在此后十几年里，王安忆和她的《长恨歌》，接连获得很多荣誉，包括茅盾文学奖，和不少世界级的奖项，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和郑秀文主演的经典影片。
《遍地枭雄》：罪犯的另一面
进入21世纪后，王安忆出版了另一部重磅作品，《遍地枭雄》。
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世俗意义上“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的行径，也是抢劫、绑架乃至命案，满身罪孽。
“男一号”韩燕来，曾是个单纯的年轻人。他被绑匪“大王”一伙所劫持，却对大王，从恐惧、憎恨，到逐渐认同。
大王不但心狠手辣，也是个牛皮大王，满肚子歪曲的“哲理”，崇拜叱咤风云的乱世枭雄。韩燕来听多了“大王”的此类谬论，越发羡慕黑道的生活。
他堕落为“大王”的马仔，加入了犯罪团伙，却自以为很牛，堪比枭雄。
他们豪气风发，经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充满自负地鄙视普通人的小日子，浪迹江湖，笑傲苍生。
最后，身负命案、罪恶累累的韩燕来，以及“大王”，四处逃避，也难免被绳之以法。
这是一部另类的“江湖武侠”小说，也是一部貌似一本正经的荒诞剧。荒诞的泪水，折射出人性的复杂、社会的畸形。
可以说，《遍地枭雄》是世纪之交，社会在“野蛮生长”、高速发展中，针对一些底层边缘人的“忧思录”。
可能由于主题太严肃，对现实问题介入太深，文坛对《遍地枭雄》的评价，一直有些尴尬：一方面，大家都说这篇小说可读性极强，堪称一部杰作，另一方面又很少对它作更多、更深入的评价。
她把犯罪分子写成有血有肉甚至有追求的人，这样的故事，令众多读者喜欢，但也让一些人感到尴尬，甚至难以言说。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写作风格，依然秉承着王安忆长期以来的特色：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乃至更为细腻的女性角度，通过小人物的遭遇和悲欢，折射出一个大时代，长期被人忽视的很多暗角……
除了《长恨歌》和《遍地枭雄》，王安忆还有不少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米尼》，小说集《小鲍庄》、《海上繁花梦》等。
虽然王安忆近年来担任各级作协的领导职务，但她依然没有停止创作，2017年的作品《向西，向西，向南》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在写作上，王安忆的风格是多变的，她也善于描画人物的多样性，但在生活上，她把自己，隐藏在各种作品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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