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我又接到葉舒憲老師飛郵傳書，說已經正式啟動了玉帛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動，他們大部隊走甘青一線考察齊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讓我和唐師姐、張師弟組成小分隊去考察玉石之路山西道。
7月中旬，學校放暑假了，正是田野考察的好時機，我在電話裡跟上海交大的唐師姐一合計，準備7月18日在山西太原碰頭集合。而我則提前一天飛到太原，先去考察山西省博物院。
自從跟著葉舒憲老師學習文學人類學以來，我慢慢地愛上了博物館。不同於考古學的“見物不見人”，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追求的是“透物見人”的境界。在人類學者看來，器物背後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和思維，考察博物館就是透過每一件器物去觸摸古人的生命，穿越時空隧道重返遠古生活的現場。
山西省博物院
記得最初讀文學人類學專業的時候，有學長提醒我：學人類學很辛苦的，女生做田野考察又累又危險，可不是你們想象的文青式旅遊那麼浪漫，我有一位師姐曾經就以洗澡不方便的理由拒絕去田野。然而，當我看到葉老師可以在一篇文章裡把從中國到外國的博物館文物旁徵博引、信手拈來，那感覺簡直酷斃了！從那一刻起，我立志要做一個博物館控。到現在，我已經養成習慣，每到一地，必看博物館。從省級、市級、縣級博物館，到鄉級、村級、校級博物館，我最痴迷博物館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月連刷20多個博物館的記錄。從長江下游的上海市博物館一路跑到長江上游的瀘州市博物館，結果真的把鞋跑爛了一雙。再後來，在我的帶動下，我的學生們也紛紛愛上了博物館，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言傳身教吧。
廟底溝文化彩陶
走進鬥鼎合一造型的山西省博物院，首先引起我關注的是夏縣西陰遺址的展牌。這處標誌性的仰韶時代村落遺址，在1926年由中國人類學家李濟先生主持發掘。那一年，30歲的李濟正當而立，一心報國的李濟從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學成回國後，第一次獨立主持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現代田野考古。李濟先生在這裡發掘出半隻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1928年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得知是家蠶的老祖先，由此證明六千多年黃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養蠶了。西陰是一個以農業種植為主的社會，大量的植物花卉紋飾被繪在彩陶上，也有學者提出“華”“花”相通，這就是華夏民族“華”字的源頭。
陶寺特磬
走過西陰遺址，一腳就踏進了陶寺文明的土壤。從陶寺人發明觀測日影的觀象臺來看，這群先民已經頗具智慧。這裡展出了陶寺出土的特罄、土鼓和彩繪蟠龍的陶盤，就是中國禮樂文化最早的物證。許宏先生在《何以中國》中提到，這些都是貴族專用的重器，鼉鼓和特磬只見於陶寺早期的幾座大型墓，一般每座墓放鼉鼓兩件，旁邊放石磬一件。彩繪的龍盤也只見於幾座早期大墓，每個墓中只隨葬一個龍盤，可見規格極高。而稍小一點的中型墓則只出土繪有朱彩的陶盤，沒有龍紋圖案。
陶寺龍盤
我仔細觀察展出的龍盤，泥質黃陶胎底，塗著褐色陶衣，在上面用紅、黑兩色繪出蟠龍圖案。龍頭在外圈，圓眼凸角，張口露齒，身軀捲曲有一種遊動感，周身裝飾著雙排鱗紋，透露著神秘與威嚴。據說這是最早出現在中原地區的龍的形象，不過，看著這條蟠龍吐出的長信子，我倒覺得它更像是蛇的原型。
陶寺土鼓
鼉鼓是用揚子鱷的皮蒙在木頭上做的鼓，《詩經•大雅》所吟唱的“鼉鼓逢逢”就是這玩意兒發出的聲音。因為保存不易，這裡只展出了象徵禮樂的土鼓。然而，讓我不解的是，長江揚子鱷的皮為什麼到了山西陶寺？更加巧合的是，我去年去參觀過的石峁遺址，正好跟陶遺址寺同期，也出土了揚子鱷骨板做的卜骨。這其中隱約勾勒出一條南北物資交流的線索。
特罄是古代一種特有的石質樂器，看上去就是一大塊打製粗糙的半圓形石片。陶寺出土的特磬是目前年代最久遠的石磬，可以說是後世編磬的老祖先。這時候你不得不佩服古人，如果不是我曾經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聽到過這種石磬敲擊出悠揚清越的天籟之音，真不敢相信這麼一塊粗陋的大石片能發出那麼美妙的聲音。
陶寺玉神面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琮、玉璧、玉璜、玉戚、玉鉞、玉圭等。我注意到，《周禮》裡的“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在陶寺已經出現了四種。不過從考古報告看，陶寺早期墓葬中發現的琮多平置在臂上，或套在右臂上，似乎更像裝飾用品，而不是祭器。出玉鉞的墓主至多也就是生前略有地位和稍微富裕些而已，似乎並沒有顯赫的軍權，跟後世所認為的玉鉞象徵軍權不太一樣。
尤其特別的是陶寺出土了一個玉神面，高3.5釐米，寬6.5釐米，差不多半個手掌大小。神面大致呈倒三角形，頂部輪廓好像戴有華冠，雙眼鏤空，彷彿半睜半閉，眼下鑽有一個圓形小孔，像是抿嘴而笑，抽象的造型中透露出安詳神秘的神態。神面玉質潤澤，線條優美凝鍊，從工藝水平來看，應該是最高級別的玉禮器，用於祭神的禮器。這個造型抽象的玉神面跟長江流域略早的石家河玉神面頗為相似，特別是頭部的華冠，這似乎又是一個南北文化交流的證據。
從博物館來看，陶寺是歌舞昇平、和諧莊嚴的禮樂社會，然而，陶寺的禮樂文明並沒有持續多久，在歷史“蒙娜麗莎的微笑”背後往往還存在猙獰恐怖的另一面。2002年的陶寺考古發掘表明，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陶寺經歷了一次嚴重的暴力衝突。甚至在四千年後，陶寺遺址的考古隊長何弩先生看到暴力現場都感覺不寒而慄：一條陶寺晚期的垃圾溝裡出土了五層散亂人骨，約有32人，以顱骨為多，人骨明顯被肢解。不少貴族墓葬遭到暴力擾亂，頭骨隨意拋棄，玉器等隨葬品四處散落。看得出來，這些掘墓者並不意在掠奪寶物，而更像是在毀墓虐屍。正如許宏先生所言：這種明火執仗的報復行為，似乎暗示平時作威作福的陶寺貴族遭遇了一場自下而上的大革命，這可能是迄今為止最早的暴力革命先例。
如果說陶寺就是唐堯的都邑，那麼這樣的考古現場，幾乎用最直觀的證據推翻了儒家典籍中記載的堯舜聖君、舉賢禪讓的和平場景，反而印證了歷史上少數派的正確：《竹書紀年》記載的“堯囚幽，舜野死”，以及《韓非子》所言的“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由此不少學者推測，儒家經典所描述的天下為公、任人唯賢的社會只是一廂情願的美麗幻境。
在歷史研究中，文獻往往各說不一，相互矛盾，因為寫作的人立場不同，完全有粉飾太平的可能性，所以先賢有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反之，考古學證據不能撒謊，幾千年前的古人不會想到為了後人的研究去偽造一個考古現場。所以，當文獻學證據遭遇考古學證據，考古的物證很可能會顛覆傳世文獻中我們的習慣認知， 而這恰恰就是我們文學人類學研究提倡的四重證據法，要把文獻證據和考古學證據放到一起對簿公堂的原因。歷史上著名的火燒秦始皇阿房宮一案，最後就被考古發掘證實阿房宮根本還沒有修成。
陶寺女屍骨骸（引自許宏博客）
更讓人驚駭莫名的是，陶寺遺址還出土了一具女屍，她的脖頸骨被折斷偏向一方，臀部扭曲，兩腿叉開，一根比她腿骨還粗的牛角深深被插入下體，女屍的整個身體骨骼呈現出S形扭曲，看起來經歷了巨大的折磨，在痛苦掙扎中死去。這位女子的悲慘遭遇，似乎向我們展示了自古以來人性的某種殘暴基因。然而，這並非個案，在距今7500年前的西安市零口村也發生過類似的慘案。1995 年冬季，考古工作者被一具古人類遺骸驚呆了！這個年齡只有16 歲左右的女孩身上竟有35 處傷痕，下體被生生插入一根很長的骨椎刺穿坐骨，考古人員還在她體內找到了18 件兇器，說明她應該是被很多人虐殺而死。這是巫術儀式？還是報復仇殺？我們已經無從得知這些女子慘遭虐殺的原因。歷史的存在是為了讓我們不再重滔覆轍，面對血跡斑駁逝者如斯的歷史長河，讓我們祈願類似的慘劇不要在自詡文明的現代社會重演。
零口姑娘體內殘存的部分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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