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後，中央軍隊一觸即潰，唐朝廷只得調用西北舊有藩鎮（以郭子儀等率領的朔方軍為代表），來作為平叛的主力，同時在中原大州要郡，廣設藩鎮，以牽制安史叛軍，再輔以“悉原其罪，超予封賞”的招降政策，費了八年的時間，終於將這一場叛亂平定。
安史之亂雖然被平定，但不論是舊有藩鎮，還是中原新設的許多藩鎮，隨著平叛戰爭的推進，其勢力都得到了迅速發展；安史降將又逐漸恢復元氣，形成了新的藩鎮，盤踞於河朔一帶。大唐帝國剛走出安史之亂的泥潭，便又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深沼，掙扎了百餘年，終於嗚呼哀哉。
在這百餘年中，唐朝中央一直在尋找方法，試圖解決藩鎮問題。在德宗建中初年，以及憲宗元和時代，都發起過大規模的削藩戰爭。武力削藩——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削藩方式。
但由於唐中央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只能依靠藩鎮去消滅藩鎮，被當槍使的藩鎮，多半“欲倚賊自重”，並不肯出死力作戰。兩稅法制定的上供、留使、留州的賦稅三分制，讓中央財政大為縮水，根本無法承擔削藩的巨大軍費開支。所以歷次武力削藩，效果都不理想。
而除了武力削藩，唐朝廷還採取過一種相對溫和的削藩方式——用刺史分割瓦解藩鎮。
藩鎮問題的一大症結
唐前期，在地方行政區劃上，實行州、縣二級制。刺史是一州之長，也是地方最高的行政長官。雖說在一些州之上，還設有都督府，但都督府並非高一級的行政區劃，它對所統領的幾個州，僅有監察權及部分軍事管理職能，對於屬州的行政事務無權干預，各州享有獨立的行政權。
隨著節度使、觀察使的興起，都督逐漸被取代。起初，節度使不過是軍事機構，觀察使也僅是監察機構。但沒過多久，觀察使由節度使兼領成了慣例，軍事權與監察權再度合二為一。爾後，藩鎮勢力進一步擴大，開始管控所屬州縣的行政事務，包括司法、人事、戶籍、俸祿等各方面。正如洪邁在《容齋三筆》中所說：
（藩鎮）兵甲、財富、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
以人事而言，任命州縣官員，原是朝廷才有的權力。但此時的藩鎮，便可以自行任命州縣官員，包括刺史。代宗時期，淮南節度使陳少遊，便以自己的幕僚關播“攝滁州刺史”。這種“攝”官，在唐中後期的史料中頗為常見，它是指由藩鎮自行委任，但還未上奏朝廷的州縣官。而上奏朝廷，也只是走個形式，正個名而已，朝廷基本無可奈何。
原來各州的事務，基本上是直達中央的，但現在需要先申報藩鎮長官，經長官處理後，才能上達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政令原先是下達到州的，但現在要先下達到藩鎮長官那裡，經長官處理，才能繼續下達到州。因此，雖從名義上來說，自安史之亂迄至唐末，刺史依然直屬中央，但事實上，刺史已經成了藩鎮的下屬，事事受制於藩鎮，甚至不得不唯其馬首是瞻。白居易稱：
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
顯而易見，藩鎮的行政權，實際上是侵奪刺史職權而得。而軍事權與行政權合二為一，正是唐代藩鎮問題的一大症結。 找出癥結了，便可以對症下藥。
白居易雕像
對症下藥
既然藩鎮的行政權是侵奪刺史職權而得，那麼只要恢復刺史獨立的行政權，使之直屬中央，就像唐前期一樣，如此一來，藩鎮的行政權，自然被瓦解。代宗大曆十二年（777）下詔：“剌史有故及缺，使司不得差攝，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要求刺史不在位或缺職的情況下，藩鎮不得派人代理，依然按原先的規定，由上佐代理刺史的職務。
憲宗在位期間，除了實行武力削藩，在李巽、裴垍以及宰相李吉甫等人的建言下，一直在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恢復刺史獨立的行政權。在這一時期，一些州的刺史職權確實有所恢復，薛戎為越州刺史，“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
此後穆宗、文宗、宣宗等皇帝的詔敕中，無不在反覆強調，要求藩鎮不得隨意任命州縣官員，減少對刺史行政的干涉，並賦予刺史有事能夠專達中央的職權。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南郊赦文，最能表現唐代中後期刺史受制於藩鎮的尷尬地位，以及朝廷對恢復刺史職權的努力：
刺史職在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頃年赦令，非不丁寧。如聞遠地多未遵守，州司常務，鉅細所裁，至使官吏移攝，將士解補，佔留支用，刑獄結斷，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觀察使奏聽進止。
唐中央在致力於恢復刺史獨立的行政權的同時，還試圖給予刺史軍事權，以削弱藩鎮的兵權。肅宗時期，“刺史皆加團練使”，團練使掌管團結兵，也就是不離開本鄉本土的地方兵。肅宗此舉，僅僅是為了平定安史之亂，但此後的中央朝廷，開始有意的不斷提高刺史兵權。
代宗採納宰相常袞的建議，廢除團練使之類的使職，令諸州刺史皆掌團結兵。這一做法被德宗所繼承。力圖抑制藩鎮的憲宗，除了沿用代宗、德宗的做法，又接受烏重胤的建議，令刺史統轄州郡兵。唐代各州郡，都存在著一定的州郡兵，這是由朝廷派駐各地的中央軍，原本是由藩鎮掌管。
團結兵、州郡兵而外，藩鎮還會以自己的兵馬分駐屬州，所謂“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為一州之弊”。元和末，兗州刺史在上任辭行時，請求憲宗對這種現象“宜有處分”，憲宗隨即下詔，“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於刺史”，進一步分割藩鎮的兵權。
雖為良藥，病入膏肓
唐中央煞費苦心，企圖利用刺史來分割藩鎮的行政權和兵權的做法，自然是對症下藥，也毫無意外地遭到了藩鎮的抵制。尤其是隨著憲宗暴斃，藩鎮勢力再度坐大，刺史的兵權再次被藩鎮奪走。武宗時期，宰相李德裕想方設法，欲再度給予權刺史兵權，以遏制藩鎮不斷膨脹的軍事勢力，但已於事無補。而刺史的行政權，雖經穆、文、宣等帝的努力，但仍不如憲宗時期。
可以說，唐中央試圖利用恢復刺史獨立的行政權以及給予軍權，來分割瓦解藩鎮的辦法，以失敗告終。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中央沒有一支可以掌控全局的軍事力量，其下達的命令，難以使藩鎮服從。刺史鑑於自身實力，也不敢違背藩鎮意願，而聽從中央的命令。所以，失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中央這一做法雖然失敗了，但手握重兵的五代十國統治者，正是沿著這一思路，通過提高刺史的地位，“令刺史專達”，“制敕直下支郡”，再配合其它一系列削弱軍權的措施，至遲在宋初，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終於徹底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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