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作为中国做古老的文化典籍，被誉为“群经之首，万道之源”。作为一本孕育了儒、道、法、兵、医等多家的杂学著作，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之深远更是难以估量。
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说：“《易经》是宇宙的真理”。国学大师南怀瑾说：“《易经》是哲学中的哲学，智慧中之智慧；我怀疑《易经》文化是上一个冰河期留下来的，因为它的科学、哲学道理太高明了”。
国学大师曾仕强教授认为，《易经》不仅是五经之首，还是群经之始。《易经》是天地人合一的学问。《易经》是包罗万象的，包括天文，地理，兵家，医学，甚至于现在的电脑。兵书三十六计中的许多计谋，都出自《易经》的卦象之中。中医讲究的阴阳平衡，也是出自《易经》的阴阳共体之说。《易经》是全世界最高明的辩证法。《易经》是认知宇宙的密钥。
尽管如此，经学家所奉为的圭臬，也受到科学家的批评。
1953年爱因斯坦给斯威泽写信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数学家发明形式逻辑（symbolic logic），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实验验证法。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如果能才是令人惊讶的”。形式逻辑也叫数学逻辑（mathematical logic）或正规逻辑（formal logic）。
同时，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批评《易经》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在《自然》杂志2005年第1期发表。
首先，杨振宁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却没有推演法。其中“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像”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引用明朝徐光启的话：“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
意思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其次，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有问题。“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和“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古人认为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王阳明格竹，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所以格不出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刘大钧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他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经学家没有回答科学家的实证看法，反教了科学家如何理解逻辑！
《易经》有《易经》的赞与批，中医有中医的存与废，我们民族源头性的文明似乎一直在被时代所质疑。
当代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曾经比较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时说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大到小，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小到大”；百家讲坛著名军事理论家洪兵也说过，《孙子兵法》不是战术而战略，是战争哲学，而不是军事理论。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原生的思维方式是善于归纳、把握整体的，而恰恰缺少了西方的实证思维。我们把宇宙万物分解为八种元素，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又附之阴阳变化，基本卦中的三个爻又规定为天地人，以此来构成《易经》的理论体系，推理万事万物的变化。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不重视逻辑重视归纳，善于思考不善于实证，这条评价是客观且合理的。《易经》作为群经之首、万道之源，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几千年，中华民族无论是成就还是败绩，归功或归咎于它，似乎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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