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虽描写中国的落后与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关怀和热爱，使我从小就认识到中国内地是自己的祖国，我不会像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嘲笑她的落后、贫穷，虽然鲁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讽刺，但比讽刺多好几百倍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和爱护。因此，我从小就笃定这国家是我的，我要爱护她。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他影响着一个隔着海峡、隔着政治，偷偷地阅读他著作的一个人。”
这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在2004年台湾浸会大学举办的“鲁迅节座谈会”上所说的话。陈映真被誉为”台湾的鲁迅“，在台湾文坛，受鲁迅影响至深并始终坚持国民性批判的作家仅有陈映真一人。陈映真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性、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及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的影响。至今，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陈映真的自白》）
陈映真，1937年11月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1968年7月陈映真被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等罪名”逮捕，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陈映真因蒋介石逝世百日特赦提早3年出狱，但在1979年9月又被当时军备总部军法处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带往调查局拘留，后在施德明、陈鼓应、白先勇、郑愁予等人的联署抗议下，36小时之后获释。
陈独秀说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映真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陈映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左翼的思想家，批判“文化台独”，提出“第三世界文学论”，揭示战后日本篡改历史、掩盖战争责任、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向，关注战后新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问题。
“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鲁迅作品虽描写中国的落后与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关怀和热爱，使我从小就认识到中国内地是自己的祖国……”。
陈映真最早在1976年9月写的《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一文中谈到过。大约是快上六年级的那一年，他读到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愚昧、落后，需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 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陈映真作为一位“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鲁迅的影响下，始终坚持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坚决反对台独。70年代末，台湾乡土派作家和理论家“南北大战”，以台南叶石涛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台湾文学要表现“台湾意识”；而以台北陈映真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台湾文学要表现“中国意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陈映真坚持的”中国意识“。陈映真自己的话说，他成为了一个“死不悔改的‘统一派”。
鲁迅把"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称为"真的知识阶级"。陈映真就是一个真的知识阶级，一个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坚持为"感受平民的痛苦"，"为平民说话"，"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陈映真的原则是"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踏践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不与说谎者一起说谎、不为独裁暴政粉饰，为千万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逼迫的人说话，为人的自由和正义冒死歌唱和控诉，是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陈映真《医学和文学山的几个共同思考》）
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领导人，可是因为他的左翼立场他的中国意识他的批判精神，在台湾不合时宜不受欢迎，正如台湾的赵刚所言，“过去这五十年来，台湾学界对陈映真现象还是不太在意，不欲理解”，“陈映真在台湾的不理解，又尤胜于鲁迅在大陆的当代命运”。（赵刚《重见陈映真》）
陈映真在台湾不受待见来大陆同样被某些文人嘲笑，著名作家阿城曾经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这样描述他见到陈映真时的情景：
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
《八十年代访谈录》描述陈映真与张贤亮：
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陈映真被阿城与张贤亮所嘲笑，在他们眼里，陈映真无非是满口“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老左”而已，早已落后于时代。陈映真与阿城和张贤亮的区别在于，陈映真是个思想型作家，阿城是文化隐士，张贤亮变成文化商人。陈映真早就提醒过大陆注意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问题，今天看看张贤亮的欢迎“污染”多么可笑幼稚。
陈映真的超前的预见性，这是大陆知识分子不能理解的，当时的大陆刚刚改革开放，对西方对美国充满憧憬和期待。作家王安忆曾经在《读书》上写过一篇《英特纳雄耐尔》说陈映真“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大陆的作家把陈映真看成了落伍者，理想乌托邦，很明显是个历史的错位。
陈映真的反殖民主义，对跨国企业和消费主义大潮的批判，对工业社会人的异化，对底层群众的关注，这都是台湾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而引发陈映真的思考。大陆的滞后，使得一些作家认为陈映真有点天真可笑。今天我们发现，继承鲁迅的陈映真是一面精神旗帜，他的意义是属于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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