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貽是山東人，曾隨欽差大臣袁甲三率兵平叛太平軍，十年間，從合肥知縣做到浙江巡撫，也算是一個能人。但此人是何桂清的派系，何桂清倒了之後，被曾國藩打壓了一陣，如今慈禧重用此人，擺明了就是對付湘軍派系。
把你調到我眼皮底下來，看你還能玩出什麼花招。慈禧是玩弄權術的高手，可曾國藩也不是傻子。他本在直隸當總督，可江南那邊的人和事，都暗暗管著。對於湘軍派系將領寫信來講述馬新貽打壓的事情，他都是回信安慰，讓大家配合新總督的工作。
他已經打算好，再幹一陣，就以病為由申請退休。但是他沒有想到，居然會發生了一件舉世震驚的大事——天津教案，差點使他晚節不保。
國人和洋人教父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事情越鬧越大。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曾國藩受命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他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然後單獨與法國交涉。
在法國的要求下，曾國藩與朝廷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並由大臣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
而這個時候，昔日和曾國藩關係不錯的一些人，比如倭仁，居然落井下石，公開發表信函，和曾國藩斷絕關係，在信中還罵曾國藩是亂臣賊子。
其實曾國藩在處理此事的時候，是站在大清國體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不願再生事端，引發戰爭，可是人們不理解啊，都恨他。別人不能理解，你倭仁也不理解嗎？所以說，倭仁此人的人品，實在不咋地。
聲譽受影響倒還罷了，可是曾國藩收到來自江南的密信，馬新貽不但擠走了不少湘軍將領，還在暗中收集他的黑材料，勢必要像對付何桂清一樣，對他趕盡殺絕。
這個時候，他不能坐視不管了。雖然馬新貽的背後有慈禧撐腰，可是他也不管了，兔子臨死也要蹬三下呢，這是逼他使出殺手鐧啊！
於是，一個叫張汶祥的死士幹了一件大事，刺殺了兩江總督馬新貽。這就是大清四大懸案之一的“刺馬案”。
馬新貽死了，慈禧驚呆了。聽說兇手被抓，下旨挖出幕後的指使人。朝廷命護督將軍魁玉與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審，後又派刑部尚書鄭敦謹會同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複審。審來審去，都審不出個所以然來。張汶祥只交代自己是原來的湘軍士兵，馬新貽進一步裁軍後，他沒有了活路，這才心懷憤恨，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並沒有人主使他。
張汶祥也是一個硬漢，無論怎麼用刑，就是咬定自己乾的，沒有人指使。只要他不鬆口，朝廷拿湘軍派系的人無可奈何，他一死，家裡的父母妻子，自然有人照顧。
其實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
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並掏出心、肝在馬新貽的靈柩前致祭。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
但是在今天我們看來，“刺馬案”其實就是湘軍集團對慈禧的一個反撲。有十點足可證明：
其一，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后在養心殿住處召見。召見後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溼，滿面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按說方面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後匆匆離京，回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其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馬新貽知道自己是慈禧的棋子，是對付湘軍勢力的，所以他萬一有什麼意外，這狀根本沒法告。
其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回湘，裁下後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勢力，動了湘軍的奶酪。
其四，事發時，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回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張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其四，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臺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此數人藉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藉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功，只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洩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其五，清廷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回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其六，曾國藩接旨後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准，諭令儘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七，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面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面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只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只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鄭敦謹聽後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面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臺，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其八，結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寫奏摺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鄭敦謹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其九，刑部兩個郎中回京後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譁。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事就是湘軍勢力乾的，可是誰都不敢說出來。自己的性命是次要的，一家老小的性命呢？
這一仗是曾國藩對陣慈禧，他贏了，贏的很漂亮。（欲知後事，請點開下面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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