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是山东人，曾随钦差大臣袁甲三率兵平叛太平军，十年间，从合肥知县做到浙江巡抚，也算是一个能人。但此人是何桂清的派系，何桂清倒了之后，被曾国藩打压了一阵，如今慈禧重用此人，摆明了就是对付湘军派系。
把你调到我眼皮底下来，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招。慈禧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可曾国藩也不是傻子。他本在直隶当总督，可江南那边的人和事，都暗暗管着。对于湘军派系将领写信来讲述马新贻打压的事情，他都是回信安慰，让大家配合新总督的工作。
他已经打算好，再干一阵，就以病为由申请退休。但是他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天津教案，差点使他晚节不保。
国人和洋人教父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事情越闹越大。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曾国藩受命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他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然后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法国的要求下，曾国藩与朝廷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并由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这个时候，昔日和曾国藩关系不错的一些人，比如倭仁，居然落井下石，公开发表信函，和曾国藩断绝关系，在信中还骂曾国藩是乱臣贼子。
其实曾国藩在处理此事的时候，是站在大清国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不愿再生事端，引发战争，可是人们不理解啊，都恨他。别人不能理解，你倭仁也不理解吗？所以说，倭仁此人的人品，实在不咋地。
声誉受影响倒还罢了，可是曾国藩收到来自江南的密信，马新贻不但挤走了不少湘军将领，还在暗中收集他的黑材料，势必要像对付何桂清一样，对他赶尽杀绝。
这个时候，他不能坐视不管了。虽然马新贻的背后有慈禧撑腰，可是他也不管了，兔子临死也要蹬三下呢，这是逼他使出杀手锏啊！
于是，一个叫张汶祥的死士干了一件大事，刺杀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这就是大清四大悬案之一的“刺马案”。
马新贻死了，慈禧惊呆了。听说凶手被抓，下旨挖出幕后的指使人。朝廷命护督将军魁玉与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审，后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会同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审。审来审去，都审不出个所以然来。张汶祥只交代自己是原来的湘军士兵，马新贻进一步裁军后，他没有了活路，这才心怀愤恨，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人主使他。
张汶祥也是一个硬汉，无论怎么用刑，就是咬定自己干的，没有人指使。只要他不松口，朝廷拿湘军派系的人无可奈何，他一死，家里的父母妻子，自然有人照顾。
其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
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来，“刺马案”其实就是湘军集团对慈禧的一个反扑。有十点足可证明：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马新贻知道自己是慈禧的棋子，是对付湘军势力的，所以他万一有什么意外，这状根本没法告。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势力，动了湘军的奶酪。
其四，事发时，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功，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就是湘军势力干的，可是谁都不敢说出来。自己的性命是次要的，一家老小的性命呢？
这一仗是曾国藩对阵慈禧，他赢了，赢的很漂亮。（欲知后事，请点开下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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