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夏商周都城問題，典籍表述上有一個普遍規律即由模糊到逐漸明確。史記對夏商周都城分別均有記載表述。但遣詞造句很有講究明顯有所區別。這種區別有什麼隱示嗎？
鑑於甲骨文的發掘進一步印證了史記關於商周記載的準確性和權威性。那麼史記關於夏的記載應該同樣具有可信性。建立在這個邏輯推理關係基礎上，來判斷分析表述區別背後的隱意。
對應夏都和商都的記載，司馬遷怎麼記述的？
《殷本紀》記載“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先界定是性質遷即遷都。與此相一致的是張衡在《西京賦》中也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指出從商的始祖契到成湯遷都於亳準備滅夏的這一時期，又稱“先商”時期，共有四百多年，商國在這一時期共進行了八次遷都。所謂“後”就是從成湯滅夏建立商朝到周人滅商這一時期，共有六百多年，商朝在這段時間共進行了五次遷都。另外對照《竹書紀年》的表述：“帝相十五年，商候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還有：“帝芒三十三年，商候遷於殷”的表述等等，和司馬遷史記對商都用詞定性一致。在表述商都變化問題上，普遍明確肯定了變化的性質是遷。所以基本上可以得出商是頻繁遷都且多都的結論。
在涉及夏的時候，司馬遷史記及其他典籍也基本一致。但表述多用“居”而沒有明確出現過遷的用詞。例如《史記註解》：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也就是說即便是太康失國期間，夏都也為改變地址。另外古本《竹書紀年》又載：“仲康即帝位，據斟鄩。這算是最為接近的對夏都的表述。《括地誌》雲：“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也是用的“居”。還有《史記·夏本紀》載：“三年喪畢，禹辭闢舜之子商均於陽城，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明確陽城是禹的避居之地。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潁水經其縣城（陽城）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也與史記表述一致。
史料在涉及例如陽城、陽翟等後世被認為是夏都的地方，均未做肯定狀用語，包括“斟鄩”(暫不說斟鄩在哪)。均以居隱帶之。陽城是避居，陽翟是啟會同諸侯“鈞臺之享”之地。塗山是會盟聯姻之地及葬地。均沒有明確提到建都或遷都於此。
尤其是在太康失國至少康復國期間竟也沒有明確遷都或另建與否的記載（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是逃難保命無暇無力建立）。
這種逐漸清晰明確的表述對於周朝記述時就更為明顯啦。對於都城問題表述用語則非常明確。例如平王東遷的描述等等。
這種敘事遣詞的差異化表述說明什麼？一方面夏及之前可能因公推禪讓沒有固定的所謂都城（誰被推選上其地即為王城）。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當時氏族還處於經常流動遷徙，沒有後朝都城的觀念（從夏立國後隨著王權加強逐步強化國都概念）。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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