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清華大學）
近日，清華大學2019年的首封錄取通知書正式發出，隨之一同寄出的還有清華大學校長邱勇院士給新生的贈書《萬古江河》。
在致新生的信中，清華校長提及《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是一本視野開闊、見解獨到的中國歷史文化力作：
“作者許倬雲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書中他用平實暢達的語言講述了中國文化成長髮展的故事，字裡行間既有宏大的歷史脈絡，又有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描摹，讓讀者在回顧數千年曆史的過程中深切感悟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從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對於此事，還有許多讀者在理想國官博下評論：
為什麼清華校長會希望新生在入校前讀完《萬古江河》？這本書與其他的歷史著作有何區別？今天分享許倬雲先生在本書初版時所做的一次演講，我們或許可以從作者的講述中找到一些答案。
許倬雲，1930年生於江蘇無錫，196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執教於臺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其間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1986年榮任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學貫中西的史學耆宿，精通中國上古史、文化史、社會史，熟悉西方歷史及其理論與思想，擅長利用不同學科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歷史，尤其是考察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不囿於書齋，時時心懷天下，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漢代農業》《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萬古江河》《我者與他者》《說中國》等。
我為何寫《萬古江河》？
演講：許倬雲
我一輩子做的工作，是從社會經濟起手，然後做了文化史研究。
常常有人問我，什麼什麼事情，在哪本書裡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飯店吃飯，店主人就問，中國菜這樣那樣的烹飪方法，是從哪裡開始的？我一想，哎，中國通史上還真沒交代。那次之後的兩三個月，有飲食文化研究會找我去講演。我就專門找中國小炒菜的起源。為什麼做小炒菜？一般來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塊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響。
可以說，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風俗信仰都有點關係，但史書裡卻不交代。這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也有人寫，但都是筆記。這裡一段，那裡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內人也常常被人家問，你們夫妻倆都學歷史，能不能介紹一本我們看得懂的中國通史給我們看。他們說，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論的都是天大地大的問題，又多引經據典，老百姓看不懂。
我覺得，既然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所交代。這是我寫作《萬古江河》的最初動機。
1.
“中國”是從哪裡來的？
我更重要的動機，是想告訴我們的同胞，中國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麼大，而是慢慢長大的。今天大多數的同胞，總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這麼大的一塊。有這種認識以後，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好像自盤古開天地以來，突然就蹦出黃帝來了，然後黃帝生了一大群兒子，然後我們慢慢就出來了。誰生女兒啊？沒問。黃帝這麼多兒子得娶媳婦才有子孫啊！難道我們都是孫猴子，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嗎？所以，這些事情一直以來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來，形成了“中國中心論”。
更常見的是“中原中心論”，說我們四面是“蠻夷戎狄”。“夷”這個字還不錯，一個人揹著一張弓，還是個人嘛！“狄”這個字也還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過日子。“蠻”是個蟲，其實“蠻”正規寫起來，是頭上梳了兩個辮子盤髻的一個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
這對四鄰都是不太禮貌的說法。這四個字，從原來的字根講起來，都是描繪人們的生活形態，但演變到後來呢，只有我們中華是特別好，外面都“蠻夷戎狄”。
我在海外過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熱心、很愛國的同胞跟我說，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優秀，你看這個學校裡功課最好的都是中國人。我則常常跟他們說不見得。
這種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觀念，是幾千年來“中華帝國”、“天朝上國”這個觀念演變出來的。在過去，我們關著門過日子，所以沒什麼關係。但是現在，我們是在世界上過國際社會的日子，就不能再這樣了。
所以我寫《萬古江河》，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中國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麼大一塊，是慢慢長大的，當年的“蠻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當年的敵人就是今天的鄰居，同樣地，今天的敵人也可能是將來的鄰居。
我深受感召的梁啟超先生，他原本要寫一部中國史，可惜沒寫成，只寫了一個緒論。他說，“中國”是從“中原”開始的，中原變成了中國，中原的中國慢慢擴張變成中國之中國，然後超越中國之外，慢慢將四鄰吸收進來，通過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勢力範圍的擴大，變成了東亞的中國，然後在亞洲範圍之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亞洲的中國，將來還要進入世界，成為世界之中國。梁任公寫這篇緒論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現象的確出現了。在一百年前沒有第二人敢這麼說。
我現在最喜歡到國內看考古遺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訴你許多許多事情，告訴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後來發展出來的。在古代那麼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發展著他們不同的過日子的方法，誰也不是“上”，誰也不是“下”，誰也不是“中”，誰也不是“外”。地球是個圓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處都有自己尋找的方向，都有自己過生活的方式。
那麼，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麼樣聚合的呢？
國內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已經過世。中國考古史學界過去比較受制於“一條鞭”的單一理論，主要是“單線的演化論”、“中原的擴張論”兩種說法。蘇秉琦先生在這種風氣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關口，從證據說話，提出了“文化區系類型學說”。
他認為，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地區性的文化圈，文化圈裡又有不同的類、不同的系。他根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現象，將中國劃分為六七個區，每一個地區都有至少三層四層的次級系統。
如果我們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的話，當時區還沒形成，系也沒形成，類也沒形成，型也沒形成，每個地方都是將就著當地的資源過當地的日子。經過互相學習、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換、知識的交換，還有人口的交換，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隸，經過如此這般交換以後，慢慢才併合成一條條線，然後再慢慢併合成一個個區。
這一套理論，和梁任公的理論是完全配套的。只不過梁先生是從“中原”起頭，蘇先生是從“中原以前”起頭。
我自己也找到一條很重要的線，就是相當於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時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陝西形成一個文化，後來分為兩條線，一個是陝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個就是旁邊的河南陝州古城南的廟底溝文化。在考古學意義上，“文化”就是怎麼樣過日子、住什麼樣的房子、燒什麼樣的陶器、用什麼工具來敲石頭、敲成什麼樣子等等。我們主要靠發掘出來的破罐碎瓦等來考察。
這兩個文化，本來是很類似的文化，後來有了不同的發展。我們從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漁獵工具越來越多，農耕的比例比較少；而廟底溝呢，農耕農具的比例相當大。就像一對雙胞胎兄弟，他們隔著河過日子，然後慢慢地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廟底溝文化的實力逐漸強大了，於是慢慢地往外開展了，越到後來，越往東走，並不是往西走。這樣東邊的地方慢慢地就採用廟底溝文化的生活方式，並逐漸變成了黃河邊上一個相當顯著的生活生產方式。
當然這不是那時候最高、最強有力的生活生產方式。
當時東北的紅山文化，就早於廟底溝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還有神廟、很大的墓，有等級不同、規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邊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臺，有很好的木結構房子，還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連串的城市，每一個都比廟底溝看著要像樣子。而山東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為有幾個字留下來了，不是普通的符號，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這麼好這麼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兩千年前幾乎全塌下來了。為什麼？我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但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是氣候原因？人口壓力？過度浪費？都有可能。
但廟底溝文明，不但沒塌，還變得更強大，影響範圍更廣了。它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沒有大的土臺，也沒有城市。但剛剛所講的幾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從中學到了一點。
廟底溝文明向兩邊擴展，它去了黃河南岸的河南、黃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運城平原。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已經發現有極大的古城，有城牆，有道路，有宗廟，有大的禮儀性建築，有大的公共建築，有非常大的水溝，這些現在還在繼續的發掘中。
注意到這一串現象，我就認為這個廟底溝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來之後，它站起來了，應該講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
但我認為，廟底溝文明是核心。考古學家將之稱為“夏文化”，我覺得夏文化應該是“諸夏”，在文獻上講夏朝就是諸夏，就是許多的夏，並不只是一個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稱自己的名稱。諸夏，彼此之間有很多小的差別。
山西運城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內容並不完全一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都肯採納別處的東西，因此東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認為這才是中華文化的起源，雖然沒有大的顯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納、肯吸收。這個動力、這個特性，使它可以變成一個強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長。
我寫的《萬古江河》就是以此為核心展開的，旨在填補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講文化的擴大，不講武力。我向來不喜歡講武功，因為我從小在戰爭中長大，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事情，我知道什麼叫做鮮血。
我不講武功，不講開疆闢土，只講文化圈的擴大。
2015年5月，許倬雲新作《說中國》在內地出版。隨後的6月，他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每一個文明都有其獨到之處，大家能夠糅在一塊，去其短，大家互補，採其長，這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所以我講中國這個大的共同體是彈性的，是沒有邊緣的。”
我所講的主調是：在文化圈的擴大過程中，我們有“給”，我們也有“拿”。我們給過很多四鄰中國的文化，我們也從四鄰的文化中吸收接納。從廟底溝二期開始，我們就繼續不斷地向四周“給”，也從四周“拿”，不然廟底溝二期也不會長大。
等到廟底溝二期長大了，到後來“中原”變成了“商”，“商”也不斷地給予吸納，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不僅繼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許多其他文化的東西。
秦人原來在西方，在今天甘肅天水一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壯大，東遷至陝西關中一帶。秦由小小的牧馬民族逐漸變成秦帝國，是吸收了六國的長處、吸收了六國的人才，才得以壯大。
漢朝作為那麼龐大的一個文化體，也是不斷地進行文化輸出和輸入。漢朝的文化輸出，東到日本、東南亞，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漢朝的文化輸入，最典型的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還有北方巫術文明和各地的巫術，也被漢武帝統統接受，後來變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漢文化一路向南開拓，將南方的動植物引進中國，從西域也帶進來西瓜、葡萄，從北方帶進來駱駝、野驢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產。這樣無窮的文化交流、物產交換，使得漢文化異常博大豐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擴大的時候，都是“有給有拿”。我們不吝嗇“給出去”，也不慚愧“拿進來”，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 有好的我就學，見賢思齊，人家肯向我學，我也誠懇教人。教書這一行，最好的一點，就是我教給人家越多，自己收穫也越多。這跟做買賣不同，不會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這樣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狀態中，中國慢慢地成長了。
2.
世界並不是那麼平
我在《萬古江河》中為什麼以1500年做斷代呢？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1492年，1505年歐洲人攫取的白銀就開始運到中國來了。這也是中國第一次面臨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個整數以1500年做了斷代，前面寫了半本，後面寫了半本。1500年以後近代的事情，跟我們的關係更密切。
最重要的是我們碰到了一個重大關口，就是面臨一個不比我們差、到後來比我們更有力的文化系統。我們面臨的對手不簡單，不能夠輕易對付它，我們曾經輸過，我們也正在爬起來。從1500年到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挑戰，恰恰是這個挑戰。現在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怎樣跟他們做個交叉，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單向的學習。
從五四以來就一直有所謂“全盤西化”的說法，前幾年，我又經常看到“先進國家”這個名稱。用“先進”一詞，就是承認他們的路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們落在後面，晚了一步。如果說齊頭並進，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間有道路的交叉，就沒有所謂的“先進”、“後進”。
事實上，西方文明也是經歷了梁任公先生所說的那些步驟，從古希臘時代希臘半島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東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後才有歐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終有現在幾乎籠罩全世界的西方。
西方文明的發展步驟和我們一樣，它的成長過程也是“有給有拿”。只是到了近代兩百年來，它逞兇霸道，只奪取別人的東西，還強迫別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給有拿”，為什麼會出現基督教呢？怎麼會學了火藥呢？怎麼學了阿拉伯數字呢？
我們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於“中華中心論”，尤其是“中原中心論”。這樣我們才心胸坦蕩，可以組織起一個大的文明團體，而這個文明團體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蕩地面對那些曾經壓迫、欺負我們的文明團體。
我們應當承認，別人的方案不一定錯，我們的方案不一定對，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不足。我們對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為未來全世界所用。你認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丟掉，要不要重新來過。平心靜氣，大家才可能和諧共處。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東西，都在經歷很深層的改變。西方近代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體系永遠膨脹。這話不對。經濟的膨脹，必定要消費，消費必定要資源，而世界的資源經不起永遠的消費。因此，經濟體不能永遠膨脹。怎麼樣叫穩定？怎麼樣叫衰退？怎麼樣叫繁榮？都要重新界定。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演化，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問題，它要加以整頓。
我們中國呢，幾千年來是集體主義，社區、宗族、大家庭都是集體主義，每人都要為大的單位而犧牲小的單位。
許倬雲曾在接受李懷宇採訪時坦言：“寫《萬古江河》時，我有原則，不寫政治、戰爭、制度、帝王將相，寫老百姓。”他還表達，中國從來不是孤立的，它的視野、它的領域都在跟外面接觸，準備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類，為下一代的孩子準備這條路，將來中國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獨立於外。
話說有一家姓張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問張家的大家長：“你們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麼？”他就說是“忍”。“忍”是什麼？就是吃虧也算了，就是每個人都犧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這種“為大我而犧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國慢慢成長的條件。但這個條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問題。孫中山先生就說：集體主義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響到人的工作積極性。
大家知道，我們中國這幾十年來迅速成長，正是因為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換句話說，分配是調動了你個人的意願，這和集體主義是相違背的。這個時候就要考慮了。西方資本主義要反省，我們也要反省。
再比如說，我們儒家是不講“神”的，我們講“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講“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在西方，沒有上帝，很難講到人權。“天賦人權”，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
但在今天，美國的教會衰落了，大多數人不太相信了。美國天主教會的學校一家一家地關閉。我家斜對面是一個基督教會，每個禮拜五要舉行bingo（一種賭博遊戲）來賺錢。耶穌基督當然是不允許在殿堂上賭博的，但是窮啊，為了維持只好出此下策。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礎，將來怎麼辦？也要修改，要向我們中國“以人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視自然。各位看過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對不對？“天龍八部”這名詞出自佛經，包括“非人”、“天”、“龍”、“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和“摩呼羅迦”八種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來，“人”並不比這些神道精怪佔什麼大優勢，並不是什麼“萬物之靈”。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之間的相互感應、調節、和諧，講究“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與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靈魂出賣給魔鬼，然後換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觀念就是永遠成長、永遠擴張、永遠要“更高、更快、更好”。但這也就意味著永遠在浪費自然。在這個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國和印度學習。但是印度推行種姓制度，人與人之間極不平等，這要向西方學習。我們中國因為集體主義，比較重親屬、欺外人，重鄰居、欺陌生人。這個也要改變。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暢銷書，書名叫《世界是平的》。書中說，不管膚色、不管信仰、不管種族，大家一律平等。這話是對的。但是我們進入全球社會的時候，記得不要完全聽他這個話。
大家一律平等之後要競爭，但是競爭遵循誰的規則？在哪個操場上競爭呢？如果在你的操場上競爭，或者按照你的規則競爭，我肯定吃虧。對不對？所以，世界並不是那麼平。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們矮，我手腳完全不行。我到體育場上競爭，根本進都進不去嘛，還怎麼競爭？所以，我盼望將來的全球化是一個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專長、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範圍的全球化，但沒有自主的戰爭，不許自主地說“我愛打誰就打誰”。
地球上將來有什麼樣的天災人禍、會有如何嚴重的後果，我們很難預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氣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醞釀當中，許多天災我們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貪婪和無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災難。
當天災人禍來的時候，不是隻有一套答案就能對付的。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種情況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種情況可行。這種危機時刻，要靠存在許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類共同的前途才不會受到威脅。所以，我希望將來這個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補充，各地的專長同樣存在。
（演講時間為2006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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