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下有杭，人來人往。杭州舊稱“臨安”，在南宋時期成為都城，宋高宗帶著“豐富”的北宋文化及商業特色來到杭州發展，讓杭州繼承了唐宋以來最為豐富的“人文歷史”。本就是江南美地，加之南宋時期的“京城”效應，杭州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時光荏苒，近千年後，杭州城裡仍有許多南宋的“痕跡”，如“御街”和“皇城”，又從實體的遺蹟再到深刻的文化遺產。走近杭州，遊轉難以抹去的城市歷史，時光裡的奧秘。
御街熙攘，繁華似古似臨安（一）
杭州的繁華是“內斂”的靜態美，既有著現代城市的科技之感，又不缺江南水色的柔和和城市先天的自然。“御街”，這是杭州城目前著名的景點之一，御街的設計格局及其所表現的文化，實則與“南宋”時的臨安街市有著極大的文化傳承特徵在內。現如今開放的“御街”，是現代杭州所新設的商業街道，真正的“南宋御街”遺址，則在鳳凰山之下。
宋高宗建炎三年，南宋朝廷南遷至臨安。高宗以當時的“仁和門”為寓意稱：“此京師門名也”，這裡的“京師”則是北宋時的汴京城，由因此號之為“臨安府”，直到1138年，臨安被正式確立為南宋朝廷新的都城。早在南宋以前，隋唐時期京杭大運河的開闢，就已經讓杭州有了鼎盛的“往來面貌”，成為國內南北溝通的重要城市，再到五代時期，吳越國以杭州為都城。北宋時杭州更是主要的“經濟文化”走在前沿的城市之一，於是到了南宋時期，杭州已經有了完善的條件足以繼承北宋“遺寶”，成為新的都城。南宋軍事在與金對抗的過程中呈現劣勢，但這並不妨礙南宋臨安的經濟文化發展。如今的“御街”商業繁華，其實在南宋時繁華程度亦不遜色，南宋時期大臣李心傳有言：“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於常”，龐大的人口基礎和人口匯聚的條件，讓南宋都城更甚汴京之景，而在商業上，也同樣延續了北宋時各類充實的商業文化，北宋時汴京還有著
“不得侵街”的禁令，但到了南宋臨安，商業入街成為常態，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所記載的南宋街市是一番這樣的景象：“戶口蕃盛……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 南宋時的“御道”，作為提供皇帝出行的專屬道路，其設計在杭州的中心線上，而在御道的兩旁，則是供以平民百姓行走和進行商業活動的街市與道路，這一段位置也可以說是數百年前南宋時的“CBD”區域。臨安街市所進行的商業活動更是多樣化，先是金金銀器具的售賣：“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皿及現錢，謂之“看垛錢”。再到南宋時引以為傲的“陶瓷”，都是無比受歡迎。《夢梁錄》中記載的“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與現代的杭州街頭相比，兩段時光相比，繁華都一如既往，這可以說是商業繁榮的傳承的表現。
南宋時期“御街”的商業亮點
南宋時的“御道”，是南宋皇帝每隔三年都要走一次進行“祭祖”的道路，“御道”全長四公里左右，也正是這四公里長度所帶動的“御街”商業，繁榮至極。當時臨安城幾乎上半的“商品貿易”都集中在御街這一帶，其中的“帝皇”效應發揮到了極致。
①、手工商品全面化，商品經濟明顯
“絲帛”、“陶瓷”、“金銀製品”是當時臨安城事最為受歡迎的手工商品，這些商品代表著南宋時手工業的持續進步。這種發達的現象來自於民眾的匯聚，龐大的商業需求。南宋時的陶瓷十分著名，“陶瓷”一物更說明了南宋的商業，擺脫了低效率的“原料銷售”，變成了附加值更高的“手工商品”。這樣的基礎下，南宋臨安的主要生產方式便是“商品經濟”，而且這樣的商品經濟趨勢還有著向臨安城外擴散的傾向，《都城紀勝》有言：“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臨安內發達的商品經濟更是帶動了外圍的“市場”發展，而這樣的商業模型，正是以“御街”為地理中心，以“手工商品”為核心特色所展開的。
②、南宋臨安人，也花“紙幣”（會子）
“會子”是繼承“北宋”交子的市場紙質貨幣，但會子與交子相比，其使用的人群更為龐大，基於快速發展的南宋商業，佔據空間小的支付手段成為主流。南宋政府當時設立了名為
“行在會子務”的機構，目的就是為了發行及管理會子，加快市場流動。因此，臨安人民在南宋時就已經把花“紙幣”當作一種常態，這種常態更不侷限於“臨安人”，當時的臨安也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大城，會子的流通也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商業智慧。③、南宋臨安人，娛樂活動也精彩
“御街”總體可分為“奢侈品”區域，“常態商品”區域，還有就是“文娛類”商業區域。其中文娛類商業，代表的正是南宋時著名的“勾欄瓦肆”。南宋時聚集天下特色的“文藝才藝”表演，在勾欄瓦肆都可以看到，這是臨安人民當時主要的“娛樂生活”之一，而且還是“三更亦不絕”的持續化，比起北宋時期，南宋的“文化夜市”已經徹底打破思想的禁錮。《夢梁錄》中更稱之為“百戲”：“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拳、踏蹺、上索、打交輥、......過刀門、過圈子等了”。由此可見，南宋時臨安人的娛樂活動也同樣十分精彩，匯聚著各地特色的文化表演，文化融合程度極高。
錢塘江舟，水上流動的繁華臨安（二）
杭州有一別稱，名為“錢塘”。錢塘的來由便是緊貼著杭州的錢塘江，錢塘江作為“臨安”水上運輸及貿易的重要場所，也同樣有著深刻的意義。據《宋會要》記載，宋高宗本人極度重視錢塘江的“水運貿易”，他認為：“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 。而且當時“臨安”作為中原政權的都城，也成為了並列於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臨安的“水上貿易”極為繁盛。
可以想象，南宋時代的臨安，北接“京杭大運河”溝通南北，南接錢塘江連通南方城市，如此一來，南北人口則不斷來往臨安，也帶來不同的文化和商品，彼時的杭州，國際都市色彩濃烈。《夢梁錄》有言：“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文述可見，四方匯聚的“商船及商人”，極大豐富了臨安的城市貿易，當時的杭州河運，一片繁忙，由水路為紐帶，連通天下的商品貿易。臨安的建設也更是在這樣大規模的基礎上，愈加完善商品經濟的打造。除了商品貿易之外，臨安的“河運”更打造了完美的“江南旅行”文化。杭州之水景，完美有二：
一為“西湖”風光
二為“錢塘江”漲潮
彼此的臨安西湖上，遊船極多，大小競帆於水面，據《夢梁錄》所言，當時的一種“車船”最為新奇：
“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正是這樣的設計，讓來到臨安旅行的天下游人們絡繹不絕，而車船的特徵，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南宋時造船技術的“優越”。游完西湖之後便是“觀錢塘江潮”，錢塘江潮至今依舊存在，一年一度的錢塘江潮的“觀賞”早在南宋也已經存在。南宋著名“杭州文化”記錄者周密，其在《觀潮》一文中就曾記載：“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這裡就反映了發達的水系，所承載的臨安的“水上旅行文化”。
臨安水上商業活動熱鬧的因素
①、臨安注重“創造”，是商品的首發地
臨安“經濟圈”，其實更是連接著龐大的“江南經濟圈”，南方廣州的水運發達，但卻並不注重生產，可臨安卻不同，它自身便有了完善的商品生產脈絡。如在鳳凰山之下的“修內司”官窯，就是兩宋文明中重要的陶瓷生產地之一，那麼“陶瓷”對於當時水運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除卻陶瓷外，加工行業多樣化的杭州，及周圍“加工作坊”極多的江南城鎮，這些龐大又精緻的商品供給，形成了完善的“生產+運輸+銷售”的完整生態鏈，在南宋之時達到鼎盛。
②、既是都城，又在水網密佈的江南
比起北宋汴京，臨安的地理位置對發展水上交通是有著極大優勢的。錢塘江外接海洋，進出口便不存在太大的問題，而在陸地內的河網又同樣遍佈在周圍，再加上“臨安”的都城效應，越來越多的人都對長安趨之若鶩。這樣的“地理”、“政治”雙重優勢下，臨安的“水上經濟以及文化”自然也是不弱。
歷盡江南百萬家：歲月中的臨安（三）
自南宋以來，杭州的“富裕形象”便一直存在，南宋時期的臨安，給臨安奠定了極大的貿易和文化基礎。經過兩宋文化的洗禮，在之後的元明清時代，杭州城市地位依舊十分重要。因為南宋時期的“遷都”，杭州一帶的海運及“海上絲路”的繁華性更重於南方沿海的廣州，與日本的海上絲路的密切往來，其中就有杭州商品的影子。
杭州在元代是著名的“印刷”之城，兩宋傳承以來的印刷技術，讓杭州成為了文化的“印刷之地”，到了明清時期，富足的江南更是以“蘇杭”為中心，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直到清末，我國近代諸多工業以及新式製造業都是杭州起步的。
“南宋文化”僅是一個片段，但也連接著傳承的歷史，養育過不計其數的江南子民，路過百萬人家的歲月光華。
結語：
“杭州”文化是儒雅溫和的文化，南宋時期因為對外的弱勢，南宋貴族群體更向往內在的精緻，於是從城市的樣貌，再到文化的風向，鍾愛的商品，都有著“淡雅”又“厚重”的人文色彩，這也是如今杭州的主流文化特徵之一。也正是這樣的文化，才讓杭州成為恬和又讓人歡樂的“天堂”之稱。
參考史料：《夢梁錄》《宋會要》《宋史·食貨志》《文獻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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