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女学生指控曾被副校长性骚扰:难取证,为何不代表无法反击?


多名女学生指控曾被副校长性骚扰:难取证,为何不代表无法反击?

难取证的情况下,更要站出来发声


近日,四川绵阳某中学一位“副校长”,被多名女学生指控曾经在上学期间被其性骚扰(摸女生隐私部位、言语骚扰等)。据一名女性校友指出,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听说“副校长”被举报性骚扰。目前,据校方通报,涉事“副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


就事论事,在追究一起性侵事件时,最怕的就是事件已经过去很久,而且还没有直接性的证据。这导致,受害人只能依靠口供进行指控。然而,法理的尺度上,更强调的是完整的证据链。所以,有关“无证据”的性侵指控,就会陷入“嘴战模式”。


尤其,关乎“性骚扰”这种边缘性的性侵行为,只要没有“直接性的证据”(照片和视频),基本上是难以讲得清楚的。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上述事件中的“性骚扰”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其一,都是发生在较久以前;其二,都是描述性的控诉。


坦白讲,如果只是一名女学生站出来“指控”,可信度自然就会打折,即便真的存在。但是,要是共振性的“指控”(据悉,已经有200多名学生指控这位“副校长”,有男生,也有女生,对男生是体罚,对女生是性骚扰),似乎就传达出某种实锤的可能性。起码,在道德的范畴内是这样的。理论上讲,仅靠口供就实锤真相,确实缺乏一定的可靠性。


但是,基于“性骚扰”的发生逻辑,以及发生特点,多口供的比对断案,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性骚扰”本就是基于“道德边界”和“法理临界”的一种行为。这种时候,“口供断案”似乎也可以成为主要的参考依据(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更为谨慎)。


毕竟,要是以硬性的“证据链”来惩治骚扰者,十之八九,他(她)们都会死不认账。这导致,流氓逍遥法外,少女抑郁闺中。所以,对于“难取证”,“无证据”的性侵案件来讲,在调查和复盘的过程中,不妨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突破。确保受害人敢于说出内心的伤痛,并从大量的口供中,筛选可以定性的依据。


要知道,“反性侵”的难点和痛点,除却难取证之外,更为难解的困境是,有很多受害人,在被侵犯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性侵。甚至,就算知道自己被性侵,也碍于情面,地位悬殊等原因,不敢直接反击。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上述事件中,指控“副校长”的女生,多是在进行回忆式的指控(现在都已成年)。


并且,透过她们的指控,很容易发现,那些曾经的侵犯行为,已经烙在她们的心上,不时地会被触痛。尤其是听到有人陆续被侵犯的时候,她们肯定是愤懑的。所以,她们才决定站出来,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晒在太阳底下。媒体在报道的细节中提到,涉事的“副校长”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举报,就说明之前的“举报人”只能饮恨而终。


当然,这次之所以能“举报成功”,很大的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位受害人是“知名时尚博主”(粉丝比较多,人气比较旺),说到底,就是碰到硬茬,冰山的底座被震动,掀起舆论上的围猎。不过,这也再次实证,“难取证”的性骚扰,要想有所反抗,最终也只能回到舆论审判的序列中来。


只是,在“口供式”断案中,如果有人说假话,“冤假错案”的比例自然会上升,这在讲究证据链的法理体系中,应该是基本的共识。但是,就“性骚扰”这种案件,即便法理最终介入,惩治的问题上,依然会停留在道德审判的体系中。因为,对于没有实质性行为的侵犯来讲,法理上确实不好重判。


所以,这导致,“口供式”断案在性骚扰案件中,就有相对操作的可能性。但是,“一对一”的指控依然是很大的困境。所以,很多时候,要想用口供来反击,就需要不同的受害人,不同的目击者能积聚起来,让不可靠变得可信起来(这次反击就属于一种示范作用)。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方式有违法理的逻辑。但是,在性骚扰的反击中,可能这又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式。当然,在能捕捉到证据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去捕捉证据。因为,从打击的效率上来看,这更为有效也有力。所以,作为女性来讲,学会保护自己,真的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也清楚,比起冤枉一个“性侵者”,漏网一个性侵者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反性侵环境中,后者的比例确实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多倍数”关系。这种时候,作为受害人的声音,如果只因为“证据链”不够完善,就觉得可能是污蔑的声音,这本身对受害人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基于可靠性的比对,必须要搜集更多受害人的声音,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要不然,确实可能会“冤枉好人”。但是,当不同的受害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关系,或者生活交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以实证口供的真实性。因为,对于反击性侵来讲,受害人的压力往往也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性骚扰和强奸还不一样,一般来讲,涉及赔偿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很大程度上而言,说谎的可能性会更小。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显然也就不用过度戒备。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介入,基本的逻辑性,谨慎性要把控好。只有如此,才能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


事实上,反“性骚扰”能走上台面,这是近些年来,“性别教育”的成效体现。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国人对“性骚扰”的认知,更多是不道德层面的标签。并且,女性在面对性骚扰的时候,原罪心理比较重。所以,一直以来,受害者反而比较压抑,不敢声张,不敢反击。


甚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认为女性不敢反击性骚扰,是缘于力量的悬殊。可实际上,除却“这一点”实际现实,更为真实的图景里,女性认为被性骚扰是自己的问题所在。比如“为何他不骚扰别人,而骚扰自己”。这种“原罪思维”非但不去苛责侵犯者,反而对自己进行诛心。


不得不说,在性教育之外,“性别教育”更加任重道远。并且,对于“性伤害”的理解,也要逐步从“生理性”伤害层面解放出来。既要知道侵犯行为是罪恶的,也要知道,侵犯行为并不是毁灭性的。只有如此,才能在反击的过程中,找到慰藉自己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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