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一次来堪培拉，那时一切都是新鲜的，四年之后的2015年再次来到这个小城市，城市面貌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路还是那个路，楼也还是那个楼。来到ANU之后也是，除了多了一栋宿舍楼之外，其他的建筑没有任何变动，不仅是这四年没有变，而且从建立之初到现在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变化还是有的，比如我所在的H.C.Coombs办公楼设立了门禁卡，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的打印机是黑白的，现在换成了彩色的；以前的茶歇会有人卖小糕点和咖啡，现在不卖了，以前中午会提供免费牛奶和红茶，现在也没有了，以前的茶歇三五成群的人聊天，现在似乎只剩下哲学系会有一堆人围着聊天。
可能更重要的变化是心态的变化。校长给全体员工发送邮件通报学校事务可能是ANU的传统，2011年我来的ANU收到校长的第一封邮件是关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在那一年的排名了ANU从之前的59下降到70名，校长在邮件中非常平静的分析排名下降的原因，诸如过去几年里一些大牌教授退休或跳槽到其他学校，《自然》和《科学》上发文数量有所下降等等，总之是很平静的。其他邮件基本都是关于学校日常事务的，其中最后一封是通报一个好消息，即我回国那天收到邮件说Brian Schmidt教授获得2011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而今年来时正好碰上Brian接替上任Young担任校长。
更巧的是，这次来正好刚碰上QS全球大学排名结果出来，ANU首次进入QS排名前20,即第19名，比上年度上升了几位。但不同的是，尽管排名上升了，但校长邮件里喜悦中透露着焦虑，尽管这次排名不错，但要保住排名还需要各种努力，其后就是学校的一系列措施，如院系调整、裁员减压、振兴计划，等等，总之各种场合都透露着焦虑，不再像那年一样平和理性。
此外，从与当地人的聊天中会发觉他们对金钱更加关注，比如对于房租，这里有固定收入的老师众口一词堪培拉的房租太贵了，怎样怎样可以省钱；向超市员工咨询时，员工也会主动介绍哪个产品更实惠。这种焦虑还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不像往日悠闲，比如四年之前也有人闯红灯，但那是偶然现象，而现在白人闯红灯成为家常便饭，只要没有车经过，不管红灯绿灯都急匆匆走过去，比我们这些有视死如归精神的中国人更勇敢。还有以前坐公交车，司机与乘客之间会有友好简单的交流，现在的司机则几乎没有主动开口的，乘客也似乎没有往日的热情。
仅仅四年时间，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变化太多，让人感觉不适应。好像这种变化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堪培拉，像一贯懒散的英国和一贯勤劳的日本，他们也在变得越来越焦虑。是什么导致这种种内在的变化？是因为世界经济处于低谷才使人失去了从容和淡定的心态吗？也许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对的，只有手中有粮才心中不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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