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石涛的《溪南八景图册》，是石涛的神品佳作，原为吴云（号退楼）所藏。此册是石涛于庚辰（1700）年五十九岁时，据祝允明《溪南八景诗》的诗意，为吴南高绘制的。每图分录祝允明原诗于其上。
吴湖帆1935年题石涛《黄砚旅诗意册》（香港至乐楼藏）称：“吾家旧藏大涤子《溪南八景册》，为生平合作，今归吴兴庞虚斋（庞莱臣）矣。二十年中所见大涤子画，惟此册足相埒，惊诧眼福并记岁月云。乙亥三月廿七日。般若先生（黄般若）出示。吴湖帆谨观。”
图册原有画八帧，据说其中四帧因抗战佚散，后请张大千补绘四帧（本文贴出的后四幅）。据上海博物馆的考据:
此图册原计八开，归海上大藏家虚斋庞莱臣收藏时，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南浔镇沦陷后失去四开，现存第四、五、七、八图。其余四开系近人张大千于1940年所临补。
东畴绿绕
何绍基题跋：“画禅何处印高低，解道无题胜有题。指点东畴与西陇，是町畦处不町畦。归安吴溯歙西吴，世宝《溪南八景图》。太息十年兵火复，几家乔木不荒芜。同治乙丑（1865）初春，道州何绍基题于吴门抱罍室。”
石涛此帧《东畴绿绕》图，设色苍润古雅，布局密而不繁，山川绮丽，视野开阔，水润雾绕，如响晚钟，如飘渔歌，堪称画中神品。（老陈盛赞）
清溪涵月
吴大澄题跋：“从来嗜画者往往好淡逸而不喜浓重，而有识者又以古厚苍老为贵，此南田与石涛之别也。好南田者又赏其浑厚，好石涛者或喜其清腴。以为不类其生平面目，斯其生平得意之笔，而脱去窠臼也。此《溪南八景》为延陵世宝，以祝京兆之诗，而重以苦瓜之画，绝非寻常之苦瓜乱头粗服而设色浓重者比。所最异者，始为延陵之家宝，而为吾宗退楼丈所得，复归于延陵莱臣贤侄，属为跋其后。余本新安之裔，见此如见祖泽，又不可以不题吾吴画家。布局以清淡为贵，用笔以飘忽见长，当以石涛为对症之药。当时以名画著名，与南田并重则有墨井道人，亦以苍浑古厚见重于一时。余所藏《湖天春晓》轴，见者莫不拍手赞叹，虽许吾以千金不易也。顾与莱臣各宝其所宝也，可敬书数语而归之。己亥（1899）春二月，书于申江龙门精舍，吴大澄。”
山原春涨
曾熙题跋：“石涛此册父莭数语，推崇阐发殆无遗义。髯窃谓：自元以来，文人学士以笔墨变化之眇各立家法，可谓至矣。然出此入彼，矩矱井然，因流溯源，了然开卷。石涛以古人之笔裁翦山川，复能以旷藐之胸吐舒烟云。于文见庄子，于诗见太白，于画见石涛而已。此册不但石涛画中不多见，即题识诸贤，又岂易遇。虚斋京卿老同年，其勿轻以示人也。丙寅（1926）小除日，麓髯熙。”
曾熙是张大千的老师，他的题跋或许是在张大千从庞元济处借临前后所写。
西陇藏云
庞元济题跋：“此册余于三十年前得自两罍轩吴氏，为石涛平生杰作。丙寅（1926）之冬，张君大千曾借临一过。前岁中日之役，浔镇沦陷，所存宅中书画十去七八。事后检点此册，仅存其半，而题跋俱在。适大千自燕返沪，即嘱其于临本中补写四帧，似与原本不爽毫发。则八景缺而复全，可谓得叔敖于优孟，面中郎于虎贲矣。因重装，识其颠末于后。岁在庚辰（1940）七月二十二日，虚斋时年七十有七。”
上博1940年一说是根据此庞元济题跋，说张大千曾在1926年临仿过，1940年因散失了一半，又请张大千根据临本补写（当时张大千41岁）四帧。1947年张大千题跋（见后文）于此册页，没有说庞原济因抗战散失四帧画的事。估计1937年抗战导致一半册页失轶的说法，只是藏家的说辞，不能当真。不排除庞元济珍贵其藏，请张大千临摹全部八帧，后来装订时混杂原本和摹本各半。不然，一册页8帧失去一半的可能性很难想象。
张大千补：梅溪草堂
张大千此幅《梅溪草堂》，应有临摹的参照，是根据临本的再次临写。设色应该是学了石涛，但是这里的色泽暗哑，缺少神采。对比之下就可知石涛的设色技巧的高明之处。高古之妙画，高明之处更多地是在用彩方面。石涛曾精研张僧繇的画法，对于南北朝的绘画用彩颇有研究，这是张大千临而不得的地方。
张大千补：南山翠屏
张大千的画相较石涛少了苍古气质，多了匠气与火气。特别是四张册页，对比之下，石涛的简淡空灵，明丽鲜艳，把平常的水乡画得如同仙境。而张大千模仿的，意境不够，笔墨来凑，上面的中树林画成一片死墨，显得压抑，这是张大千火候不够的表现。
张大千补：竹坞凤鸣
张大千笔墨功力不错，少年时在其母督教下打下童子功，所以在画纯水墨时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年轻气盛，画的画墨色黑白对比鲜明，火气太盛，少了苍润。对比同为黑白水墨的上第四图，石涛《西陇藏云》，高下立判。此幅《竹坞凤鸣》图太过写实，凡俗气重，距离石涛画的人间仙境差距较大。
张大千补：祖祠乔木
此幅《祖祠乔木》比《竹坞凤鸣》要好，左下留白较有意境，但仍有火气过旺之弊。张大千画的方物细节太过具体，也没有画出所以然，却影响了整体布局，画面显得逼仄，缺少石涛的空灵悠远的意境。
张大千题跋道：“秀而密，实而空；幽而不恠，淡而多姿。清湘此境，岂易企及耶！丁亥（1947）闰二月朔，莱翁道丈招游吴门，日夕出所藏名画共欣赏，叹为平生眼福，得未曾有。最后复示此册，以予所临装潢于后。虽莱翁不以瑊玞见斥，而珠玉在侧，宁不令人自惭耶？展阅一过，污透重襦矣。后学张大千爰拜识。”
应该说张大千虽忙于自我炒作，多社交应酬，善结交权贵，但对自己的水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远赴敦煌临摹古画的原因。为习得南北朝的画法，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剥去墙上宋元的画，然而终究还是因为名利心过重，没有掌握古人的精神。1946年傅雷在给黄宾虹的手札中写道:
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
参考：吴湖帆特展的石涛册页，哪四册是张大千补绘的？（凌利中 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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