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失去了什麼？

每當談到中國歷史，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永恆的問題，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始終縈繞在中國人的腦海裡：為什麼，我們發達了一千多年，到了19世紀，居然被西方人打成了那個樣子？

對此，無數的歷史學家給出了五花八門的解釋，什麼中國文化不重視科學啊，什麼中國水利專制主義啊，什麼大陸文明啊，什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啊，什麼中國文化缺乏邏輯思維啊，什麼缺乏理性啊，什麼西方人煤和工業區相近而中國不是啊，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可以說，很難找出另一個和“中國為什麼近代落後”的問題一樣，那麼吸引人、那麼受人關注，那麼眾說紛紜的“永恆之問”。

然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其實一點也不復雜。

我們要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有希望，是否能前行，是否有昂揚向上的氣力，我們應該關注的，其實是這樣一群人，那就是“知識分子”。對此，我們的祖先稱之為“士”。

有人說，只有中國古代才有“士”啊，不對，西方也有他們的“士”，伏爾泰是“士”，孟德斯鳩是“士”，牛頓是“士”，培根是“士”，而正是這些“士”的推動，西方人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才有了“啟蒙運動”，才有了科學發展的土壤。

這些西方的“士”大多都出現在18世紀，那麼我們中國的“士”呢？他們在哪裡？翻遍世界的史書，似乎在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很難引起我們的注意了。其實，他們一直都在，只是相比於他們17世紀的前輩，他們失去了很多東西。而他們失去的東西，實際上就決定了，中國與西方的走向。

那麼，他們失去了些什麼呢？

第一， 昂揚的意氣

趙園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說，明代（1368-1644）是“中國歷史上士將其政治主動性發揮到極致的時期”，在這276年間，“昂揚意氣”是士大夫一以貫之的基本特點，不管他們的“意氣”表現在哪裡，抑或表現的正確與否，但至少的至少，他們始終相信，自己國家的未來由自己決定，只要自己採取適當的方法，天下的事情，總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黃宗羲在回憶復社往事時，曾說他的一班同道都有志於功名，“直望天子赫然震動，問以此政何處下手”（《壽徐掖青六十序》，《黃宗羲全集》第11冊第64頁）。黃氏在另一處也說，其時會社中人：“俱務佐王之學”。這就是晚明時期，士大夫們共同的“心理狀態”。對此，錢謙益就其弊端而稱之為：“大言不慚，中風狂走，滔滔不返。”

王艮：明代“狂者”之代表

近代史學研究者中，很多人對晚明學者的這種“意氣”均讚賞有加：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一再談到他由文獻中讀出的明人的昂揚意氣，而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第189頁中更說："我最愛晚明學者虎虎有生氣。他們裡頭很有些人，用極勇銳的努力，想做大規模的創造。"

任公說的好，“做大規模的創造”雖說可能會造成疏忽，造成“眼高手低”，因而容易被18世紀的後輩們鄙視為“夸誕”“不精”，但是，改造社會、改造國家之英才，卻只會出在這種人之間。

與之相反，18世紀的知識分子則不同。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中說在18世紀，“庸言庸行”成為許多思想家所提倡的標準，因此，清代成了一個“出現不了王陽明、朱熹這樣的思想大家”的朝代。

第二，“無所不包”的學術涉獵。

在16、17世紀的明代，大多士大夫的學術興趣都十分“廣泛”，從經史百家、理學心性、武器製造到格物致知，可謂無不涉獵。《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說“明代有志於經世的士人，也即以此無所不包為精神追求。”這種“無所不包”的學術取向在顧清《東江家藏集》的卷二十《北遊稿》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明代）承平百五十年，治化日隆，文學日盛而渾厚淳實之氣或漸以分。黌序之間，五尺之童皆知誦義理之文而宗聖賢之學，場屋之士操筆議論動數千言，皆煜然成章，雖經義之文亦充溢四出，貫穿百家若不可窮者，其務為新奇，遊心高虛，則有淪而入於他岐者矣。

那麼，這些廣博的興趣又體現在了哪些方面呢？

就以武器製造為例吧。據《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所說，早在徐光啟之前，明代朝野人士即表現出對武器發展、裝備革新的關注。甚至不少名臣參與了器械的設計，表現出濃厚的技術熱情。如李賢《論御虜疏》所言戰車形制等等。而直至京城陷落之後，尚有民間人士從事武器製造，冀有萬一之效。據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的記述，明代士大夫研習火器的熱情一直很高：

“火藥、火器，今時妄想進身博官者，人人張目而道，著書以獻，未必盡由實驗。

（《天工開物》卷下《佳兵.火藥科》）

戚繼光也提到說，當時的火器“動稱百種，與夫機械之屬紛然雜陳”雖然他認為這些火器“竟無成效”，但是，這種敢於創新，勇於突破的精神，往往是真正大家產生的前提。因此，李洵在《論公元十五、十六世紀明代中國若干歷史問題》中才會總結說："新式火器的研製、實驗、應用在十六世紀的明代中國全國範圍內形成一股熱潮。”

士大夫在其他方面也興趣濃厚。藝術史家柯律格在《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狀況》一書中說，在明代後期：士紳階層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並將客體化的、以事實為中心的方式用於培育文化教養，這可視為一副更為宏大的歷史圖景之一部分，它涵蓋了技術文獻、室內陳設指南、統計資料彙編、商人的行旅指南、居家事類大全、行為舉止規諫，這些均可歸為“知識的商品化”這一大類。而在清代，對於物的鑑賞和“格物致知”的興趣已經“不再是士紳們可以關切的正當話題”了。

在18世紀，士大夫們對“雜學”的興趣已經不再，“大刀闊斧”轉變成了“細針密線”，一切學問的最終歸宿都變成了考古、科舉。因此在19世紀時，才會有龔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嘆”，才有了魏源對明代“士得以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行，無所瞻顧。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傑出乎其間”的極度豔羨。

三，“濟世救民”的情懷

對於這一點，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有所感覺。因此，我們不妨就引用一下黃卬在《錫金識小錄》中的評論，來看一看乾隆初年的一些有識之士，是怎麼比較當今（清代）與明代士風的：

今科名日盛，列諫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餘年來從無有抗權幸，陳疾苦，諤諤不回如古人者。雖謹慎小心，不敢放縱，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氣節二字矣。故邑志於本朝先達，政績可以鋪張，即理學亦尚可緣飾，惟氣節不可強為附會。

前明邑紳之賢者，敦氣節，崇理學，今皆無之

乾隆《元和縣誌》風俗篇也記載：

明季士大夫好持清議，敦氣節，重名義，善善同清，惡惡同濁，有東漢黨錮諸賢之風，其小人亦慷慨慕義，公正發憤，然或時捍法網。本朝初載，遺風猶存，近數十年來縉紳先生杜門埽軌，兢兢自守，與地方官吏不輕通謁，或間相見，備賓主之禮以去。學宮士子多讀書自好，鮮履訟庭。

在16、17世紀的明代，士大夫或批鱗折檻，或慷慨陳詞，總以天下為己任，至於18世紀的士人，則正如黃卬所說“一庸字足概之矣。”18世紀中國的“士人”，已經通通成了庸人。

第四，“據理談天”的興趣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一書對清代所謂的“近代思想”推崇有加，但卻也不得不承認18世紀中國學術遠不如17世紀：“17世紀的學術雖然強調經世，強調實學，但其時學者對義理的追求強烈，對自然與社會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仍抱著濃厚的興趣。而這種理論的探索，哲學思辨的興趣，在乾嘉時期一些漢學精英看來，已經不可理解了。”

在清代，理學不窮理，漢學忽視義理，知識分子但講“實學”，惟求“經濟事功”，不問天人之際，這就使18世紀中國的知識界出現觀念多，理論少，學術分化迅速，體系創新遲緩的奇特景象。18世紀的學者每每批評宋明士大夫“夸誕”“不實”，對於程朱理學對“天人之際”的探討不予理睬，但我們必須知道，如要產生思想的創新，尤其是文化的革新，沒有一種窮天人之際的豪傑氣，又怎麼可以成功呢？

知識分子，是引領一個文明走向未來，走向變革的關鍵因素，而當中國18世紀的知識分子失去了他們前輩的豪傑氣，而只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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