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知而行的历史
我们说,任何政策的推行都是社会治理的必然需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策略的出台,更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便登基做了皇上,为巩固皇权,他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颁行了推恩令,解决了王国的势力;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回了中央等。在文化上,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结束了之前秦以来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而且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受到了历朝历代的推崇,使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
当然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儒表法里”。那么,汉武帝当时为什么要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呢?
儒家思想占据主流。汉朝建立后,尤其是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后,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得到复苏,尤其是曾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并发展壮大,和道家并成为主流思想,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汉武帝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权力斗争的需要。汉武帝继位后,朝政还是由当时的窦太后把持,她推崇的是道家学说,所以汉武帝虽然即位,权力却受到限制,要想夺回权力,就要在国家指导思想上占据主导权,推出自己的观点,所以独尊儒术其实也是为了争权夺利。
严峻的社会形势。汉武帝继位后,对外边疆受到少数民族的威胁,在内一是王国势力过大,对中央形成威胁,二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加剧。所以加强中央集权势在必行,而汉初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国家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同时汉武帝是好大喜功之人,注定了他有不平凡的作为,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他也有了对付匈奴的办法,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他需要一个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个提议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比如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一句话,就是汉武帝认为儒家符合自己的统治需要。但是武帝的崇儒,并不代表他按照儒家的要求治国,只是注重儒术的文饰功能,用司马光的话说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
儒家思想的统一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没有了百家争鸣,也造成思想模式的单一,使中国的人治思想的深入人心,而人治与专制一脉相承,也造成法治观念的先天不足,也让法治思想法治思维时至今日还在艰难推进中。
文踪旅迹
在汉武帝之前,西汉以窦太后为代表都尊崇"黄老学说"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虽可让人安于现状,但"小国寡民",不能满足汉武帝"天下一统"的宏伟目标,欲解除藩王国的危胁,迫切需要理论加持。
董仲舒根据自己的理解,改造了孔孟的儒家学说,利用各流派可用之论,兼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合为一体,提出了"天人合一""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天人三策”建议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世间的事物皆按天意而行,皇帝为天子,权利受命于天,人服从皇帝即顺从天道。为进一步维护村建秩序,强调"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应严守上下尊卑的礼节,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主架构。
董仲舒三大主张,都符合了汉武帝所需:君权天授不容动摇,必须天下统一;而"大一统”则要"独尊儒术"。这在理论上解决了削藩、平定匈奴和加强皇权的依据难题,成为其为首的封建统治有力工具。
董仲舒欲以大儒之口代"上天”,约束君权,实施"仁政"即免受上天处罚,但汉武帝并不全盘买单,神话君权"削藩"可以,让臣民忠君可以,但不能约束帝王的权利,坚持"国以君为本"。
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为己所需地理解采用之后,认为有利于自己集权专政,圣人儒学可行教化为天职。于是颁令推举贤才,广纳儒生,兴盛太学,广大读书人只要学习儒家思想,就可以在朝廷做官,而做官后,又大力发展儒学,使之成为正统思想。
儒家学说因而取得了独尊地位,影响深远,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元元的天下
事实上,大秦的昙花一现,让法家学说也随之陷入低谷。
汉初的政治主张其实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
经济上轻徭薄税,思想上则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为指导。
但,汉武帝刘彻即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显然和这位有着大抱负的君主已经格格不入。
他需要一个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学说。
法家的彻底否定
汉武帝即位,第一个动的不是道家,而是秦朝推崇的法家。
建元元年,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同意,法家从此再无机会成为指导思想。
初次贬斥道家失败
接下来,汉武帝开始着实动道家,先是太尉窦婴、丞相田蚡举荐,武帝亲自提拔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然后朝野开始掀起一股贬斥道家,褒扬儒家的风气。
这些举动触犯了坚持黄老学说窦太后的利益,结果,窦婴、田蚡、王臧、赵绾相继被免职,汉武帝的第一次试探宣告失败。
儒家上位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开始复起。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策问。
此次召唤,让儒家崛起的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与武帝的对策中指出:儒家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百家之言的宗旨却让思想不一致。
他又建议,若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与汉武帝的加强集权和君主权力的思想不谋而合。
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改革拉开帷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元光元年,汉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全部罢黜,将黄老学说的官员也贬谪辞退,启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召集大量儒生入太常寺,入朝为官。
从此,人们如果想入朝为官,就必须学习儒家思想,成了此后两千年间华夏民族的正统思想。
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的统一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造成思想模式的过于单一,也造就了中国的人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人治与专制一脉相承,这让法治思想难以推进,以至于使得华夏的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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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离子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只有在他即位之初的三年,丞相卫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三年里,政治清明。言论自由。没有一人因言获罪。
汉武帝之所以支持卫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他信仰儒学。仅仅是为了从窦太后手中夺权。
再强调一点,罢黜百家,并非禁毁百家。罢黜官职而已。美国共和党执政后。民主党在联邦政府的高官就要被罢黜。
汉武帝真正信奉的是法家。从汉武帝中前期开始,就重用法家酷吏张汤。重立汉文帝时已经废除的诽谤之法,夷族连坐之法,告奸之法。张汤立法,是中国法治史,乃至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诽谤之法是批评政治,诽谤天子之罪。是法家为实行愚民政策,扼杀思想,扼杀言论。由秦始皇创立的恶法。
告奸之法是由商鞅创立,秦始皇发扬光大的恶法。支持鼓励骨肉至亲之间检举揭发。
从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来看。最邪恶的法律就是诽谤之法。
从人性角度看,最邪恶,最泯灭人性的是告奸之法。中国有三个时期,骨肉至亲之间互相告奸:一是秦始皇。二是汉武帝。三是猫猪屎。
汉武帝不但重用法家酷吏,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把群臣屠戮殆尽。还重用法家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更说明他真正尊崇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秦始皇是用法家思想作恶害人的恶魔。汉武帝一边用法家思想作恶害人。一边披上伪善的面纱。
杨朱学派
1.汉初,特别是吕后专权时期,为使国家休养生息,治理国家以道家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好的选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繁荣,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道家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体现在:边境动荡不安,匈奴人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北方边疆,南方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时常有反叛发生。另:诸侯王势力日益坐大,直接威胁到汉中央,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吕后,文帝,景帝时代都一直在解决,可惜都没有解决好!显然这两个新出现的问题只用清静无为来解决是没结果的。
2.汉惠帝刘弗陵废除了《挟书律》,唤醒了诸子百家学说,其中以儒、道两家学说影响最大!武帝上位时,儒学已经进入繁荣阶段;雄才大略的武帝顺势而为,推行“举贤良对策”,使儒家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
3.武帝有政治抱负,急需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不失时机地提出“春秋大一统”理念进行唱和,他认为儒家六经之外的学术流派都应当罢黜,从而让人们的思想高统一起来,他又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以加强君权,针对道德,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因而汉武帝同意了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希望星晨58298869
汉武帝是一个相当有智慧的统治者,他想要的很简单,国家稳定繁荣富强,就是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秦始皇的做法是焚书坑儒,“独尊法家”。而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谁的方法好些,一成一败。
始皇帝和汉武帝为什么这么做?答:统一思想,控制人民的思想。秦始皇的做法是烧了所有的书,不让人民读书,而汉武帝的做法是让人民读书,但是他想的是,让人民只读儒家经典。
在哪个时代有一种人特别麻烦,他们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就是谋士,一天没事就流窜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摇唇鼓舌,兴风作浪,虽然他们的本意并不坏,只是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而已,但是对于武帝而言他们就是帝国的威胁,解决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杀了他们,另一种则是威逼利诱拉拢他们,武帝选择的是第二种。
第一种的话,见效快,但是后患无穷,只能解一时之急,第二种的话,武帝为他们提供工作,他们为帝国效力,兵不血刃就解决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一个好办法。而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是儒学。
同样是为了稳定帝国的统治,始皇帝选择杀人,而武帝选择的是诛心。从根源上掐灭造反的火苗。
武帝的工作重点是大力打击法家,纵横家,申不害,商鞅,苏秦,张仪之类的人物,因为他们学的都是乱世之法,这一点有点像始皇帝打击墨家一样,绝不准许有威胁帝国稳定的任何因素存在,根源上是一样的。
但是汉武帝只是独尊儒家,并不是独存。儒学成为了官学,在文化领域从此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其余的诸子百家不可能再与儒家平起平坐了。
汉武帝为什么会选择儒家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始皇帝推崇的法家是怎么样的,法家讲究的是霸道,建立绝对的权威,为达目的什么阴谋诡计都可以使用,外加严刑峻法,法家的政是苛政,法家的制是专制,法家的治是刑治,法家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法家要求的就是要你绝对服从就可以了,所以在和平时期法家很不得民心。
而儒家则不同 ,儒家推崇的道是王道,以仁义治天下,儒家的政也是仁政,儒家的制是礼制,儒家的治是德治,既可以保证帝国稳定,而且老百姓也能接受,不失民心,双方都很满意,实现合作共赢。
虽然后来朝代数次更迭,但是儒家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一直不曾改变,一直稳如泰山,难以动摇,即便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无法挑战它的老大地位。每逢王朝末年,叛乱起义军数不胜数,但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一直都不曾是儒家思想,儒家士子也极少参与起义造反,比如后来的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这样,这一点从侧面说明了儒家思想的成功。
后世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也无不推崇儒家,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有趣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就是汉朝版本的“焚书坑儒”,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唯一不同的是汉武帝迎合了占据道德仁义等主流思想的儒家需求,并且看起来更加的高大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相对于“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来说的,西汉开国之初到汉武帝即位初期实行了近70年国策的黄老学说,黄老学说本意是政府不过多干预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是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思想,而做为皇帝在这种政策思想下,基本上是难以有作为的,因为政府不太干预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政府看上去是弱势的,这种政策是对于西汉开国受到相当大的战争创伤很有好处,近70年的休息,西汉国力恢复很快,人口、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对于16岁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非常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实行了近70年国策“黄老学说”禁锢了汉武帝的手脚,因此汉武帝即位之初想在思想上破解黄老学说带来的禁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的,董仲舒的原话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经后人修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就是:废除百家学说,独受尊重儒家学说。董伸舒的儒家学说是在集合先秦时期的儒家,参杂了百家学说中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有: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大一统。
要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需要了解董伸舒的儒家思想主要讲了什么。
天人感应是指天意和人的行为能互相感应,彼此影响。
三纲五常分开说,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究绝对的服从,臣要服从君,子要服从父,妻要服从夫。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
君权神授:是指君主(皇帝)权力是上天(天神)授予的。
大一统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统一,而是指整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制度上、思想文化上诸多方面的高度统一,类似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真的废除了诸子百家,而独自尊崇儒家之术,实际上更是参杂糅合众家所长,合为我用。众所周知,汉承秦制,秦法严苛,汉法也是一样,汉武帝并没有丢掉法家,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策,以法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内法外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解决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为汉武帝解决了黄老学说带来的禁锢问题,为汉武帝大展手脚提供了思想理论。
一国之君历史研究
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但当时的诸侯国对其主张均不甚感兴趣,所以晚年“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奠定了儒学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坑儒,儒学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帝国上下无敢言儒。西汉初年,儒家学者一直为儒学的发展而努力,但一直没有太大起色,直到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刘彻决定在全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国文化政策,从而确立了儒学在古代中国思想界的正统地位。
孔子
那么汉武帝为何要确立儒家独尊的地位呢?这与儒学的社会基础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首先,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儒家思想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其中大多数观念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适性思想,所以,虽然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思想,但是儒学在基层社会依然有强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这无疑为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减少了阻力。
董仲舒像
其次,出于维护汉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在尧舜禹时代,中国奉行“禅让制”,而后演变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乃是一介草民出身,从血缘高贵性和合法性角度难以立足,而黄老思想的“无为”态度难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这在汉武帝时期表现的愈加明显,此时儒家学者董仲舒集百家之长,适时的抛出了“天人感应”理论,极大地迎合了政治需要,所以很快的取代了黄老思想的地位跃升为西汉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像
参考文献:
1. 郭龙:《“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与儒家经学的确立》,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 万彩红:《浅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
季我努学社
在强极一时、暴虐严苛的秦朝灭亡之后,又一个统一的政权“西汉”建立。与此前出现的由贵族建立的政权具有最本质不同的是,西汉政府是由社会上的平民创建的。以刘邦为首的一大批功臣名将,都是社会底层出身(除了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有直接的感受和深刻的了解。
他们在推翻暴秦、建立新国家以后,总结并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所以在西汉初年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以让这个从秦朝接手过来的巨大的“烂摊子能够尽快恢复元气。“无为”并不是不为、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不乱为、不盲目去做。汉初的各种制度、法令大都沿袭秦朝,并未轻易更改—这个国家就像大病一场的人一样,需要静静地休养。
在汉高祖、汉惠帝及此后刘邦夫人吕后掌权时期,虽然也经历了 异姓王的叛乱、外戚“诸吕之乱”等动荡,但上述这种治国方针基本没有改变。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则继续将之深化,采取了轻徭薄赋、减轻刑罚等诸多措施,社会经济因而得到平稳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史称“文景之治”。在景帝时,虽出现吴、楚等七国同姓王的叛乱事件,但很快就被中央政府平定,地方的分裂倾向立即得到遏制,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户籍人口迅速增加,财政逐渐充足,国力也稳步上升。此时已经和西汉初年民生凋敝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社会的活力涌现,各种问题也开始出现。作为一个大国家来说,政府不可能水远“无为而治”,这就如同人的病养好了总要恢复锻炼,进行各种活动一样。而这时,就到了汉武帝的时代。
汉武帝16岁便登基为皇帝。当时他的祖母、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还在世,她是“无为而治”的坚定拥护者,还常出面干预朝政。武帝不便违忤祖母,所有朝廷政事,都随时向她请示;连汉武帝的老师儒者王臧,及王臧的同学赵绾都因违逆了窦太后的意旨而被革职下狱可想而知汉武帝要有所作为,改变国策方针,该是如何阻力重重。直到几年后窦太后去世,武帝才能放开手脚,任用大儒董仲舒来进行改革。武帝之所以重用儒生,是因为秦朝过度崇奉法家统治而很快灭亡,西汉立国以来遵行的是道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已经融汇了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的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术成果,形成了“新儒家”,在武帝看来,这种学说更加适合做统治思想。他根据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只设立儒家的“五经博士”。
其实早在秦始皇年代就已有博士七十人”的设置,但这些人的身份颇杂,并非都是儒生,也有一些文学、方术(如占梦、卜筮之类)之士。而汉武帝时期的博士,则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中所记载的历史与政治,他们虽不担任实际职务,但可以参加政府工作会议;他们还有一定的招收弟子的名额初时博士的弟子只有50人,到了西汉末年已增至3000人。由此,“经学”逐渐对汉代政治产生重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汉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站在官方认可和提倡的立场上来说的,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依然可以存在和发展,这与秦始皇“焚书”几乎禁绝一切学术是有根本区别的。而且,董仲舒的政治学说实际上已经是糅合了儒、道、法、名、阴阳等家理念的综合性学说,并不是停留于先秦时期甚至是孔子时代的那个儒学的概念了。
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就曾明确说,汉代自武帝以来实行的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统治,也就是儒家、法家思想并用的治国方式。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将之简单理解为只信奉和尊崇儒家一家的思想学说。
尚武菌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更利于管制和统治,为了"长治久安"。因为儒家更加契合封建制度,符合封建道德的意识形态。
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百家。但他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周天子式微。造成大分裂。法家就此崛起推动秦国发展,天下一统。秦国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立国时间太短。用"法"过度。导致秦国迅速败亡。随后就是老子的清净无为,黄老之术。而汉武帝之所以采取"儒家思想"作为唯一官方思想。就是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当时地方宗室王国的权力很强大。向心力不足。外有匈奴。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天人三策,为汉武帝使用儒家治国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大一统的必要性,得到了汉武帝的共鸣。而国家大一统,首先是思想要统,唯有思想统一,才能政治统一。只有如此才利于封建制度和统治。于是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是个强势皇帝。而儒家思想符合加强皇帝权利,中央集权,可以提高国家实力。积极进取。可以提供汉武帝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匈奴的财力和物质需求。儒家的春秋大义大一统思想,君臣伦理观念与封建制度和道德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与汉武帝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任务相适应,适合做统治工具。
应该说,汉武帝采取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只不过是到后期日益僵化,保守。而儒生又读死书。没有继承和发展。到唐宋就已经落后的明清就彻底僵化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