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在晚清捱打不斷的恥辱史上，爆發於1905年的“日俄戰爭”，堪稱叫多少國人恥辱到扎心的一仗：日俄這兩隻“虎狼”動員近百萬陸海兵力，在中國東北沿海大打出手。速射炮機槍手榴彈等新式裝備與全新戰術，叫各國軍事迷津津樂道。獲勝的日本一方，20世紀時還拍了一堆經典影視劇炫耀此仗。而作為“主人”的清政府呢？卻只是乖乖站一旁，乖乖看著熱鬧。如此窩囊到家，堪稱世界近代戰爭史上的奇景象。
但這麼一段窩囊歷史，後來卻也惹來一些“新解讀”，一個流行已久的說法是：大清丟人現眼不假，但國土保住了啊。所以算起來，“輸了面子”的大清，也算是日俄戰爭的大贏家嘛。
那“窩囊”的清王朝，到底算不算“贏家”？那就要先看看，日俄戰爭前，清王朝火燒眉毛的東北邊疆局勢。
一場“庚子國難”，八國聯軍端了北京城，清政府吐血咬牙籤下《辛丑條約》，可這奇恥大辱，比起同時期的東北局勢，又算是“小兒科”了：“八國”列強之一，在《庚子條約》裡敲金分肥的沙皇俄國，還順手趁火打劫，喊著“黃俄羅斯”的猖狂口號入侵東北，一路不停製造屠殺血案，更在佔領奉天后，強迫清政府簽訂《增阿暫章》，妄圖拿到東北的駐兵權。作為清王朝“龍興”之地的東北大地，眼看就要成了沙俄的“後花園”。
如此危局下，剛剛遭受重創的清政府，沒能耐跟沙俄叫板，只能忍氣吞聲談判，同時求助列強“調停”。雖然清朝駐俄公使楊儒拼上老命力爭，終於叫沙俄在內外壓力下答應了《交收東三省條約》，但條約執行到1903年，沙俄又耍了賴，拒絕繼續執行該協議。清政府除了“敦促”，幾乎已沒招可用。而另一個“鄰居”，卻比清政府還著急：日本！
早在甲午戰爭時，日本就把遼東半島當作囊中之物，可甲午戰爭後一場“三國干涉還遼”鬧劇，卻逼著日本吐出了到嘴的肉。這次沙俄在中國東北吃獨食，日本又哪能坐視？從1903年7月31日起，日本就與沙俄圍繞東北問題展開談判，雙方軍隊也劍拔弩張。剛在沙俄那裡受夠了氣的清政府呢？也確是興奮了幾天，甚至雲貴總督丁振鐸等人還熱情建議，要求清政府“聯日拒俄”。但悲哀的事實是，面對這場在中國本土開打的大戰，清政府什麼也做不了。
當時的清政府，不單軍事經濟實力損失慘重，一紙《辛丑條約》，更把中國大地，推到了列強宰割的境地。以“利益均沾”的原則，大清各地都被列強劃分了“勢力範圍”，連北京到山海關的鐵路沿線，都駐紮著英法意列強的軍隊。西方各國既不想看到日俄獨霸東北，更不想看著清政府借這事兒雄起，所以日俄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務卿還特意致函美國駐華使館，“建議”清政府實行中立。
這種情況，就好比一群強盜打進一戶宅院。其中兩戶強盜因為分贓不均，當場大打出手。其他的強盜呢，則是一邊“看熱鬧”，一邊摁住宅院主人，警告宅院主人不要多管閒事。大清朝，就是這個可憐的“宅院主人”。
所以說，以這形勢說，清政府的“中立”，既不是骨子裡慫，也不是什麼深謀遠慮，就是在列強的淫威下，乖乖聽話縮一邊。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是如此。
而等到日俄兩家打的精疲力盡了，在列強的“調停”下開始談判。作為“主人”的清王朝呢？依然被人排斥在外。日俄近三個月的談判期間，清政府外務部就哀嘆“日俄直接議和，不容他國干預……我若派員前往，其勢亦難摻入。”甚至1905年9月5日，
日俄雙方都已經達成《朴茨茅斯和約》，清政府對此都一無所知。直到三天之後，清朝駐俄大使才在俄國報紙上，看到了“和約”的詳細內容。
“分大清地”的談判，都把大清踢一邊，這“中立”，很徹底。
當然，就《朴茨茅斯和約》的內容說，日俄戰爭期間雙方佔領的東北土地，都要“交還中國接收”。乍一看來，大清的“收穫”也很大，算是“贏家”。
但實際執行起來，就是另一回事，“交還中國接收”是列強間妥協的產物，可到嘴的肉怎能真交？別看日俄戰爭分出了勝敗，可是清政府的實力，卻是哪家都得罪不起。人家談好了，再把清政府招呼過來“交接”，其實就是逮著清政府繼續宰。《朴茨茅斯和約》三個多月後，即1905年12月22日，日本就逼迫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交接”走了先前俄國在旅順大連等地的所有特權。
這也就意味著，俄國固然撤軍了，但相關的利益，都“倒騰”給了日本。“中立”的大清朝，除了名義上的“接收”，其實還是兩手空空。
而且也正是藉著日俄戰爭的威懾，日本除了“交接”了俄國的特權外，還附加了許多新特權，比如在東北十六地通商，經營奉天至安東的鐵路，在東北設置“鐵路守備兵”。特別是“鐵路守備兵”這條，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被日本人鑽足了空子，成了他們建立“關東軍”的最重要“法理”。
單看這幾條，好些俄國在東北之前撒潑耍賴都沒拿到的特權，這之後全被日本收入囊中。東北大地的“俄國狼”沒趕走，又平添了“日本狼”。被宰割的命運，依然沒有變。這樣的結果，哪裡是“輸了面子贏了領土”？簡直是全丟光。
而且單看日俄戰爭後五年，清政府的一些無奈事，就知清政府損失多慘重。為遏制日俄侵略，1907年清政府曾計劃修建新法鐵路，但這麼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就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在日本的無理阻撓下，英美列國也表達了支持日本的態度。一條原本對東北建設有重要意義的鐵路，就這麼不了了之。修條鐵路都這樣難，何況其他？
甚至1908年，清政府還曾與美國的金融巨頭合作，計劃建立“東三省銀行”，對抗日本對東北的經濟侵略。但沒有想到的是，由於美國和日本在對外擴張方面達成妥協，兩國反而聯合干涉，叫“東三省銀行”計劃也成了空文。
建銀行修鐵路這樣的事情，就這樣都被日本卡在喉嚨上，《朴茨茅斯和約》給中國東北帶來的危害，由此可見。
當然，也許清政府在這場戰爭裡的“中立”，以及日俄戰爭後的種種受制，透著太多的無奈。可是，再看看晚清年間，清王朝越演越烈的腐敗，水深火熱的國計民生。這樣一個成了列強案板上弱肉的王朝，又哪有什麼“知恥而後勇”的勇氣。
所以，放在當時以及後世的有識之士眼裡，一場日俄戰爭，哪裡是什麼“外交勝利”，只是“弱國無外交”的深深悲哀。也正是這樣的悲哀，叫當時多少熱血未涼的年輕人猛醒。比如在美國，即將成立自己的機械公司，過上富足美國中產生活的華僑青年馮如，就在日俄戰爭的恥辱面前做出決定，毅然傾家蕩產投身航空研究裡，成為中國航空業的先驅。而在日本，目睹日俄戰爭悲慘影像的魯迅，也憤然放棄了成為醫生的夢想，走上另一條千難萬難的路……
還有更多與他們一樣的人，在看透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後，決絕地放棄了舒適的生活，開始了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人生。所謂“外交勝利”論，卻是對那麼多英雄們，一種無知的褻瀆。
一個世紀後，回看“日俄戰爭”的前前後後，依然可以痛感那個落後捱打的時代，中國任人宰割的創痛。明白這樣的創痛，才能明白，當年是一種怎樣強大的力量，支撐了那些仁人志士們慷慨無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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