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昕
譚徐鋒著《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一書，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此書彙集了作者二十年來，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內的若干思考，以其時的文人及文風探尋近代中國在文化、社會、教育、民智、民俗等方面的波瀾。
近代史是不好寫的。一則近代史料紛繁蕪雜，史料雖多卻真偽難辨，給研究者以團團迷霧。圍繞同一個事件的眾說紛紜，猶如茫茫森林中的片片樹葉，讓人眼花繚亂，更兼之與當事者的利益關聯，造成諸多真相被刻意虛幻，後人觀之，如墜五雲中。茅海建教授為研究戊戌變法，特意花費五年時間，專門為一本並不太厚的《我史》做注，即可見其艱辛。二則近代社會劇變，恰如今人說所稔的李鴻章名句，乃“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如羅志田教授所言，是“多變而多歧”的，歷史大變革下的時局，在時人眼中已是各有形象，後人“移情”所獲感觀，更是萬花筒般雲山霧罩。
由是，歷史的記憶該如何書寫？我以為，此書在諸多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記憶不是憑空的臆想，所謂記憶，一定是有存於世的痕跡。至於如何抓住這些痕跡還原近似於歷史本來的面目，則反映出歷史學人素養和功底的高下。《察勢觀風》一書，選取了七個晚清民國的細節片段，展現出作者對歷史細節的敏銳感知能力和歷史環境的深厚復原功力。曾文正公曆來備受推崇，其筆記、日記和文集，無論政界、商界還是學界，均有不少人奉為圭臬，但在眾星捧月式的傳揚中，各人其實難免帶有太多先入為主的觀念抑或是概念，進而使彼此眼中的“曾文正公”各有意象，雖言推崇，實則難免自謬。試舉一例，徐鋒先生以蔣介石回信蔣經國，告誡其在贛南身體多病應熟讀曾氏語錄，卻罔知曾氏一族其實並不長壽一事，說明後人解讀“文獻”，其中之誤解與舛訛，由此可見一斑。我以為，全書以小見大、取精用弘，多發前人所未見或語焉不詳之處，然後從各方不同表述與表現中深究其背後的本原，展示出社會變遷的複雜和歷史的深沉。就全書的特點看，這是其一。
其二，抽絲剝繭，在梳理細節線索中左右逢源，立體呈現歷史的境像，是全書的第二個特點。以第二章關於甲午中日戰爭的評議為例，作者發掘若干時人在戰事前後的一手記錄，從各個側面展示出甲午戰爭在決策層、新式學人、軍人家屬、士大夫階層和社會生活中的不同反應，勾繪出鮮活而複雜的人性鬥爭、家國情懷和在此基礎上逐漸蔓延開來的民族主義思潮衝擊。這異於以往就戰事為主題對政治與社會的關注，為讀者理解甲午之役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影響，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這種研究頗似許倬雲先生曾謂“歷史分光鏡”，將原本看似一個整體的歷史結果，通過研究者的“三稜鏡”，將各種本原的光束（即各類線索）還原出來，讓讀者更清晰的解讀形成合力之前的歷史本來面目。
第三，通過文本的解讀、互證，結合社會輿論的重構，對時局時勢與時人觀念作出新的解析。地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學人的具體認知中，卻總給人一種若有若無、縹緲虛幻的感覺，尤其是地域文化的邊界與邊界感，並不十分清晰。以拙意觀之，譬如川東重慶的巴文化，它究竟與蜀文化還是楚文化聯繫更緊密，形成“巴蜀文化”還是“巴楚文化”，恐怕不是幾篇論文能說清楚的。中國的地域文化（尤其是發展到近代以後），往往在一些突發事件中凸顯出地域的群體特色，王東傑教授曾就《川行瑣記》引發的地域觀念風波詳細考述，即凸顯了近代地域社會思潮在封閉狀態下的激烈衝突。作者選取了舒新城入川和易君左《閒話揚州》的兩次糾紛，頗能折射出民國地域文化的種種弔詭之處。舒氏入川，本帶著一番遊歷的心緒與“開化心智”的使命感而去，不意在新舊思潮交替中，陡然間成為雙方接戰的靶子。細究起來，雖然不乏楊森之誤會的可能，但其根源似乎更像是蜀中守舊勢力排外與冥頑不化的犧牲品，故舒氏感嘆川省信息之落後與閉塞是其最難以忍受的痛苦。在新舊交替過程中，川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各派人物對新事物新觀念的態度，彷彿印證了那句“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的名言，頗值得玩味。如果說舒新城敗走成都很大原因在於川中守舊勢力的強大，易君左《閒話揚州》則更加清晰的展示出地域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張力。《閒話揚州》的風波與陳衡哲《川行瑣記》風波頗有相似之處，皆是以客卿的視角來感受所在地區的風土人情，進而寫下一些在當地時人眼中不甚入眼的言辭，激發了不小的風潮。與陳衡哲不同，易君左面對如潮的惡評和恐嚇，在起初稍作堅持後，迅速軟化了立場連續道歉，歷經波折方才脫身。其實，細讀易氏此書，對揚州景物的描寫，堪稱上乘，緣何在一場大風波後，其人其書都成了反面教材，才是令人有興趣深究的。徐鋒先生細細發掘了這場風波的來龍去脈，分析其前因後果，指出這其實深刻昭示了近代地域觀念和群體心理認同的構建和應激反應。儘管《閒話揚州》不乏一些不恰當的字句，但似乎不至於被全盤否定乃至成為全城公敵，聯繫到易氏後來曾幾度欲為自己翻案均未成功，不得不讓人感嘆歷史記憶被左右的輿論影響，是如何深刻的影響了個人、群體乃至社會。
《察勢觀風》
在《察勢觀風》一書中，作者亦著力對文化和教育界的幾起著名事件和人物以關注。發生在1920年代清華校園的“國家主義”之爭，與錢穆先生教育理念的演變，看似各有側重，其實都折射出社會變遷中學人對改造時局、挽救中華的期許，然則對於如何實踐，則是盲人摸象皆在試探。既然是嘗試，必然有曲折與衝突，但亦可以理解為前進路途中的螺旋上升，清華學子在圍繞“國家主義”的爭論中將真理越辯越明，不少學生日後成為政界和文教名流；錢穆先生在畢生致力於傳道受業，於艱難困苦中亦不氣餒，終於成就一所一流名校。研究他們，似乎包含著徐鋒先生的個人志趣。我以為，這是全書的又一大特點。
儘管《察勢觀風》一書本身已經足夠優秀，但我個人以為，全書的精華，乃是附錄中論《青年史學家的自我修養》。歷史學在當代中國的學術與社會中，頗有越來越邊緣化的趨勢，甚至連續數年“霸佔”本科紅牌預警專業名錄。在“歷史無用論”呼聲復漲的時代，立志成為一名歷史學者便是難能可貴，要想真正進入史學研究的陣地，除了師承教育和個人努力外，方法論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作者結合自己長期以來學習研究歷史的經驗，提出了效法前賢踏實做事、努力拓寬視野尋找歷史的主體意識，尋找與歷史對話的可能，才能真正實現歷史研究的價值和關懷。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提出的“史學家的節制之美”，我以為這一段不長的文字，值得廣大青年史學工作者、尤其是剛入行的歷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反覆多讀。著名史學家章開沅教授曾有《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文，指出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大勢下，國人在“時不我待”的壓力下養成了激進——更激進的心態，做事難免急於求成。現在看來，這種心態似乎蔓延到近代以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學術研究而言，如徐鋒先生所言，“今人對於西人所製造的知識幻象有著著迷似的追求”，所以我們看到各種“學術影響”排行榜、各式“績效”考評標準、各類“核心期刊”發佈，直接影響了當今學人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在一味追求數量的壓力下，難免出現一大批依葫蘆畫瓢的作品，更諷刺的是它們往往畫虎類貓；而基於快出成果壓力下導致青年史學同人問題意識越來越模糊、寫作功力不甚精進、難以開闢新的研究陣地——這直接導致史學作品無論是可讀性還是理論深度都越來越貧乏。儘管有社會層面的客觀因素，但以史學研究作為終極追求的學人，或許需要更冷靜的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一部好的人文學科的作品，其價值並不僅限於作者將自己研究的點狀問題剖析清楚，更有啟迪他人、啟發智慧的作用。《察勢觀風》書名來自近代川中著名史家劉鹹炘之論，強調體察社會人事以知風俗而觀歷史演進的過程，在強調地理環境、政治教化影響力的基礎上,闡發了傳統風俗論中包含的文化區域觀與歷史進程觀。顯然，劉氏此論給徐鋒先生以足夠的啟發。
經濟觀察報書評
eeobook
閱讀有難度的文章，每天成長一點點
閱讀更多 穿插游擊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