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蘭146395851
鹽鐵會議”是一次重要的關於要不要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宏觀經濟調控的辯論會議，會議的記錄經整理後多達10卷、60篇，這就是著名的《鹽鐵論》 在如何管理宏觀經濟的問題上，中國古代始終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張政府不要干預，如司馬遷總結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其爭”，即對國家經濟最好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再次是通過制定法規加以約束。另一種看法是政府需要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和介入，實行國家調控，如管仲所主張的“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國家利用貨幣、價格和市場等手段來調控經濟。 兩種截然不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在古代商品經濟產生早期就同時出現了 前一種看法可以叫作“善因論”，後一種看法可以叫作“輕重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它們在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早期幾乎同時出現了。
春秋時期，奴隸制逐漸走向崩潰，商品經濟興起，政治上又呈現出諸侯爭霸的局面，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實現經濟發展的突破提供了條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於是提出了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主張，以實現“兵強、民足、國富”的目標，繼而稱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齊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有一套系統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權重”即統一貨幣外，還有“以農為本、本末並舉”的產業政策，“寓稅於價”、“與之為取”的財稅政策，同時主張發展工商業和內外貿易，通過降低稅收把齊國變成一個“自由貿易區”，達到“以商止戰”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國家財富得到充分積累的情況下可以適當“侈靡”，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富人的消費，以刺激經濟。管仲的經濟主張取得了巨大成功，經過對國家經濟的干預和調控，齊國一躍成為當時最富有的諸侯國，併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讚頌管仲，但孔子的經濟思想與管仲卻不同，孔子主張仁、義，在義和利的關係上主張“重義輕利”、“貴義賤利”，更重視對經濟的道德干預，孔子的經濟思想對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都主張“富國”，但同時普遍主張對經濟不要過多幹預。到了漢初，國家從長期戰亂中走出來，急需休養生息，相當一部分人更加認同對經濟不能過多幹預，這就是司馬遷提出“善因論”的背景。 “鹽鐵會議”：一次重要的關於要不要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宏觀經濟調控的辯論會議 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兩種看法在中國古代一直交織並行，它們在不同的時期分別佔上風，有時候這兩種觀點也會發生碰撞，產生激烈的交鋒。 漢初，政府施行“行仁義、無為而治”的政策，對包括工商業在內的經濟活動很少干預，使商品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帝繼位後，出於強化中央集權、建立大一統王朝的需要，內政、外交連續推出了多項重大舉措，尤其是連年對外征伐，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為解決政府財政不足的問題，漢武帝調整了管理經濟的思路，接連推出了多項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措施，先是宣佈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繼而壟斷冶鐵經營，又任用桑弘羊先後推行了算緡、告緡、均輸、平準、酒榷以及貨幣改革等一系列經濟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漢武帝的經濟改革也帶來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現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且使財富更加集中，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漢武帝駕崩後霍光輔政，朝廷裡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以桑弘羊為代表，堅持國家繼續幹預經濟的政策，主張通過強化對經濟的控制進一步增強國力；另一種以霍光為代表，主張對經濟不要管得太嚴，休養生息，關心民情，免除田租。兩種觀點勢均力敵，都無法說服對方，於是朝廷舉辦了一場辯論會。 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2月，這場辯論會在京城長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三方人員：一是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政府官員，是干預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謂“賢良方正”，多達60人，是干預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辯論會的主持人。這場辯論會不僅參加的人數眾多，而且會議開的時間也很長，一直到這一年的7月才結束，歷時5個月。會議討論得也十分激烈，作為這場辯論會的主角，桑弘羊一共發言114次，對他所主張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辯解。 這場歷史上著名的辯論會被稱為“鹽鐵會議”，會議的記錄經整理後多達10卷、60篇，這就是著名的《鹽鐵論》。這場辯論會雖然議題廣泛，但其實質就是要不要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宏觀經濟調控。霍光雖然沒有參加辯論，但他的主張最後佔了上風，會議辯論的結果，認為應當堅持漢武帝晚年輪臺罪己詔中制定的政策，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重新進行調整，推行與民休息，把公田交給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這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對於恢復經濟、緩和內外部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
古代歷次改革都試圖以國家手段的介入使問題叢生的經濟擺脫困境 但總的來說，在中國古代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在大部分時候佔據著上風。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戰亂等社會重大變革發生時，往往需要在經濟政策上進行重大調整，即使一些相對太平的年代，由於承平日久，舊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多，矛盾累積越來越嚴重，也需要經濟政策有所變化。 歷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幾乎都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改革的主題要麼是加強經濟干預，要麼是減少干預。 宋朝立國後也重視農業發展，宋太祖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養生息，不許瞎折騰，經濟也很快得到恢復。但隨之而來出現了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國家財政收入的水平雖然已經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難，在這種背景下王安石主導變法，目的也是想通過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增加財政收入，擺脫經濟困局。再以後，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清朝的“一條鞭法”等，這些著名的改革儘管處在不同的時代，但其推出的背景也大都相似，每一次改革都是一輪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都試圖以國家手段的介入使問題叢生的經濟擺脫困境。 只著眼於國家的財政和稅收，只想“富國”，而沒有解決經濟發展中深層次問題的智慧和勇氣，改革是難以成功的 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願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卻不盡相同。有的調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時，措施也很貼近實際，最高統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堅決，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調控措施力度雖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卻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場，有的調控措施甚至被徹底推翻。
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強有力的宏觀經濟調控，一開始聲勢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連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調控措施，改革的“頂層設計”不僅完備而且充滿了超前意識，但這些政策措施推出後立即引來了激烈爭論和反對，改革一直在爭議中進行，最後不得不半途而廢。 反思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最高決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堅決，有人認為是既得利益者勢力太強大，有人認為是改革者沒有做好宣傳發動，沒有爭取到百姓的廣泛支持。其實換一種角度看，問題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這場為改變積貧積弱面貌而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一開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國”“強兵”這兩點上，調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財政、稅收這些領域。
中國古代大部分失敗的和虎頭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這個問題，問題嚴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況好點兒，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於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調控的循環與怪圈。原因是這些宏觀經濟調控往往一開始就只著眼於國家的財政和稅收，只想“富國”，而沒有解決經濟發展中深層次問題的智慧和勇氣
玉潤萬古
首先我們瞭解一下古代的職業和行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三教：儒、道、佛三大教派。
九流：
“上九流”：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
“中九流”：舉子、醫生、相命、丹青（賣畫人）、書生、琴棋、僧、道、 尼。
“下九流”：師爺、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時妖（巫婆及拐騙）、盜、竊、娼。
五行：車行、船行、店鋪行、腳行、衙役行。
八作：金匠、銀匠、銅匠、鐵匠、錫匠、木匠、瓦匠、石匠。
這些行當主要分為四種:士、農、工、商。
士，入仕就是當官，這也是古代所有職業中最有身份、地位最高的職業，中國幾千年來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賣於帝王家，最是光宗耀祖。即便沒有高中，不能當官也可以當個師爺幕僚管家之內的，或者一般做私塾先生，教育學生，靠收學費度日。
農，很好理解，就是種地。中國古代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種地是國之根本。所以古代最多的也農民，但農民一般沒有地，土地大多在地主階級手中，所以只能租地主家的地種，就是所謂的佃戶，有了收成之後先向國家交稅，再給地主交租，再交換一些生活用品，一年下來基本所剩無幾。農閒時可以幫人打雜，盛世的時候能基本填飽肚子，如果碰上天災人禍，就只得逃難。
工，是指做工的，既以手工為生的人。常有的有木匠，泥匠等，主要是評憑手藝吃飯，只要手藝不差能吃苦都能混到一口飯吃。但工人在古代地位不高，被認為是不會種地，只能靠別人賞飯吃。
商，就是商人，做買賣的人。在古代很被人看不起，一說起商人好像都是無奸不商，可能是因為商人逐利與傳統思想背道而馳所以備受壓制。但商人無疑都是極聰明的人，有錢能使鬼推磨，錦衣夜行，實際日子過得很滋潤。
其實古代的這些行當基本上今天我們都有，古代和我們現代賺錢方式沒什麼區別！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頭腦的靠頭腦，有技術的靠技術，有力氣的靠身體，有老爹的靠老爹！
藍領笑笑生活
獲得正常收入來源的大致種類和現代基本一致，可分為普通勞動人民、公務員和商人。
普通勞動人民（給別人打工）
秦朝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在工作掙錢。這個時期的工作基本圍繞的是衣、食方面，普通人大多通過體力勞動來獲得一定報酬。
千萬別以為在皇宮中打工的就是“公務員”了。宮廷裡的宮女、太監多數是普通人家，為了拿到更高的工資，又更有面子，在皇宮裡工作罷了。更多數的普通人只能成為大戶人家的丫鬟、傭人，以換取一些報酬養家餬口。
古時候社會動盪，戰爭頻繁，而且給別人當“服務生”冒著隨時被開除的風險，所以當時的人民很容易失業，久而久之，只能離開城市，回到農村繼續幹農活。
但是，在家裡幹農活一樣有風險，洪災、乾旱等天災人禍都可能導致農田顆粒無收。
公務員（給朝廷打工）
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個入仕的選拔性考試。假如成功中舉，擁有一官半職成為“公務員”，就意味著從絕大多數普通人中脫穎而出，人生即將飛黃騰達。
所以，科舉考試可以說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競爭壓力可想而知。
因此，如果能夠成為進入朝廷當一名擁有一官半職的公務員，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也將會是擁有金錢、權利的幸運者。
在古代，官員的俸祿是和秩級聯繫在一起的。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各級官員按照不同的石規定俸祿標準，俸祿是以斛（量器名，十鬥為一斛）計算的。每月領取時，又摺合成錢。
唐代官員的俸錢中不但有生活費，還包括辦公費，總的趨勢是數額不斷增加，而且地方官的俸錢比京官的要高。
宋代官員的俸祿更是豐厚，除了每月的俸錢外，還有絹綾羅綿以及職錢、公用錢、差費和僕人費用等。每個官員還可以按規定配有僕人，最低的官員配給一名僕人，而宰相可配給100人，費用都由國家提供。
從元朝開始，官員的俸祿降低。至清朝，雍正皇帝實行了一項新措施：不動用國家財政，把地方州縣私自徵收的“火耗”銀提解到省裡，進行規範化管理，再從中取出一部分回撥給地方官，作為他們的生活和辦公補助費，這就是著名的“提火耗、設養廉”。
商人（自己給自己打工）
春秋以前的商業只是初具雛形，基本方式是物物交換。一些有經濟頭腦的人懂得利用不同地方的貨物差價進行買賣，形成了較早的商業思維。
到了春秋時代，由於井田制的廢除，一部分手工業者和商人便從領主控制下解放出來，當上了獨立的個體工商業者。他們設肆、市從事生產經營。
一些頭腦靈活的商人由於積累了大量財富，不僅獲得了獨立的身份人格，而且還堂而皇之的同宗法貴族做起了土地買賣。
至此，商人階層作為一獨立的社會階層，終於得以形成。
古代的工資怎麼發放？
現在流行的年薪制，通常是針對高薪人士而言。例如 “年入百萬的企業老闆”，“年薪40萬起步的應屆生”。
其實，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裡，從做官的到打工的，實行的都是“年薪制”，並且分三六九等。民間多把年薪叫做“工錢”，而官方則稱作“年俸”。
古代的年薪需要按年結算，到年底才發這一年全部的勞動報酬。年薪發的多是粟、谷這類糧食。雖然也有發金、發銀的現象，但很少見。那時拿工資叫“吃皇糧”，“皇糧”一詞的產生便起源於工資發糧食的緣故。
東漢時期，對工資發放的方式進行了變通：一半發貨幣工資，一半發實物工資 ，即所“半谷半錢 ”。這筆錢，叫“月錢”，按月發放。
到了唐代，在中國的工資改革中才出現全部用貨幣來發工資的形式。但大多數的單位和部門仍習慣發實物工資，當時的說法叫“職田年米”。
一直到明代中期，貨幣才成為發放工資的首選，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當時有的單位發金子，但絕大多數是用銀子來支付，稱為“月費”，後來改稱“柴薪銀”。現代的“薪金”、“薪水”等名詞，都是由此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