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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今天，如何守住中華文化根基，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顯得尤為重要。本組筆談就中西傳統經濟思想與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關聯中的幾個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以期引發讀者和學界就中西傳統經濟思想特點對中西方發展道路不同影響作進一步的深入思考。
經濟思想、道路自信與歷史演化(筆談)
摘要：馬濤、施華提出封閉性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特點，也就決定了混合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和以儒家倫理為主幹的歷史文化根基。鍾祥財提出隨著封建國家的建立，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方法論中既有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也有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實現經濟思想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科學兼容，是中華文明真正步入現代潮流的關鍵所在。宋丙濤、張庭從兩希合流與殷周之變探討了東西方文明分流的歷史基因，認為東西方文明演化路徑差異可以從公共經濟體制構建成敗的差異上得到說明，批判了西方中心論者的錯誤觀念，探討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化轉型。周建波提出由於地理環境、土質結構的差異形成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風格和發展道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點是由於超血緣農村公社瓦解較早而形成了重視血緣、重視國家的文化傳統，同時通過中古時期佛教的傳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論證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文化基因。
關鍵詞：經濟思想；道路自信；歷史演化；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3期。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與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根基
作者：馬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施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目錄】——
一、獨特的地理環境
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特點
三、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根基
中西方先民的經濟活動無疑都以一定的地理環境為依託，地理環境不同就必然要影響到生產方式的選擇，生產方式的差異又會影響到經濟形態的不同，不同的地理環境影響下的經濟形態又必然會影響其經濟觀念。反過來也一樣，中西方經濟觀念的不同又必然會影響中西方歷史發展道路的不同。
一、獨特的地理環境
與古希臘羅馬三面臨海的地中海地理環境不同，華夏文明誕生的這塊黃土地，從地理位置上看，它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最為鮮明的特點是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亞荒原，氣候嚴寒，人煙稀少，這一地區的古代民族活動的範圍常以貝加爾湖和外興安嶺一線為限，很少與中原人往來；西邊是阿爾泰山、喀剌崑崙山以及沙漠戈壁，人跡罕至；西北為帕米爾高原，山路崎嶇，漢代在這裡雖然形成了絲綢之路，但在先秦時期這裡是一個巨大而高寒乾旱的地區，很難逾越；西南的喜馬拉雅山則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成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交往的地理障礙；東面自黑龍江東岸沿海直至東南沿海都是浩瀚的大海，海岸線長達2萬多公里。這一獨特的地理環境在交通不發達的先秦時代形成了華夏文明與其他文明天然的屏障。
在這一封閉的地理環境裡，黃河流域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搖籃，先秦文明就主要起源於這一領域。“黃河”之稱始見於西漢初年，在先秦時代黃河被稱為“河水”。黃河流域大約有七八十萬平方公里，地理環境屬黃土高原和沖積平原，古代這裡是林茂草肥的自然生態環境。養育黃河文明的是由西北方沙漠和戈壁地區吹來的粉沙黃土覆蓋了從黃土高原向東到大海的整個地面。黃土質地疏鬆，具有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十分有利於原始農業的耕作。獨特的地理環境下形成的中華文明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不同於古希臘羅馬重視商業貿易、追求向外擴張的海洋文明，而是推崇“上善若水”、追求文化的同化和融合。
在這一半封閉的溫帶大陸型地理環境中，治理黃河工程建設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維持這一中央集權政府的社會基礎是建立在小農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它十分強調社會等級的秩序，強調社會“禮制”的規範，強調對中央威權的維護。中華文明誕生最早的國家形態夏、商、周就是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大一統國家體制的優點是有利於克服小農經濟的分散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創造較高的生產力水平。與西方中世紀的落後相比，唐宋文明的興盛和經濟的發達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特點
黃土地與地中海不同地理條件下產生的東西方文明，自然會在經濟思想研究的內容和政策觀念上有諸多不同特點。具體而言，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大一統國家政權和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產物，經濟思想明顯具有國家本位、看重增加政府的財政賦稅，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並帶有濃厚的倫理屬性的特點。有別於此，西方強調家庭莊園本位、看重增加微觀個體的財富和價值、強調市場的價格調節，帶有濃厚的宗教神學屬性。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所以具有明顯的國家本位的特點，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十分強調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和制定經濟政策的立足點是要以國家的利益為核心。漢語的“經濟”一詞古代的含義就是經邦濟世，即如何去更好地治國平天下，討論的多是治理國家需要解決的經濟政策問題。中國傳統經濟討論最多的土地、貨幣和財政這三大問題，體現的都是國家本位的特點。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十分豐富，並總是圍繞著如何抑制土地兼併進行，核心內容無非是行井田、限田、佔田等均分土地。這是因為土地兼併造就了與國家利益相悖的大土地所有者，土地財富向豪強集中會誘發社會的矛盾，從而危及國家政權的穩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對貨幣起源、職能等的討論也很多，目的也是為了“操谷幣金衡，以定天下”（《管子·山至數》），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歷史上各個王朝關於貨幣發行權、貨幣價值輕重等的討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國古代貨幣的濫發（尤其是宋代以後紙幣的濫發）都是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財政問題自先秦起就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史討論的重點。中國經濟思想自先秦以來，國家財政一直是國家最迫切也是最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研究國家的財政經濟問題就是為了富國強兵，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政府制定各項經濟政策也都必須站在國家的立場，把增加財政收入作為核心，這也導致了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有關財政政策的內容相對西方要豐富很多。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之所以討論“富國”為主流，都是與維護國家集權的政治統治分不開。這也就決定了在中國古代賦稅問題一直是思想家們最普遍關心和重視的社會經濟問題，賦稅政策也就十分豐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管仲學派的“輕重”理論，無一不是立足於增加財政、鞏固政權的富國目標。貨幣理論上，雖然單旗提出了貨幣流通量應當同商品流通量相適應的思想，但歷代討論貨幣問題的人都是把貨幣問題當作財政問題來討論的，尤其是財政性發行的貨幣，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的政治意圖十分明顯。這就有別於西方傳統經濟思想中強調微觀個體的慾望、追求財富的效用和價值的增值以及“公平價格”分析的經濟思想。
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雖說也有以司馬遷《貨殖列傳》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但以管仲學派為代表的“輕重論”一直居於主流的支配地位。“輕重論”主張國家需要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主張富國第一，主張國家直接經營工商業，主張控制物資、控制市場、調控供求、平抑物價。管仲學派提出的輕重論由輕重之勢、輕重之學和輕重之術三個部分組成。輕重之勢討論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和目的，輕重之學討論的是干預的原理，核心是價格理論。輕重之術是依據“輕重之學”制定的一系列國家調控干預經濟的具體政策措施，如運用行政手段調控市場，如對重要自然資源壟斷、禁榷專營。國家通過“輕重之術”，既增加了財政收入，也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目標。輕重論在中國傳統經濟政策思想中佔據著主導地位，自然也成了歷代理財家利用的理論武器。輕重論者主張富國第一，強調政府對經濟活動加強幹預，實行官營禁榷，都突出了國家財政的意義。漢代的桑弘羊是運用輕重論調控經濟的一個典範，歷代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繼承了輕重論的理論和政策，實現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經濟治理目標。
中國傳統經濟政策思想強調“以義生利”、德本財末、道德優先的價值取向，對經濟政策的評價多是從以“義”為先的倫理價值的評價出發，而不是像西方那樣從人的慾望或需求出發。它強調在經濟政策上要把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作為最高原則，強調“以義統利”，要求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要置於從屬倫理的地位。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形成了“貴義賤利”經濟價值觀念。“貴義賤利”強調人們對私利的追求要合乎社會倫理的規範，不是否定人們對利的追求。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陰陽平衡”的整體思維，這影響到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就表現在分析具體的經濟問題時，不僅著眼於經濟規律的探討，也關注相關的社會政治、道理倫理等方面的影響。如，主張安插流民、募民屯耕、體恤民眾生計、愛民如子等，目的是為了穩定社會的政治秩序；主張抑末、禁奢侈品生產和消費，則是要維護社會純樸的風氣，擔心世風不正會破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強調“重本抑末”“黜奢尚樸”，也有維持社會風氣純樸的考慮。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家在觀察、處理和分析各種經濟問題時總是表現出濃厚的以政治和倫理的標準來評判經濟的取捨傾向。這種重視“修齊治平”的倫理屬性的特點自然與中國古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種經濟模式中，以家庭、家族為生產單位的血緣親屬關係，人與人之間更多的不是利益關係，而是人倫關係，調節這種經濟實體等級關係的倫理道德規範和綱常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經濟政策主張也不得不接受這一經濟形態的制約。結合中國經濟政策思想的歷史發展而言，從遠古到近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經濟改革中都有一條主線貫穿在各種政策措施之中，那就是追求平衡和諧，強調在一箇中心的兩端，有相互平衡與制約的兩個點，政策的實施應追求這種平衡。歷代政府在決定政策方針等方面，都強調利用相反相成的機制和措施，根據執兩用中的原理取其調控與制約的均衡，故能轉向而不脫軌，轉體而不變性，守住中國歷史的文化根基。
三、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根基
政治上的中央集權體制、經濟上的多種所有制混合結構、意識形態上的儒家倫理，這三者構成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根基。
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地方郡縣制、官員代理制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明顯特徵。中央集權政府的存在客觀上有利於推行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管子·牧民》篇就討論了國家治理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對政府的經濟責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擔這一責任有著許多的論述，漢代的重要歷史文獻《鹽鐵論》就是這一論述的代表作。這與西方尤其是近代以來政治與經濟分離的發展道路明顯不同。在近現代東亞經濟的崛起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受中華文化的影響，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它們在20世紀60—70年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東亞模式”留給我們很多的啟示。中國傳統經濟政策思想中的“輕重論”在漢代桑弘羊之後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歷代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繼承了“輕重論”的理論和政策，這也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發掘的理論遺產。
大一統國家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為解決國家的財政收入就必須發展國營工商業。商周時期國營工商業就已經起源，春秋戰國時期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工商食官”的國營經濟為國家增加了大量的財政收入。從秦漢開始，國家已建立了完整的國營工業管理體系，代表了國家的先進技術水平，滿足了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自身消費的需要。禁榷是國家壟斷某種商品的產銷，它始於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推行的壟斷鹽鐵的生產和銷售的“管山海”政策。西漢武帝時禁榷制度進一步完善，併為歷代政府所沿襲，禁榷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均輸平準也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由國家調劑運輸、平衡物價，既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又可以保證中央物資的供應。歷史上桑弘羊的改革、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變法，本質上都是運用中央集權的行政力量干預或調控商品流通，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漢武帝還把貨幣的發行權壟斷在中央政府手中，以增加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自南宋國家正式發行會子以來直到19世紀中葉，所有主張發行紙幣的貨幣思想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把紙幣的發行看作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貨幣政策思想中，滿足國家財政的需要總是被置於首要考慮的地位。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所有制結構明顯呈現出混合所有制的特徵。在經濟結構的治理上既重視國有企業以及國家對土地和金融的控制，通過擴大社會經濟中的國營企業增加收入來充裕國家財政，也給民間經濟的發展留出充分的空間。如，在工商業經濟中就呈現出三層資本結構共存：頂層是國家資本，底層是自由民間資本，中層是國家和民間的互動合作。這一資本結構中凡是關係到國民經濟支柱的領域一定是國家佔據主導地位，但又給民間自由資本留出大量的經濟空間，國營資本與民間資本有合作也有競爭。同時對國有資本的經營範圍又有明確的限定，如，漢代的《鹽鐵論》中就對國有企業可經營的範圍進行了明確的界定。通過這種混合資本結構的設計，就可以維持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這種混合資本結構也就決定了在中國市場一定要服從國家治理規則的規制，從而有別於西方完全自由或資本佔據主導的市場。這一點對今天也具有很好的啟示。從中國歷史的經驗看，如何實現國有資本、民間資本以及國家和民間混合互動資本的平衡一直充滿著挑戰，也是今天需要認真解決的重大理論課題。
儒學強調行“仁政”，實現“富民”目標是國家的責任。現代以來，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就深受儒學這一價值觀的影響，在發展本國經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自漢代以來儒家學說上升成為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強調富民與富國的統一，強調經濟活動與政治秩序和倫理規範的統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具體言之，政策思想主體在指導社會經濟活動、規範社會經濟行為時，力圖使追求實際物質利益的經濟行為同時也能成為一種合乎社會倫理的道義，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國傳統經濟政策和制度設計都體現有這一特點。儒家倫理還構成了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的基本內涵。中國傳統商人受儒家倫理的影響，在商業經營上推崇誠信、追求勤奮敬業和修身正己、同舟共濟，就是在實踐儒家倫理，並形成了儒商的經營理念。儒商在商業運作上講究貨真價實、以誠待人、天道不欺。韋伯認為新教倫理中的“天職”觀念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產生和發展的精神動力，在古代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的“成德”觀念也發揮著類似於新教“天職”觀念的歷史作用，助推著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在今天，也需要大力提倡弘揚歷史上的儒商精神，使之成為現代企業家的一種精神人格和工作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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