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稍有了解就能明白：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我对这一点进行以下补充：当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也就是远离第一个敌人的时候，离第二个敌人也就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时强时弱地左右摇摆。因为痛苦和无聊之间存在着双重对立的关系。第一重对立是外在的客体方面的，另一重则存在于内在的主体方面。外在的客体方面是对立的，艰苦和贫乏的生活导致了痛苦，而安逸富足的生活则会导致无聊。所以，地位较低的劳动阶层永远都在与贫乏，也就是痛苦做斗争，而上流社会的富人则绝望地挣扎在无聊中。痛苦与无聊之间在内在的主体方面的对立则在于：一个人感受痛苦的能力与感受无聊的能力之间成反比，这取决于他的精神能力的大小。亦即一个精神迟钝的人，往往感觉迟钝、较难兴奋，所以精神迟钝的人所感受到的各种强度的痛苦也就较少。然而，精神迟钝导致内在的空虚，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此外，人们内在的空虚还表现在，他们对外在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表现出持续的、强烈的关注。无聊真正的来源就是内在的空虚，它促使人永远不停地向外部寻求刺激，努力用某些事物来激活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他们的做法可谓饥不择食，从他们对单调、贫乏的消遣和社交趋之若鹜的事实就能证明这一点，何况还有许多人在门口和窗口向外张望。内在的空虚导致他们沉迷于花样百出的社交娱乐和奢侈的消费；而这些东西会使人骄奢淫逸，最终坠入痛苦的深渊。丰富的内在，也就是丰富的精神思想，是让我们避免这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越大，给无聊留下的空间就越小。精神思想丰富的人的头脑中各种各样思想在活动、更新；它们在体验和探索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各种事物；还能够将各种思想进行组合整理——除了偶尔的精神松懈状态以外，这些都能够使杰出的头脑远离无聊。而卓越智力的前提条件是敏锐的感觉，而其基础是强烈的意愿，也就是强烈的冲动。这些素质结合起来就使情感变得十分强烈，极大地提高了对精神和肉体方面痛苦的敏感程度。任何不愉快的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骚扰，都会导致强烈的烦恼情绪。所有这些素质都使头脑中对各种事物的表象变强了，包括使人不快的事物。在头脑卓越的想象力的作用之下，这些表象都变得活跃生动。我此处的观点适用于拥有不同精神思想能力的人，不论是最愚笨的人还是最杰出的思想天才。由此可以得出，不论是在客体方面还是在主体方面，一个人越靠近人生痛苦的某一端，那么他同时便越远离另一端。因此，每个人本能地会使自己尽量调解客体来适应主体，从而尽可能远离会更加敏感的痛苦那一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会首先努力摆脱痛苦和烦恼，从而达到一个宁静、安逸的状态，也就是获得一种简单、安宁，不受骚扰的生活。所以，只要对所谓的人有一定了解，他就会过起隐居的生活；如果他拥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甚至有可能会独居。这是因为，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东西越多，那么他对外部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他人对于他的意义也就越小。因此，一个拥有杰出的精神思想的人往往不喜欢与他人交往。确实，如果社交的质量能由社交的数量来代替的话，过一种你来我往的热闹生活也还算值得。但很遗憾，哪怕一百个愚笨的人在一起聚会，也无法产生一个智慧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位于痛苦的另外一端，一旦匮乏和需求稍稍放松了对他的要求，让他得以歇一口气，那么他就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消遣和社交，随意地对待所有麻烦。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逃避自身，此外没有别的目的。因为当一个人独处时，他只能求诸自身，他自身所具有的东西就会完全地暴露出来。所以，对一个愚笨的人来说，他的可怜的自身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而他只能背负着它唉声叹气。而一个具有卓越的精神思想的人，却可以凭借自己的思想使周围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生机勃勃。所以，塞尼加塞尼加（约前4—65）：古罗马哲学家、雄辩家。所言非虚：“愚笨的人被厌倦所折磨。”而耶稣也说过：“愚蠢之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由此可知，大体上来讲，一个人对社交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和思想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在独处与庸俗之间择其一，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人的大脑意识是寄生于人身体中的寄生物，人辛辛苦苦打拼来的闲暇时光，就是为了用来自由自在地享受意识和个性带来的乐趣。因此，闲暇是人生的精华，此外人生就只剩下了辛苦劳作。然而，大多数人在闲暇时都获得了什么呢？除了声色享受和嬉笑打闹，就是浑浑噩噩和庸俗无聊。人们对闲暇的消磨就表明闲暇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就像阿里奥斯托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著有史诗《疯狂的罗兰》。所说的那样，他们的闲暇只是“无知者的无聊”。平庸之人只考虑如何打发时间，而稍有天赋的人则在计划如何利用时间。思想浅薄的人很容易感到无聊，原因在于他们的智力只是服务于意欲的工具而已。如果缺少诱发意欲的动因，意欲就会暂停，那么智力也就休假了——因为智力不同于意欲，不能自主激活。这样一来，人的身体具有的所有力量都停滞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就产生了无聊。为了消灭这种无聊，人们就寻找一些无聊，人们就寻找一些琐碎、细微、短暂的动因来对意欲进行刺激，从而使智力活动起来——因为理解和把握动因本来就是智力的工作。然而上述动因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动因，就像纸币之于银圆一样，前者所拥有的只是随意的价值；属于这一类动因的有游戏、纸牌等。这些游戏就是为了上述目的而发明的。这些游戏一旦缺席，那些思想贫乏的人就会随手拿来一样东西敲击来消磨时间。对于这类人来说，能够代替思考的雪茄也大受欢迎。所以，在世界各地的社交聚会中，纸牌都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既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思想值得交换，那么就交换纸牌，还想要赢取彼此的钱财。这些人多么可怜啊！但是公正地来说，我们也可以为纸牌游戏进行这样的辩护：可以将纸牌游戏看作对日后世俗生活的预演，通过纸牌游戏可以学到如何运用偶然的、无法改变的既定形式（也就是牌局），来尽可能获得我们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保持沉着冷静，哪怕牌桌上的局势再不尽人意，也还是能够面露笑容。但是，正因为如此，玩纸牌也有可能伤风败俗。这一游戏的特征就是人们运用各种阴谋和技巧来赢取他人的钱财。在游戏中所获得的体验和习惯，会延续到实际生活中，并且生根发芽。这样一来，人们便会按照同样的习惯来处理与其他人之间的事务，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动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优势。日常生活中随处都能看到相关的例子。如前所述，闲暇时人生命中的花朵，或者更贴切地说是果实。只有在闲暇中人才对自身有所把握和支配，而只有自身具有价值的人才是幸福的。然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闲暇只会让人变成一个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的无用之人，他的自身则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值得庆幸的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女工的后代，我们是自由的人。”出自圣经《加拉太人书》。
更进一步来说，就像不需要进口或者进口量很少的国家是最幸运的国家一样，一个内在丰富不需要从外部获取乐趣的人则是最幸运的人。这是因为，进口物品需要花费许多国家财产，还需要依赖他人，而且还伴有危险和麻烦。最终，进口的物品只不过是本土产品的劣质代替品罢了，因为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对他人、自身之外有太多所求。一个人对其他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孑然一身的，那么这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便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歌德的评价（《诗与真》）用在这里非常合适：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最终每个人都只能求诸于己。或者，像奥立弗·高尔斯密奥立弗·高尔斯密（1728—1774）：英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的诗句所说：
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地方，
都只能在自身寻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