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掘證明，中國陶瓷外銷至遲始於唐代，當時是作為特產隨絲綢輸往國外的。在今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約旦、敘利亞、蘇丹、埃及、坦桑尼亞等國都出土了中國唐、五代時期的陶瓷標本，品種有唐三彩、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瓷器、廣東梅州市梅縣區窯瓷器等。長沙窯就是以生產外銷瓷為主的瓷窯
隨著航海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進一步加強，中國陶瓷的外銷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特別是清康熙青花歐洲加彩仕女圖瓶
在廣州、明州（今寧波）、杭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後，大批外銷瓷從這些港口啟運，沿著唐、五代時期開闢的航道，源源不斷地運往亞洲、非洲各國，其中尤以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發現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數量也很可觀。宋、元時期的外銷瓷以龍泉窯系青瓷為主，其次是景德鎮窯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鎮窯的青花瓷也大量用於外銷，另有磁州窯系、耀州窯系、建窯系瓷器及福建、廣東沿海專燒外銷瓷的瓷窯產品。
明、清時期
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瓷器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永樂、宣德時期，鄭和七下西洋，進一步促進了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外銷瓷不但大量輸出到亞洲、非洲各國，而且自明代晚期開始傾銷歐洲諸國。明中葉以後，有不少外國商人到中國收購、訂製中國瓷器，而且數量都非常巨大，據不完全統計，運到荷蘭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達366000件。清代鴉片戰爭以前，外銷瓷的主要市場有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和歐洲，特別是歐洲市場。18世紀前期，歐洲的英、法、荷蘭、丹麥、瑞典等國被允許在廣州設置貿易機構，使中國瓷器在歐洲的銷售量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載，每年僅巴達維亞一地遠往歐洲的瓷器就達300萬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國家及中國商人直接運往歐洲的瓷器，其數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時期的外銷瓷主要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許多瓷器的裝飾圖案是依照外商從歐洲帶來的樣品由中國畫工精心摹繪的，題材大致包括紋章（又稱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碼頭風景、動物花卉、魚草、博古等紋飾。在廣州生產的“廣彩”瓷即屬於這一類。
制霸海洋的荷蘭人
19世紀20年代以後
由於日本和歐洲瓷業的發展，特別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而造成社會動亂，中國瓷業生產每況愈下，瓷器的外銷也就衰落了。中國古代陶瓷對外貿易的海上運輸路線，被當代考古學家稱為“陶瓷之路”。中國陶瓷運往世界各地後，深受當地人民的喜愛，自唐代以來，各國陶瓷工匠競相仿製，並生產出各具民族風格的陶瓷製品，從而推動了世界陶瓷事業的蓬勃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中東販賣中國瓷器的商人
中國陶瓷質量精良，在東南亞個別地區，還和當地的社會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發生了奇特的聯繫，韓槐準指出：“在婆羅洲一地各種民族，其習俗極重視中國之陶甕及瓷甕；其家中之財富，皆視其所藏之陶甕瓷甕之多少以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應用於埋葬，以為妝奩，倘被土人鑑賞家認某一陶瓷甕屬古代遺留之物，以為神聖目之”。可見在婆羅洲的社會生活中，中國陶瓷甕極受重視，佔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婆羅洲一地所發現的有關中國古代陶瓷甕的資料，正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首先，在羅婆羅洲，普遍視中國陶瓷甕為極其珍貴的稀有財產。霍斯在《自然人》一書中說：“關於婆羅洲各民族之私產，大概與加映人（Kayans）相類，但伊班人（Iban）所有之習慣，多欲以高價蒐購中國窯器之瓶（Vases亦可稱為甕），普遍約三英尺高，亦素棕色，飾以神話式動物之浮雕者，然其能使價值加高，其邊要有能穿之耳。而色彩深綠之古式甕，此種甕均為中國製造，……有甚多此族人之屋宇，均可發現……中國有價值之花瓶（或甕）。”他們既視中國陶瓷甕為財產，因而甕也就當作一項嫁妝。溫魯大《英屬北婆羅洲》曾說：“在柏巴（Papar）之風俗，其女嫁時所得之妝奩。必與其母前嫁所得妝奩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為……甕五個……其女嫁時亦當如此數。”同時，中國古陶瓷甕也被作為可以充分保證債權的借款的抵押品，韓槐準說：“……此種土人家藏之甕，非易於購得，倘欲羅致，惟有一途。緣為婆羅洲一地，其經營商店者多屬華僑，……倘土人財用缺乏時，每攜家中所藏之古甕為抵押品與華僑商店借款，便利議明月息幾何，限期若干年月，當依期持款來贖，如過期，債主可自行賣出。蒐藏家僅可與華僑商店購得出種過期貨而已。……據居住在婆羅洲各地華僑所述，土人以甕與華僑商店抵押借款一事，在婆羅洲其他各地，莫不皆然。”
其次，在婆羅洲民族中還盛行著甕葬。《東西洋考》文郎馬神條說：“文郎馬神（婆羅洲東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葉為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瓷器，又好市華人瓷器，畫龍其外，人死葬甕中以藏。”
這種風俗，不僅古代已有，即至現代，也還留存。當地土著，除了貧民以碩茂樹身為棺外，"多半杜生人（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utrs），皆用各種價目不同大瓶（即甕，下同），葬殮其屍。……通常殮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屍。屍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後以鑼蓋之。封以樹膠，藏之宅中七日，同時舉行葬禮，鑼鼓之聲，喧聒不斷……。但拖蘭的杜生人（Tuaran Dusuns）常從舊墓中取出已經葬過的甕，擲骨入江，然後再用，因此，一個古甕，常常葬四五代。而蘭敦（Rundum）及朋湘甘（Pensiangam）的穆律人，死者先殮木棺中，一年之後，再開棺移骨入甕而葬。
此外，婆羅洲的杜生族，尤其是在巴把（Papar）、布大中和（Putatan）和拖蘭（Tuelen）的杜生人中間，還熱心著甕的崇拜。在他們看來，每個受崇拜的聖甕，皆有其神話式之起源，這種聖甕，在該地區總數不超出三十個，價值極高，每個200磅－300磅。聖甕稱為“吳西”（Gusi），可分為兩種，一種叫做東樸大甕（Tompok）一種是夏加小甕（Huga haing-haiag）。東樸高約4尺，為青棕半透明之瓷器，由歐人觀之，實為華僑之製造品。據Owen Rutter：《北婆羅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說，他們在“聖甕節”崇拜聖甕的情形頗為熱鬧“聖甕節”當地叫做麗加侯（Menga-hou），所行的儀式稱為“摩伯”（Mobog）目的是驅逐村中全年的一種邪魔。
宋代及其以後，中國陶瓷在東南亞地區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屢見於記載。《諸蕃志》三嶼、蒲哩嚕條，《瀛涯勝覽》占城國條和爪哇國條，均有當地土著喜愛中國瓷器的記錄。中國陶瓷既已成為一項銷路極大的熱門貨品，
中國曆代銷往國外的瓷器。瓷器出口在中國古代輸出品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中，起著橋樑和鈕帶的作用。陶瓷貿易的主要線路：一是沿著著名的絲綢之路，從陸路銷往中亞細清乾隆粉彩西廂故事圖盤
亞。波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區。另一條從海路自廣州繞馬來半島，經印度洋達波斯灣，遠到地中海及非洲的埃及，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在過去的千餘年裡，中國陶瓷通過各種渠道輸往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澳洲的許多地區，對這些地區的物質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公元九世紀初的唐代，瓷器已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從考古資料看，從東亞的朝鮮、日本、到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中東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到非洲的埃及等國都發現大量晚唐、五代時期的瓷器。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後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泉州相繼設立市舶司。南宋趙汝適《諸番志》一書中列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三十個國家、地區或地點用瓷器進行貿易，最遠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地區。朱或《萍洲可談》記述當時陶瓷出口盛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可見陶瓷在當時對外貿易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銷，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在近32年的時間內，七次遠航，足跡遍及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今天的索馬里和肯尼亞一帶，大大促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當時中國的青花瓷和青瓷很受歡迎，外銷數量十分驚人。據T•沃爾克編著的《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書記載，公元1602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間，僅荷蘭人販運中國瓷器就達1600萬件以上。在這些外銷瓷中，不少是專為外銷而特製的產品，其造型和圖案紋飾有些是根據國外客戶的要求而設計的。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後，隨著歐洲瓷器的發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敗與社會動亂，尤其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瓷業趨於衰落，瓷器外銷亦銳減。
中國外銷東南亞陶瓷的一般情形及其對東南亞各國文化生活所作出的有益貢獻。中國古陶瓷外銷及製造陶瓷技術的外傳。為世界人類文化所作出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
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回溯了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之間傳統的文化交流和歷史友誼。這種友好交往的傳統關係，是受到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極大珍視並加以發揚光大，我們通過中國古陶瓷的輸出來回顧中國人民與東南亞各國人民之間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的歷史友誼
曾幾何時，絲綢被當作中國人最重要的商業名片，而在17世紀，中國的瓷器首次大規模進入歐洲市場之後，這種陶與火的藝術，就快速取代了絲綢，成為了時至今日，中國人最為出名的名片。對於瓷器在歐洲曾經留下的傳奇，可謂是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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