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在我的視野之中,對社會公開發言稱“我們需要更多的戰略思想家”的企業家只有一位,就是華為的任正非。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有一些企業家說“公司裡只能有一兩位高層談戰略,其他人只負責執行,誰談戰略就開除誰”,這種說法對嗎?也對。因為在不同的公司規模和組織形態下,對戰略的需求不同。

像華為這樣的公司,面對的是國際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在任何一個環節上有所差池,就會被對手擠壓乃至從市場中消失,因此,任正非關心“戰略思想家”,有其必然的道理。

因華為的業務屬於通訊領域,對於非通訊技術人員的我來說,理解其產品難度頗大,但是從關注任正非到現在為止,我對華為的印象卻是越來越清晰,而這位創始人身上所展現出來的戰略思想家的頭腦,令我敬佩。我們從頭說起。

創業之路

1944年,任正非生於貴州安順鎮寧一個小村莊裡,父母都是中學老師。作為老師的父母非常清楚知識的價值,從小就教育他“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即便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仍然提醒他好好讀書,就在這個階段,“主動學習”這個概念深入了任正非的內心。

1963年,任正非考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在大學時期,他的專業是建築學,大學畢業後,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找不到工作,加上父親囑咐他要不斷學習,他開始自學電子計算機、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專業技術,除此之外,還自學了3門外語。在40年前,任正非曾作為科研尖兵登上過報紙,可以想見,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名優秀的科研人員了。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科研尖兵任正非)


這樣的學習經歷,讓我再一次堅定了自己的觀點:真正的企業家,都是自學的高手,簡稱學霸。

大學畢業之後,任正非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軍隊-國企生涯【讀者可以將這20多年理解為任正非的戰略儲備期】,直到1987年,任正非集資2萬多,創辦了華為。那一年,任正非43歲。

43歲下海創業,53歲產品走向世界,63歲完成企業轉型,72歲為世界定行業標準。30年,他把一個作坊變成震驚世界的科技王國。

其實,瞭解華為的成績,我們不需要將其歷年報表拿出來閱讀,也不需要將其納稅的金額拿出來跟BAT對比。瞭解其成績,我們可以直接從任正非回答記者問的話語中體會。

他說:華為在全世界5G和微波做得最好,我從不擔憂。歐美國家有很多東西非買不可,我們不會計較他曾經計較過我們。我們是以市場經濟、以客戶為中心,當他要買的時候,我還是要賣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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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句話中,任正非用了一個詞彙“非買不可”,他的意思是,只有潛在客戶買我家的產品,才符合客戶自身的根本利益。實在霸氣十足。試問有多少企業家,對自家的產品可以自信到可以對客戶而言“非買不可”呢?

紅藍軍戰略機制

商場如戰場,以消費者是否選擇為勝負判定標準。所以,CEO最好能從戰爭理論中吸收營養,運用到自己的經營之中。

1985年,《商戰》一書出版,書中總結了4種戰略形式: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無論你的企業處於什麼階段,都能根據自身條件,在4種戰略形式中,選取一種適合自己的戰略形式,以此開始對自身生存之道的思考。

任正非說:“我們要走向開放,華為很快就是世界第一,總有一天我們會反攻進入美國的。”目前,華為已經是世界第一,其營業額早已經遠遠超過瑞典同行愛立信。那麼,在現階段,華為應該選擇的戰略形式是什麼呢?

答案是:戰略防禦。

《商戰》中給出了以防禦戰作為戰略形式的原則:

第一,只有市場領導者才能打防禦戰;

第二,最佳的防禦就是有勇氣攻擊自己;

第三,強大的進攻必須加以封鎖。

細細品味任正非的訪談和文章,華為在戰略這個維度,可謂之典範。其中極具借鑑意義的就是華為的紅藍軍戰略機制。

2013年,69歲的任正非在一次內部講話中,首次提及紅藍軍機制,將紅藍軍機制帶入公眾視野。從這樣的提法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已經在世界第一位置的華為,開始萌發了深深的危機感。

什麼是紅藍軍呢?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在軍事中,“藍軍”原指在軍事模擬對抗演習中專門扮演假想敵的部隊,通過模仿對手的作戰特徵與紅軍(代表正面部隊)進行針對性的訓練。華為的“紅藍軍”也與之類似。按照任正非的解釋,“藍軍要想盡辦法來否定紅軍”。

在紅藍軍機制這個角度上,任正非說了許多非常有啟發價值的話語。

他說:“要想升官,先到藍軍去,不把紅軍打敗就不要升司令。紅軍的司令如果沒有藍軍經歷,也不要再提拔了。你都不知道如何打敗華為,說明你已到天花板了。”

我們可以兩個方面理解這句話:

第一,一個好的將軍,應該知道如何打敗對手。如特勞特所言,戰略就是打敗對手;

第二,一個好的將軍,打敗對手,佔據第一位置之後,還應該知道如何打敗自己。如特勞特所言,戰略就是領導方向。

任正非說:

“我們在華為內部要創造一種保護機制,一定要讓藍軍有地位。藍軍可能胡說八道,有一些瘋子,敢想敢說敢幹,博弈之後要給他們一些寬容,你怎麼知道他們不能走出一條路來呢?……敵人防不勝防,一定要以攻為主。攻就要重視藍軍的作用,想盡辦法來否定紅軍,就算否不掉,藍軍也是動了腦筋的。”


最佳的防禦就是進攻自己,任正非的觀點我認同。

華為在內部推行紅藍軍機制成效如何,舉一個例子便可說明:

2008年,華為計劃將子公司華為終端出售給貝恩資本,藍軍發現了終端的重要性,並提出了雲計算結合終端的“雲管端”戰略,避免了華為“脫手”終端業務。如今,根據市場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第三季度數據,華為終端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手機廠商,僅次於蘋果和三星。

重視基礎研究

2019年年初,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客觀評價了華為的產品,從這些話中,展現了任正非對自己核心優勢強大的自信。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記者:我想接著問一下,華為對這次反全球化浪潮所做的最壞的預案是什麼?

任正非:外面的變化對我們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因為我們有信心,我們的產品做得比別人都好,讓別人不想買都不行。

我舉一個例子:全世界能做5G的廠家很少,華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廠家也不多,華為做到最先進。能夠把5G基站和最先進的微波技術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華為。將來我們5G基站和微波是融為一體的,基站不需要光纖就可以用微波超寬帶回傳。

有人說過去這隻適用於廣大農村,但5G是超寬帶,微波也是超寬帶,這也適合廣大西方國家。因為廣大西方國家遍地都是分散的別墅,是要看8K電視、高速的信息消費,那就需要買我們的設備。

當然,它可以不買,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貴的成本來建設另外的網絡。我們在技術上的突破,也為我們的市場創造了更多機會,帶來更多生存支點。所以,我們沒有像外界想像中的那麼擔憂。

華為代表了通訊領域最先進的技術,這是結果,但為什麼他能夠做到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其一個重要的戰略配稱環節之中:對基礎研究的高度重視。

1996年,哈佛商學院邁克爾·波特教授發表一篇論文,對戰略進行總結性陳述,提出他的觀點:戰略就是形成一套獨具的運營活動,去創建一個價值獨特的定位。也就是說,戰略是圍繞定位展開的。

那麼,華為在通訊領域的定位,需要什麼樣的戰略配稱,才能做到世界最強呢?任正非的在採訪中的話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我們每年研發投入150億到200億美金,投入強度在世界排名前五。我們已經獲得授權專利87805件,其中在美國的核心技術專利是11,152件。我們參加了360多種標準組織,貢獻了54,000多件提案,在通訊領域我們的能力是世界最強的。所以我相信,不選擇華為的國家和選擇了華為的國家在將來會有對比的,我們不能限制他們的選擇。”


任正非:戰略思想家的典範


他接著說:“今天大家看到華為有很多成功,其實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外國科學家,因為華為工資高於西方公司,所以很多科學家都在華為工作。我們至少有700名數學家、800多名物理學家、120多名化學家、六七千名基礎研究的專家、6萬多名各種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形成這種組合在前進。”


從戰略的角度,任正非用其行動為我們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配稱”。

任正非的精神世界

說任正非是戰略思想家的典範,我所給出理由是其精神世界的內涵和外延之廣大縱深。跟他處於同一維度的企業家,極少。

任正非的內核之一在於強烈的生存意識。

任正非說過一句話,“我們的最低綱領是活下去,最高綱領仍然是活下去”,這句話聽上去簡單,卻是一個合格的戰略家應該放在其思想體系最基層的觀念。

一切都應該圍繞根本目的展開,這“一切”包括企業所抱持的理論、思想、觀念、方法、技術、創新等等。離開根本目的談創新、談觀念、談理論等,都是片面的表現,它會讓經營走向混亂。

特勞特先生在《什麼是戰略》一書中,開篇就從根本上定義了“戰略”這個大多數人經常使用卻只有少數人能正確使用的概念。究竟什麼是戰略?戰略是生存之道。

任正非的內核之二在於開放的分享意識。

如果你有了一個正確的定位,那麼,最有可能破壞這個定位,將自己引入歧途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問特勞特先生,我想特勞特先生會回答:貪婪,或者華爾街。

而任正非顯然十分明白資本的本性。下面這段話,對於那些想成就偉大品牌的創業者們價值連城,任正非說:

“大家都看到,資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資本是比較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趕快拿走,就失去對理想的追求。正因為我們是一個私營企業,所以我們才會對理想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們從幾百人開始就對準一個“城牆口”衝鋒,幾千人、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對準同一個“城牆口”衝鋒。對著這個“城牆口”,我們每年研發經費的投入已經達到150-200億美元,未來5年總研發經費會超過1000億美元。資本公司是看好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我們看好的是未來的產業結構,因此我們的決策體系是不一樣的,我們很簡單的,為人類進入信息社會而奮鬥。”


對準一個“城牆口”,是“聚焦一個定位”;

幾千人、幾千萬人、十幾萬人對準,是“聚焦運營”;

看好未來的產業結構,而非漂亮的財務報表,是因為“未來的產業結構”代表了“戰略機會”,是“因果律”中的“因”,而“漂亮的財務報表”僅僅是“因果律”中的果;

華為很簡單的,為人類進入信息社會而奮鬥,這是企業的使命。

這一段精彩的話語,值得好好體味。

華為不上市,那麼公司的所有權是誰的?

或者說,華為所創造的利潤由誰來分享?

任正非說:

“公司所有權的歸屬是96768名持股員工,這些人要麼是華為在職員工,要麼是曾經在華為工作多年後的退休員工,沒有一個非華為員工持有一美分股票,沒有一個外部機構持有一美分股票,政府任何部門沒有一美分股票。公司專門有一個保存股權數據的庫房,歡迎記者們去參觀、抽查。”

任正非的內核之三在於其世界觀的縱深。

除年輕時期,對不同專業的學習之外,任正非的精神世界中還接納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其軍事思想,與此同時,他本人對哲學、科學、歷史等學科也有相對全面的涉獵。而這些養料的吸收,必然在他的頭腦之中,醞釀出一套“龍騰虎躍、車馬嘶鳴”的世界觀。一名戰略思想家,就這樣,在眾多因緣集合之下誕生了。

以上所談,當然只是關於華為、關於任正非的零星半點。張五常教授曾撰文說,“儘管我認識的世界級學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強,但算進事業的難度論高下,我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任正非先生。”

可以想見,華為所面對的世界,是何其複雜,但無論如何複雜,華為終於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深深希望,中國的企業家能從中借鑑,在自己的領域也走向世界第一。

因為,戰略就是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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