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貨幣產生後，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形式經歷了從實物貨幣、金屬貨幣到紙質貨幣（信用貨幣）的演變過程，充當貨幣的材料從最初的各種實物發展到統一的金屬，再發展到紙幣。
數字經濟時代下，電子貨幣的誕生使有關貨幣未來的全球討論甚囂塵上。時下，全球央行數字貨幣腳步越來越近。隨著中國央行數字貨幣試點啟動、歐洲央行推出首份數字歐元報告、國際清算銀行聯合七國央行發佈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報告，主要經濟體之間央行數字貨幣的競合態勢日趨明顯。
另一方面，數字貨幣打開了全球貨幣“升維競爭”的新賽道，作為底層基礎的貨幣演變，正改造著國際貨幣體系的霸權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下的競爭力，發揮作為央行數字貨幣的先發優勢，也是時下DCEP面臨的重要議題。
大勢所趨的數字貨幣
自2008年比特幣問世以來，國際貨幣體系新的競爭者就已經誕生。比特幣標誌著數字貨幣新時代的開啟，而從比特幣誕生至今，數字貨幣也已演變出多種形態。
比如，發端於商業銀行的數字貨幣（如JPM Coin），偏重改造支付和結算方式；或者是由Facebook主導、全球多個知名公司參與的Libra，劍指商業化的私人貨幣體系。儘管各類數字貨幣形態不盡相同，但都均蘊含了人們對未來貨幣體系演變的美好期待。
而除了私人數字貨幣，仍然由主權背書，但嵌入可編程設計，自上而下獨具精準滴灌效果的央行數字貨幣更是備受市場關注。
2018 年國際權威機構“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和市場委員會（MC）”將央行數字貨幣定義為：不同於實物現金或央行儲備或結算賬戶的央行貨幣的新變體。基於發行者（央行或非央行）、形式（數字貨幣或傳統紙幣）、可訪問性（開放式或受限）和技術四個維度，將全球央行的數字貨幣劃分為通用型和批發型。
數字貨幣對於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意義在各國央行基本達成共識。目前多國央行正在研究區塊鏈和加密數字貨幣並展開技術測試，部分央行已正式出臺數字貨幣發行和支付交易的相關政策：如歐洲央行、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烏拉圭央行已經在有限規模內試點發行了央行數字貨幣（CBDC）；菲律賓央行則在監管沙盒制度下，支持私營部門法定數字貨幣（DFC）用於支付。
央行數字貨幣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大勢所趨。由於央行數字貨幣能夠為公眾提供一種更安全、流動性強的支付方式，並且這種支付方式由國家信用背書。因此，央行數字貨幣能夠大大降低法幣的運行成本，同時提高支付效率，並便捷跨境支付。
從應用場景來看，人類最早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到後來使用貝殼充當貨幣，再後來研顯示，超過一半的消費者表示傾向於數字支付。麥肯錫今年7月份報告顯示，是銅、黃金和白銀，直到紙幣的出現，人與人的交易話依舊是實物的交換。而
數字貨幣時代，貨幣變成一串加密之後的字符，通過手機上的APP承載，交易時只需通過掃描二維碼或者近場通信功能，就能實現交換。值得一提的是，從中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披露的信息來看，DCEP採取“雙離線支付”方式，即可以在雙方都離線、無網的情況下完成支付，這既體現了現金支付的優勢，又彌合了微信、支付寶等需要聯網才能完成支付的不便。
歐洲央行2019年調在對歐洲17個國家的調研中，絕大多數消費者傾向於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使用數字支付或者進一步提升數字支付的比例。
英格蘭銀行行長安德魯·貝利日前也表示，英國境內非現金支付需求正在顯著上升。受疫情蔓延和社交限制影響，英國本已處於下滑階段的現金取款量繼續下降。相較於去年同期，2020年4月份英國現金取款量下降了60%。即使在社交限制有所放鬆的7月份，現金取款量仍然處於低位，相較於去年同期下降了40%。
英格蘭銀行支付和創新執行董事維多利亞·克萊蘭德日前表示，預計全球跨境支付的規模將在2027年上漲至250萬億美元，較10年前增長100萬億美元。
然而，如此大規模的跨境支付卻面臨著成本、速度、可獲得性和透明度等因素制約。 央行數字貨幣的進路和遠方
儘管央行數字貨幣重在擬合貨幣的基本屬性，彌補舊貨幣體系與新數字經濟的脫節。但如果央行數字貨幣的先進性僅限於擴展支付系統的邊界和計價手段在範圍上的延伸，或者功能上的進化，其影響和意義顯然不至於引起全球範圍內的日益激烈的討論。
正如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日前所說，貨幣在促進交易的同時，也是主權的象徵。這也是主要經濟體紛紛啟動央行數字貨幣議程，旨在參與貨幣競爭的原因所在。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誘因，人類社會正式從金本位制過渡至信用貨幣體系，如今已逾百年。二戰結束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則奠基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即使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信用貨幣體系仍然延續至今，其背後支撐是當時美國無人與之爭鋒的經濟與軍事實力。
然而，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信用貨幣體系天然存在“特里芬兩難”：一方面，美國依賴於貿易逆差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元；另一方面，長期處於貿易逆差將導致美元清償力變弱，從而削弱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當前，美元的貨幣地位與實際經濟實力日益失衡。疫情期間，美聯儲發起兩次非常規降息至零利率，並推出開放式、不限量QE以填補美元流動性黑洞。雖然短期可解金融市場燃眉之急，但是長期來看，舉措卻有失審慎。據世界銀行及IMF數據顯示，儘管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仍在62%的高位，但美國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已經由1960年的約40%下降至24%。
因此，大多數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或將對美聯儲的超預期貨幣寬鬆產生擔憂，並轉而尋找新的貨幣替代體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呼之欲出的數字貨幣或將首次登上歷史舞臺，革新信用創造方式，重構國際貨幣秩序，這也將對美元霸權構成挑戰。
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在支付安全和金融穩定、對非主權數字貨幣的監管方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則在支付效率和金融包容性，以及應付匯率貶值危機上具有傳統法比不可比擬的優勢。
比如，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的“一幣兩庫三中心”。 其中，“一幣”是指僅有DCEP一種央行信用背書的法定數字貨幣，與人民幣等價兌換。“兩庫”是指發行庫與商業銀行庫兩個數據庫，構建DCEP的雙層運營體系，即央行只管理髮行庫，與商業銀行承兌DCEP，並不直接面向公眾。
“三中心”則分別指認證中心、登記中心與大數據分析中心。登記中心記錄流水與權屬，認證中心確認身份，兩者互相獨立保證了DCEP交易的匿名性，而針對可疑的交易記錄，僅有央行擁有最終權限追蹤，可有效遏制洗錢等不法交易。上述可控匿名性延續了紙幣交易的特性，同時又杜絕了數字貨幣參與不法行為的可能，這對增強市場可競爭性並保持市場紀律具有重要作用。
而以挪威、瑞典等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發行數字貨幣是為了將數字貨幣作為法幣的補充，以維護現有貨幣體系的穩定。此外，還有一些石油美元國家，如委內瑞拉，為了打破美元封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發行可以轉化為法幣或者黃金的數字貨幣作為儲備工具，以維護幣值穩定和國內經濟正常運轉。
中國DCEP的必經之路
作為央行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體系的先行者，中國的相關研發試點及其外部效應引發了各方密切關注。
央行對於數字貨幣的籌劃可以追溯到2014年，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支持下，央行成立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專門研究小組。這些年數字貨幣開發的消息也一直在持續披露，2019年11月，中國央行副行長範一飛表示數字貨幣基本完成頂層設計、標準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按照時間計算，央行在今年落地數字貨幣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與其他國家相比，基於豐富的電子支付實際經驗，我國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研發非常迅速，在中央銀行數字貨幣這場世界競爭中，中國都走在前列。
8月14日，我國商務部印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在“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任務、具體舉措及責任分工”部分提出：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中國人民銀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蘇州、雄安新區等地協助推進，後續視情況擴大到其他地區 。
9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公開發表文章《關於央行數字貨幣的幾點考慮》，更是被外界認為是關於我國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最官方的“劇透”。
在疫情催化之下，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提速，中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有望提早落地。圍繞這一革命性工具，中國央行有望率先完成對傳統貨幣政策體系的升級改造。
一方面，基於定向使用、智能合約等內嵌功能，DCEP有望成為有力的結構性政策工具，實現貨幣的精準投放，促使資金流向供給側的短板領域。另一方面，基於追蹤功能，DCEP有望為央行提供更為詳盡的資金流動和經濟循環信息，從而優化總量性政策工具的時機與力度，並通過降低金融監管成本而減少政策傳導損耗。
這意味著，在全球央行降息潮之下，中國貨幣政策將保持相對的從容和主動，中美利差有望長期位於舒適水平，併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支撐。
此外，隨著中國新經濟企業的出海以及相應數字支付系統的全球延伸，DCEP有望充分發揮作為央行數字貨幣的先發優勢，在全球新經濟的支付、結算、定價功能中佔據領先份額。由此，“人民幣-DCEP-全球新經濟資源”的關係鏈有望被率先打通並持續夯實，人民幣將成為在全球新經濟領域高效交易、配置資源的關鍵工具之一。
當然，儘管央行數字貨幣能較大程度提升人民幣在電子支付領域的便利性，甚至在國際貨幣的“升維賽道”上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應忽視，在這些因素之外，法定數字貨幣依舊是一種貨幣，依然具備貨幣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儲藏手段和延期支付四種基本功能。
其中，儲藏手段關係到數字貨幣的可持續性。幣值穩定則是數字貨幣作為儲藏手段和儲備資產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也是數字貨幣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數字貨幣的幣值穩定不僅與數字貨幣設計的機制有關，更取決於國內經濟基本面和國家信用。
DCEP是人民幣的數字化嘗試，但絕不僅僅是把實物形式的紙幣轉到線上變成虛擬形式，更通過一系列系統設計使其具有了諸多創新視角，為貨幣管理工作帶來新的可能。事實上，一種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主要取決於該國綜合國力和經濟穩健程度，而不在於貨幣本身的存在形式。削弱美元霸權的確是一種美好願望，但最終，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才是真正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必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