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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链接：我命由我不由天？| 穷人的短视干预（上）
上篇提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穷人和其他人一样都属于理性人，做出的决策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的，穷人之所以做出一些「短视决策」，也是他们权衡再三的结果，从他们当时的处境来看，这已经是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了。
换言之，往往有些时候，并非他们不想做出积极向上的改变，而是现实限制了他们作出努力的行动。
实地调研之前，调研小组的同学们认为「新市民」这个以第二代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群体和人们以往认知中的「农民工」是大不相同的。相较于他们的父辈来说，更多的接触网络，而不是常年扎根于泥土，因此他们应该更加了解城市的生活，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多的接受教育，而不是终日劳作于田间，因此他们应该有着更好的就业机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访谈之前，我们讨论「新市民」们可能会存在的痛点时，更多的考虑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情感、娱乐、职业发展等。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甘于单调乏味的工作，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不满足于较低的收入，向往着更好的生活。
这听起来与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同在于受限制于较低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较低的物质基础，他们无法找到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方法和途径。
但实际上，虽然他们确实不甘于无聊的工作、有着除生理和安全以外更高层的需求、同时也迷茫于如何改变自己，却因为对现状的满足而缺乏向前的动力。对于多数人来说，短期的较高收入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问及那些频繁换工作的人这次来找工作的原因时，「之前的钱用完了」是最常见的答案。
在问及未来的打算时，除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外，大部分人都无法给出一个答案——哪怕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迷茫」这两个字，是「新市民」身上最常见的一种特征。这对他们来说也很正常。较低的教育水平、不稳定的工作、对自己的身份和城市的割裂感等因素，都使得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规划。迷茫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他们虽然迷茫，但却缺少焦虑，一种能推动他们向前的力量。
在社会学者看来，穷人的选择源自脱离主流社会文化的「贫穷亚文化」，而此种亚文化养成的独特生活方式常常会误导其动机与目标。穷人之所以做出短视的决定，是因为他们受到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影响而变得过于看重眼前的结果。
而心理学则认为贫穷会影响穷人处理信息的方式。因为和贫穷有关的问题会消耗人的心理资源，从而用来处理其他事情的资源就很少了，表现在穷人身上就是他们有着更高的时间贴现率，更偏好当下较小的利益，而不能充分考虑未来。
他们之中同样存在着「反抗者」，向命运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从经纪人的口中，我们得知还是有人是「很有上进心」的，他们会在一个厂工作很长时间并争取升职，努力改变命运。
但更多的农民工心里，是被从容掩盖的短视。厂房里包吃住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很低；而廉价的网络娱乐使得他们的娱乐需求更易满足；年轻的他们也并没有太大的养家的压力……不论原因如何，他们都是一群找不到自己「痛点」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的缺失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当他们走出这份「从容」，感到焦虑时，才能察觉自己真正的需求所在。
我们也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你所有找的工作都是短期的、不稳定的，那么总有一天，由于年纪大了或者其他原因，你找不到令你满意的工作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大部分人是迷茫的，没有想过的，而有所回答的，都是很统一的两个字——回乡。
「我的打工网」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但这份工作始终是短期的，或许可以周而复始，在他们离职后继续为他们找工作，但总会达到一个最终点，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未来。
农民工群体是容易被社会遗忘的群体，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穷人可以「翻身」吗？（下）篇中将提出一个或许可行的解决方案，也希望文章的读者们可以积极思考，向我们提出你们的想法，如何守护中国新市民的幸福。
作者 | 梁永恒
指导 | 褚荣伟
实践参与者 | 张雯昕、许一琳、石普州、赵天昊
杨畅、童子芮、卢玥、吕子维
刘畅、欧阳欣玥、徐泮琪、宋巧姝
薛婧婧、贾国一、张月如、朱静雯
编辑 | 朱丛林
排版 | 陈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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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是由我的打工网、君灏控股联合复旦大学顶尖学者于2019年成立打造的课题研究室。
为了深入研究城市化背景下的新市民群体在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院以“守护幸福”为使命，结合学术研究、政策参考、商业应用和民生需求，聚焦新市民生态，发掘新市民群体的内在价值，同时支持研究者成长，促进研究成果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