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影
当时官员普遍反对
当时普遍评价改革是“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等等。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
也即损害别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实际上对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还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员数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损害了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对者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及其家庭，而读书人是统治的阶级基础。
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是一个杀手锏。因为搞团团伙伙会威胁集权统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其实庆历新政失败就是因为改革派搞团团伙伙而失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搞团团伙伙而失败。
改革派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随者群丛，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给利益也得干，让你干是给你的恩赐。凭什么？
所以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其实中国历史证明，不管什么改革，说得再美好，包装再高大上，明星效应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国称为圣人），只要短期内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好处，就不会有人支持改革。
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议论多, 而实际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 发空论, 言行不检。例如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 低时太过, 好异以取高”。
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的言论，改革派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地步：
范仲淹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入主之柄。
其实吕夷简是北宋少有的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宰相。
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
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
开始新政，他与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员就急躁起来，不顾当时是否具备条件，大量颁布改革法令，可谓百事更张，甚至提出减少后宫，改革到了皇帝的头上。而且经常抽风，制定什么三个月初见成效，一年大见成效，每月必须出台多少改革政策之类的不切实际方案，并大肆宣传。
做事情没有秩序，没有逻辑，想起一出是一出，“席未暧于紫荆，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
而且把改革这种要死人的行为当成做游戏，例如当时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则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公权则通判人。”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择知县。这样整顿吏治，是达不到他们想的“若然，则官修政举，则天下无事矣”的效果的。
首先是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庆历新政的重点是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发展生产，也没有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因此不仅遭到地主、官僚的反对，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比以前更加尖锐，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又如恢复府兵制，更是迂阔之举，因臣僚的反对而未行。
再如规定士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能参加发解试，曾应举者须百日，也脱离实际情况，不容易做到。
改革损害了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
如新政要求大幅度削减任子待遇，势必招致大部分中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对地方官的整顿，更是触犯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
改革派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四面树敌，导致就算有一些同情改革的官员，也对新政的好坏不发一言，实际上是坐等其败。
仁宗后来放弃对改革派支持，主要原因是新政近一年来效果尚未见到，统治集团内部却引起一片混乱，以及范仲淹等人的“朋党”，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这是触犯政治高压线。
宋代皇帝最害怕大臣结成朋党，搞团团伙伙危及自己权威，架空自己。
好奇观古今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入朝为枢密副史，旋拜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给宋仁宗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即《上十事疏》，成为推行新政的纲领。
上图范仲淹
十事依次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条纲领，除了修武备一项未施行外，其他诸项均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全国。
欧阳修在庆历三年也连上三状，极言去冗选良、整顿吏治之必要。针对北宋财用不足的现实，他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即取消专卖）”等建议；在军事上也希望政府能不拘泥于出身，而以才能选拔将官。同时韩琦、余靖、富弼等人也纷纷提出改革方案，推动了新法的展开。范仲淹、富弼成为变法的核心，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国上下出现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改革运动，它整顿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兼及军事、经济等。在文化教育领域力图扭转宋代以辞赋、墨义为先的学风，主张“经义”与“治事”并重，对北宋中期的学风和士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范仲淹提倡的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等措施显然具有为政爱民的特点，带有明显的进步性，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虽切中时弊，但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些官僚的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朝廷内外各种无端的诽谤。 宰相章得象首先向范仲淹等人发难，接着，以夏竦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诬陷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为奸，谋逆造反，一时“朋党”论大起。
上图宋仁宗
宋自开国以来，最高统治者便着力防范臣僚结党营私，恪守祖宗法度的宋仁宗对此也极为敏感。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富弼等新政领袖相继被贬出朝廷，韩琦、欧阳修、杜衍等一大批变法支持者也先后离京任职。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纷纷受到了打击和迫害，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补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
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便夭折了。邓海春
我来详细回答下，共分几个部分，敬请详听。
一，临危受命上《条陈》。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
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
(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
(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
(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
(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
(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
(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
(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
(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
(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捋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他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二，庆历新政死绞杀。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
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就在范仲淹上书改革的同一个月，发生了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这本已是时人很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韩、滕两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谅得以在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就是范仲淹推荐的结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在中央，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谓李牧故事，是战国时赵国守边良将李牧不惜钱财，厚待战士，“以结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还是派人调查此事。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滕宗谅怕连累他人，把相关记录文件给烧毁了，这下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在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还是受到了处罚，被降级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谅的字。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友与同党，在范仲淹整顿吏治之初，就有人对其发难，翻出莫须有的陈年旧账，居心昭然若揭。阴谋者认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会对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维护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会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人事整顿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隐隐地指向一个“党同伐异”的罪名。
庆历四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栽赃。
夏竦被罢免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心中当然不无失落，而著名的理学家石介却拍手称快。夏竦的发难就从这位石介先生开始了。
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两人是千古并称的贤臣良相。
夏竦出于对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笔迹，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汤的孙子太甲开始荒淫，就把太甲关在宫里让他反省，自己处理政事。后来看到太甲改悔，才将政权交给他。而霍光在无子的汉昭帝驾崩之后，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废立天子之事，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伊霍”。这简直是劝说富弼等人废掉皇帝，另立明君了。为了将罪名坐实，夏竦还指使女奴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
皇帝赵祯向来耳根子软，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一班元老重臣的凿凿之言怎能无动于衷？更为重要的是，“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势面前，退缩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离开中央，标志着改革派的下台，预示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庆历新政的全面失败。
这年年底，之前不遗余力弹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发动了对革新派的最后一击。农历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苏舜钦拿卖废纸的钱办酒会，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寻欢作乐。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员，借着酒劲，写了《傲歌》，对读书人的神明——圣人周公与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终与会者被贬。苏舜钦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荐的人，这次“奏邸之狱”，使改革派在人事上、声誉上遭到很大打击。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三，“朋党之争”帝心疑。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条，是仁宗的动摇。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王安石甚至提出了惊骇时人耳目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来说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时人都承认，王介甫得君之专，无与伦比。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这固然有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两位帝王在两场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是范仲淹，熙丰变法的领导者是宋神宗。神宗不仅是“大有为”的实际发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两场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同：熙丰变法中，反对者所指摘的多是改变政策法令带来的问题，矛头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庆历新政中的反对派，矛头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体内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党”问题。
人治条件下，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非但制度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从吏治下手，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条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来保障，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宝压在人的身上。这人，一是下边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对改革派人品与名望的信任，面对负面反馈，尚能容忍。但随着改革的展开，特别是人事调整大刀阔斧地进行，宣称范仲淹等人“朋党”的声音不绝于耳，整个官僚集团骚动不安，这不能不让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赵宋政权是靠军事政变得来的，对臣子的防范远大于对外敌的担忧。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作为太宗的贤孙，宋仁宗赵祯是不会忘记这个教导的。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
坏事的不仅是石介，欧阳修也因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实。面对朝廷中“朋党”的指摘，面对皇帝对朋党的深深警惕与不安，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企图重新定义朋党的概念，以解开皇帝的心结，以堵悠悠众口。在上呈给宋仁宗的那篇《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只不过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仁宗皇帝观此奇文后，满腹狐疑地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这无异于全盘接受了反对者的指责，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当仁不让地以君子自居的，那显然，任何不与之党附的人，都不得不属于小人。这种高擎起两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变相将所有人群分类归的做法，客观上显然鼓励了士大夫的结党。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党”的标签，也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在压力面前，宋仁宗倒向大官僚集团一边。而作为政治牺牲品，范仲淹又一次被罢官。饱经风霜的他忧劳成疾，上书请求南迁，以期叶落归根，未能如愿。宋仁宗皇佑四年，64岁的他旧疾缠身，最后病逝于青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