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的一線城市有哪些呢？公認的就是北上廣深了。其他所謂的“新一線”，或許有漂亮的街景，有景觀大道，有像煎餅一樣攤開的廣大城市建成區，在經濟水平、城市綜合治理上，在四大城面前，還是稍遜半籌，甚至更多。根據2019年年中的數據，大A股的三千多家上市公司，四大城約有一千家，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大家眾所周知的互聯網新貴、網絡輿論平臺、知名大V，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四大城市。最密集的資本，最高的曝光率，最大的關注度，使得四大城佔據了網絡和傳統輿論的絕大多數版面。進而培養了四大城白領階層蓬勃向上的階層意識和高度的自信，乃至自負。
根據官方數據，四大城的總人口規模約為一億，佔到全國總人口規模的7%，但其曝光度，卻達到50%甚至以上。活在四大城，是一種身份象徵，也是一種階層象徵。四大城所代表的的財富、知識、社會地位，給在這裡的人們身上鍍上了一層“金光”。在與內地城市、鄉村有意無意的社會交往中，往往會給人一種居高臨下、階層下沉的錯覺。眾多的一線城市白領，在面對內地時，彷彿有了一種在知識層次、視野和收入水平上的優越感，觥籌交錯、談笑歡顏間，不經意暴露出多多少的自負情緒。這種光鮮掩蓋了作為城市“中產階層”和茫茫人海一份子的焦慮感與失落感。作為個人在一線城市的奮鬥，往往是艱難且漫長的，但是這種光鮮感，一定程度上撫平了個體內心的鬱悶情節。
這廣大的一億人群，可以從權力、財富、榮譽、收入、文化層次幾個維度，進行一定的階層劃分。社會階層的劃分，其實在中國是一個頗具歷史傳統、又有現代意義的話題。1925年毛澤東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將中國社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階、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共六個階層。其依據的維度主要是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關係，掌握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多少；經濟水平或為其考量的因素之一，但並非關鍵因素。這種階級劃分，主要目的，即是該文開篇第一句，在革命的過程中確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鬧革命，搞建設，這都是第一步要做的。確定同盟者，建立統一戰線，進行組織和根據地建設，點燃星火，才能最終燎原。
其他比較知名的社會階層分析理論，就是梁曉聲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了，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他將中國社會分為當代資產者階層、當代“買辦”者階層、當代中產者階層、當代知識分子、城市平民和貧民、農民、中國當代“黑社會”，共七個階層。梁曉聲認為，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無所有的人必是少數，階級正日愈加快地分劃為階層，故曰階層分析，而非階級分析。劃分階層的目的，是使大家更加有責任，有義務，有使命關懷和體恤一無所有的人們的存在。梁曉聲其實很清楚，階層、階級，其實都未超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分析理論。在中國談階層、階級，其實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之下。階層分析的結果，只是進一步論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廣泛適用性。
除了《墓碑》一書外，《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是楊繼繩的另一名作。楊繼繩將中國社會分成了農民、農民工、工人、私有企業主、知識分子、官員、新買辦、社會有害階層，共八個階層。楊的階層劃分標準有財富、權力和聲望三個維度，其重在探究如何通過建立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渠道，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從這一點來看，楊意識到，社會階層其實是社會結構的核心問題，穩定、暢通的階層關係，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在古代社會，中國能夠以一個“超穩定社會”的形式長期存在，得益於擁有廣大的農民群體和大規模的農業耕作區，即廣土眾民，構成了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礎。
從毛澤東到楊繼繩，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階層越分越多、越分越細，由六個層級劃分為八個層級。這一方面體現了在社會分層問題上的認知越來越深刻，問題的探討，是持續且有益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經濟社會是不斷髮展這樣一個趨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提高，生產資料重新分配，財富不斷積聚，新的社會階層湧現（可以參閱本號2019年2月26日推文《因技術而生》、2019年3月1日推文《互聯網與社會階層》），所以社會階層越分越細。
從劃分的維度來看，財富、權力是主要依據。財富和權力多寡，本質上反映了個體掌握生產資料的多少，這是控制的維度；社會階層的劃分，是社會財富和生產資料分配後的結果，這是分配的維度。控制與分配，體現了身份與階層的差異與現實。在各種社會階層劃分理論中，我們看到農民和知識分子兩個階層（按毛澤東的劃分，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農民分佈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部分）是一直延續且有進一步發展的。從延續的角度來看，體現了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耕大國、農業人口依然眾多的現實。發展的角度，體現在出現了城市平民、農民工這兩個新的階層群體；同時，部分農民也轉型為工人。出現這種發展是因為，城市化的過程中，一部分農村失地人口、城市落戶農民，轉變為城市平民，在城市從事灑掃、衛生、保安、司機等基層工作，身份發生了轉變，但財富狀況依舊；另外就是城市化過程中，郊區人口轉化為城市平民、城市內原無業、低收入人口持續貧困。農民工是城市化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農民轉為城市平民和農民工的大量出現，體現了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
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從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以內，一直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階級問題。說它是指政治問題，是因為，這要確定，知識分子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我們的“朋友”。從毛澤東將知識分子劃分為小資產階級，到鄧小平定性“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體現了執政黨在面對知識分子時的矛盾心態。說它是一個階級問題，第一是因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古代的知識分子，往往同時也是官僚、地主，其本身就是知識與財富、權力的結合體，屬於“壓迫階級”。第二，到了近現代，因為他們掌握知識這一特殊的生產資料（思想的原材料），同時加上大多數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富農、地主家庭出身的問題，使知識分子又具備很強的經濟屬性，必然也是階級問題。在後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階層定位，依舊將是，而且必然是一個問題。
新世界已過二十年，相較於2000年，中國的社會財富已成倍增長；城鎮化率由2000年的36.22%（國家統計局）提升至目前的59.6%（2019年年底時數據），大量人口湧進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集聚了全國最多的上市公司、最多的互聯網新貴、最多的億萬富翁、最多的人才、最多的關注。北上廣深的社會結構，反映了快速發展的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一線城市，有哪些人群，他們從事什麼職業，有著什麼樣的觀念意識，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當下的社會？因人而異，應出身而已，因階層而已。
（二）
一線城市的社會階層應該如何劃分？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立場問題。從技術層面來說，需要確定的是劃分的維度、指標；從立場問題來說，表現在對兩極階層的態度。
因個體存在慾望和追求自身價值的需要，社會行為本身，往往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倫理性。劃分社會階層，其目的是剖開社會肌理的一個橫截面，便於更直觀地瞭解社會結構，進而影響政策制定和實施。從倫理角度，它關乎階級立場和鬥爭方法，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在應用層面的體現。
階層與階級，是一個概念？還是一體兩面？亦或兩個不同的東西？詞語的內涵與外延，往往因使用者的故意為之或無知，而導致不斷變動，以致脫離本意，或引致歧義。涉及到政治立場及具有明顯倫理屬性的詞語，往往更易遭到曲解、濫用。
福柯在《詞與物》一書中，對於詞語的內涵與外延在歷史環境中如何變動，做了詳細考察。個體因其立場、境遇、經驗和心理狀態的細微不同，以及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差異，對於詞語的理解，存在極大的差異。不同的個體往往是就其對同一詞彙的理解範圍，取意義的交集，在交集範圍內達成共識，這就如同數學上提取公因式的模式。而分歧的產生，都出現在交集以外的部分。
階級與階層，在中國的語境下，比那些“線性歷史”的國家環境下，或許更加複雜。在中國，階級一詞，往往帶有強烈的身份差別，且強調階級對立。這是因為，近代以來的政治語境下，階級一詞往往與鬥爭、革命、對抗相關聯——階級鬥爭、階級矛盾。強調的是鬥爭理念，東風壓倒西風，你死我活。
祭出“階級”一詞，那就意味著要樹立敵人，區分敵我，進行鬥爭了。革命敘事傳統下的階級，政治屬性遠遠大於經濟屬性。在這一點上，閱讀《毛澤東選集》將加深我們對於階級觀念的理解。
在革命敘事傳統下，階層似乎是對階級所代表的對抗意識的一種刻意緩和，其經濟屬性略高於政治屬性。例如毛澤東關於農民階級中，富農、中農、貧農三階層的劃分，明顯以佔有生產資料多寡作為區分標準。但這並不代表階層僅是同一階級內經濟水平的區分，在一定場域內，其仍具有政治屬性，且體現權力及資源分配情況。
毛澤東《中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階、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合計六個階級，其中與農村直接相關的，就有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五個。
在農村這個場域下，即使排除地主階級、與城市資產階級相關聯的農村小資產階級，在農村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五個人群中，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身份地位、財產多寡之別。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通常能夠理解，村混子的存在，及某個家族長期佔據村主任、書記等職位，是一種較為普遍現象。身份、權力，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階層與階級問題的癥結所在。
因此，政治及經濟屬性，將是我們分析社會階層的兩個重要維度。政治的維度，主要考量權力的層級（絕對權力的多寡）、權力中心的輻射範圍（某些權力崗位，其實是家庭共享式）。經濟的維度，主要考慮佔有生產資料的類型、形式與多少，同時考慮獲取生產資料的方式（壟斷、行政許可、經營所得、繼承）。
（建構理論，解釋世界，指導實踐）
（長按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