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爱情可以说是人类恒亘不变的主题，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同时也创造了两者间的神秘关系。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对这一神秘关系作了种种探讨，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揭开男女关系的神秘面纱，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索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探索，在人类文化星空中要产生那些关于爱情的璀璨作品就是不可能的。笔者也本着“重在探索”的心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表达个人思考心得”。
一、思考框架
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由于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入世”性及其完善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特别是经济学与数学的完美结合，使经济学获得了“社科皇后”之美誉。近年来，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已大大超出经济领域，渗透到了人文、社科的各个层面，并取得了不菲成果。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贝克尔教授甚至还因运用经济学工具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出色分析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贝氏的获奖大大助涨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肆虐。
本人受过一些经济学教育，也算是一名经济学迷，但本人无意宣扬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本人的经济学水平与所谓的“学院式经济学”还相距甚远，很多知识还仅仅停留在“牛皮”经济学阶段，但这并不妨碍本人对经济学的喜爱和思考。这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两性关系进行考察的小文正是本人思考的一些心得。在近年“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此肆虐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真还很少能找到未受到经济学“拷问”的领域，情感和两性关系自然也不例外。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曾说过，最令他着迷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货币。但萨氏的著作中几乎没发现对这两者的联系的探讨言论。确实，相对于其他领域，经济学对情感和两性方面的分析文章要稀少得多，分析“盲点”也较多，这也是促使本人写成这篇小文的内在动力之一。
人们已经习惯了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框架下的两性关系，而对经济学视野下的两性关系，人们大多会感到颇为陌生。在很多人的眼里，两性关系和经济学似乎是八棍子也不能打在一起的事情，甚至会认为将美好的两性关系与“经济”扯上边是对两性关系的一种亵渎。笔者也是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在笔者眼中，代表两性关系最高境界的爱情也应该是“一尘不染”的，但本人觉得对两性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对两性关系的美好向往是并不冲突的，对两性关系的“理性”认识甚至会提升两性关系的“感性”境界。
对经济学知识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约束下的选择问题的学问，即在既定资源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在既定效用下花费最小资源的问题。人的情感和两性关系问题自然也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思考，因为人都会受到物质条件和时间资源的约束。按照斯密的“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人都是追求快乐而自利的。人在两性关系中自然也是如此，人在两性关系中口口声声说“利他（她）”时，其实最终也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而且“成本”还不能太大。在对两性关系进行分析之前，这里遵循斯密的“理性人”思路，即首先设定：人都是愿意追求快乐的，没有“自残”倾向，而且人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都在意“代价”（收益—成本分析是经济学最本质的内容）。
确立了思考框架后，为了便于表述，也得对两性关系进行“模型化”，笔者将两性关系“模型化”为三种关系，即性关系、婚姻关系和爱情。如果将两性关系视为一幢大厦，那这幢大厦自然是属于三层结构的。男女间的性关系处于第一层，婚姻处于第二层，爱情则处于第三层即最高层。本文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对这幢大厦进行层层考察，其实男女关系中的性、婚姻和爱情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呈现出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即这栋“男女关系大夏”是属于“楼中楼”结构的。
二、性
之所以将两性关系中的性关系定为第一层是因为，性关系是两性关系的自然基础，是构建两性关系的“物质”起点，自然性和生物性是性关系的最大特点。这也符合人类演化学的规律，人的生物性是先于人类的意识和精神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在两性的性关系中，人类的“经济学思维”是如何工作的呢？
[为什么具有“共赢”性质的男女性爱总表现为男主动女被动？]：
除却掉男女性关系的繁衍功能，应该说“愉悦”就是男女性爱的最大功能。换成经济学语言，男女的一次性关系就好比是一次“交易”。人们对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模式都有一种常识性认识：在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损人不利已的愚钝交易已十分罕见；损人利已的自私交易行为在经济生活中虽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到法律方面的限制和对方的不配合，这种行为由于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可能成为交易行为的常态；人们苦苦追寻且极具可操作性和持续性的是“双赢”式的交易行为，即通过交易后双方的福祉都会得到改善的交易行为，这当然需要双方智慧的参与。这种行为由于具有经济学中极富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性质而成为交易行为的主流，一般情况下，具有“双赢”性质的交易也是最容易达成的。在对经济生活的交易行为有了粗略的认识后，这里回到前题，在将两性关系中的性关系视为是一种“交易”后，问题出来了，两性间的这种“交易”似乎与我们的“理性人”假设并不吻合，即具有“共赢”性质的两性间的性爱在现实中并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这里的讨论与道德无关）。借助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这一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过程来看，由于男女在性爱中都得到了极大满足，这一“交易”确实是具有“共赢”性质的，但从这一“交易”的潜在成本来看，女性在这一“交易”中的潜在成本是很大的，因为男女性爱过后如果女人因此而怀孕了，那怀孕期间身体所受的煎熬和分娩的阵痛都是女人面临的巨大潜在成本，相对于女人的这一“成本”而言，男人的那点“付出”是微不足道的。男女性爱“交易”中成本结构的不对称性特征决定了具有“共赢”性质的男女性爱在现实中并不是轻易就能发生的，而且这一“交易”在“运作”时大多也主要是以男人主动而女人被动的形式展开。根据这一分析，可以想象，如果男女性爱的潜在成本是由男人来承担的话，那么男女对性爱这一“交易”的达成就会是以女主动而男被动的形式展开。神奇的大自然提供了有利于这一“猜想”的良好案例。据海洋生物学家的观察和研究，目前发现一种长期生活在北冰洋的类似河马的“尖嘴鱼”，这种动物在交合后，由雌性将卵子排到雄性的腹内由雄性对受粗卵进行“孕育”。这一奇异的受孕特征导致了这一动物交合方式的“另类”表现，这种动物的交合总是以雌性主动而雄性被动的方式展开的，这种动物雄性的周围常常会围着很多雌性，而且雌性也会显更为“花心”，常常会有多个交合对象。“尖嘴鱼”的特殊表现为前面男女性爱的“成本”分析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为什么对于性爱男女“花心”是难免的？]：
在讨论了男女性爱不对称的成本结构后，对两性在性爱关系中的外在表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男人在性爱关系中的“花心”是缘于其正的收益预期，而女人在性爱关系中所表现的“矜持”则是缘于其潜在的负收益预期。如果假定男女在性爱中的成本结构是对称的，那女人也会变得象男人一样的“花心”，除却道德层面的因素，追求快乐、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这里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发挥了作用，这一规律使得男女在面对同一个性伴侣时，在性爱中得到的“效用”会逐渐降低。这一规律的存在会促使男女在内心都会有寻找更多性伴侣的冲动，这一冲动在现实中并未泛滥是因为男女除了性爱关系外还存在了第二层楼的婚姻和第三层楼的爱情，婚姻和爱情参入男女的性关系后会对双方提出“专一性”要求，这自然会改变男女在性爱关系中的“成本”结构和行为模式。
男女性爱关系上所要求的多向性和婚姻、爱情所要求的单一性构成了男女关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可以说也是人类面临的困境之一，但这一困境的存在也使这世界变得五彩缤纷。
三、婚姻
[男女为什么需要婚姻？]：
在“逛”完两性关系大厦的第一层后，这里进入第二层：婚姻。在两性关系的大厦中，婚姻所处的层次高于性而低于爱情。相比于性的原始性和生物性而言，婚姻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的特点。由于婚姻这种男女关系中最常态的形式在起源上并不具有“内生性”，在对其进行考察时首先得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男女为什么需要婚姻？（男女的性需求具有“内生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经济学视角下，婚姻是一个组织，而作为婚姻标志的“结婚证书”则是一份契约，所以对于婚姻的分析，制度经济学分析工具将会很有用武之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男女为什么需要婚姻的问题，这里也得从婚姻的自然基础—“性”开始谈起。
男女对性的需求是天生的，男女对婚姻的需求从性的方面来说是因为，通过婚姻，男女所得到的“性”的满足将变得更为“划算”，而且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在经济学中，理性的人大多都是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所以稳定的预期一般都具有正面价值。为什么通过婚姻获得“性”是更为“划算”的呢？这里得用制度经济学的工具进行解读。
[节约交易成本]：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企业（组织或个人），要获得其所需产品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购买，另一种是方式是自己生产，这两种方式对于所获得的产品而言是没有差别的，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一般情形下，前者的交易成本较大，而后者的管理成本较大。前者交易成本较大是因为，为购买到自己满意的产品，需求者需要对产品的性能及市场信息进行深入了解，而且在成交前还得和产品提供者进行复杂的谈判，这会大大增加产品的需求者的“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从而形成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当需求者不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而是通过自己生产的方式实现其所需的产品时，前种方式所需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但这时由于需求者为了能生产出自己满意的产品而不得不增加自身系统的复杂性，这将会增加需求者的“管理成本”。根据制度经济学泰斗科斯的研究，任何企业在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时，都会对购买的方式和自己生产的方式进行比较，如果通过自己生产时所面临的“管理成本”小于通过购买时的“交易成本”，那么理性的需求者将会选择自己生产。科斯在对“交易成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企业在选择自己生产的方式获得所需产品时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只要企业规模不是很大，那么企业选择自己生产所需产品时，所节约的“交易成本”将会远远大于所增加的“管理成本”，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常提到的“交易成本内部化”。科斯天才般的创见构成了现代企业并购理论的基础，科斯也因这一卓越成果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对科斯的创见有初步了解后就不难理解人类为何需要婚姻这一男女关系中最常态的形式了。
和制度经济学里企业获取产品的方式相对应，这里假定，男女在婚前对“性”的获取也有两种方式，即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或通过“内部生产”—结婚的方式获取（在这里“购买”的意思不一定是指赤裸裸的性交易，而是指男女对“性”的获得需要付出相应的“勾兑成本”）。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并结合婚姻的结构特征不难理解，婚姻也是一种“双赢”的“并购”行为。男女为了获取“性产品”，通过“购买”的方式所花费的“交易成本”是远远大于通过“自己生产”—结婚的方式所花费的“管理成本”的。后者由于“交易成本内部化”后将会对男女双方产生较为可观的正收益，而且对男女的性需求还能形成稳定的预期，所以男女为获取“性”而采用结婚的方式就是一种十分理性的选择了。
[需要孩子]：除了“性”方面的考虑外，男女由于存在对孩子的需求也需要婚姻。在经济学视角下，孩子是婚姻的“产品”，对孩子的“生产”和培育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按照贝克尔的研究，孩子是家庭生产的最重要的“产品”。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孩子的生产和养育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其规模由父母在孩子生产和养育上全部花费构成，既包括全部的物质投入，也包括时间价值，还包括感情投入。不仅孩子的数量由投入产出的比较决定，而且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也存在着替代的关系。人们需要孩子这种“产品”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会将孩子的产生视为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这会对婚姻中的男女产生“正效用”，同时，这种投资具有较大的预期，即使没有物质上的回报，也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父母在养育子女上的物质投入和感情投资，往往以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回报来平衡，子女的成就，是父母在情感上获得满足和在精神上得以慰藉的重要来源，这会增加父母的幸福感或“效用”。
[组织规模效应]：男女需要婚姻还有组织效应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学视角下，婚姻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人们需要这种组织形式是因为它所产生的收益大于成本，在婚姻的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繁育孩子提供了便利条件。婚姻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而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提供了一种机会来让双方能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挣得。由于男女之间在技能上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即男女选择结婚的共同所得一般是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所以婚姻成为现实生活中男女关系的一种常态。
在分析了男女为何需要婚姻后，紧接着就是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 [为什么婚姻远比性复杂？]：婚姻的自然基础是性，所以，男女性爱关系中不对称的“成本”结构也决定了男女在婚姻中不对称的行为模式。男女在进行择偶活动时，形式上仍然表现为男主动女被动，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世间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由于婚姻所具有的社会性，男女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时，问题要复杂得多，用经济学语言就是，男女在择偶时面临的考量要与寻找性伴侣时多得多。男女在性爱关系中最关注的是对方是否“漂亮”或“帅气”，而男女在择偶时除了关注“漂亮”或“帅气”外，还要关注对方的出生、教育背景、素养和是否恋家等因素。从这个角度比较也可看出，性爱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简单性的，而婚姻则具有社会性、文明性和复杂性。由于所处的层次不同，两性关系中性爱的实现相对容易而婚姻的实现就比较难，这也可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不愁性伴侣却难以实现一次成功的婚姻。
[信息不对称是如何影响选择的？]：在男女的婚姻关系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选择问题，即如何“择偶”的问题。这一问题可用经济学中的匹配理论进行考察。根据匹配理论，如果市场是没有摩擦的，要素能自由流动且市场信息是对称的，那么经过有限次“试错”后，市场中的劳动者总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而厂商也能招到自己想要的员工。这一理论是经济学中均衡理论的拓展，根据这一理论，假定“择偶”市场也满足上述的假设条件且供求平衡，那么“择偶”市场中的任一男女都能如愿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但现实生活给了我们否定的回答。生活中好女找不到好男、“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之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出现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择偶”市场上，相互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更为严重的，相对于男女性爱关系中“成本”结构的不对称，“择偶”市场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时的信息不对称是指，“择偶”市场中的个体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对方的情况特别是道德素养等内在方面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却难以把握，这造成了婚恋市场上很多即使很“般配”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走到一起的原因，而且男主动女被动的行为模式又加重了女性在这一市场中的不利处境。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经济学界十分流行的理论，著名经济学家期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还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出色贡献而同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贞操是如何产生和“使坏”的？]：相对而言，男性所拥有的主动性优势可使其较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因为男性不仅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对自己进行“推销”，而且还可通过不断的“试错”而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试错”的方式对于女性来说实施起来是较难的。男性在“择偶”市场上屡试不爽的“试错”方式对女性难以适用的原因，除了不对称的成本结构外，还有一种被称为“贞操”的东西在里面“使坏”。“贞操”观念的存在使得女性通过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择偶时，不仅面临着巨大的直接成本，而且面临着“试错”不成后迅速“贬值”的巨大风险，而这一问题对男性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这还得从“贞操”的起源上来找原因。在人类处于群居时代时，“贞操”自然是无从谈起的，当人类因物质生产出现剩余而伴随出现最初的私有产权要求时，人类也开始关注女人所生的孩子“是谁的？”的问题，这时对女人所谓的“贞操”观念出来了，也即，男人对女人“贞操”的要求是伴随男人对女人所生孩子的“产权”要求而产生的。但反过来，女人对男人却为何没有这种要求呢？这是因为，女人对自己所生的孩子在“产权”上毫无争议，天然就是自己的，所以从孩子的“产权”角度说，女人可以不用关心“孩子他爸”是谁的问题。“贞操”观念的“使坏”大大加重了女性在择偶时的“试错”成本，（这当然不是说女人一谈恋爱就一定会和别人“上床”，但“贞操”观念的存在会产生思维惯性，使得谈过更多次恋爱的女人在择偶上面临对方的“估值”时，确实处于不利地位），这加重了女性在这一市场上的不利地位，造成了很多“藏得深闺人未识”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悲剧。
[对年龄问题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敏感？]：女人在择偶时面临的不利因素还有时间约束方面的“硬伤”，即在择偶时，女人在时间选择上不及男性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这使女人对年龄问题更为敏感，这是由男女不同的生理特征造成的。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后，排卵即停止，无法再进行生育，而无法生育的女人在择偶市场上显然更容易受到排斥，而男性直到死亡前，一般都还能排出鲜活的精液，可谓是“生命不息，排精不止”。这一生理差异造成的时间约束问题决定了女性在择偶时更加被动。由于在择偶时没有男性在时间选择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女性在择偶市场上常常难以实现自己的“最佳意愿”，特别是对那些大龄女性，即便其“品质”优良，在面对和自己并不怎么“般配”的男性时，由于常常会担心自己陷入“过了这一村，没有那个店”的窘境，女性明知自己“亏损”也常常会忍痛“成交”。相比而言，男性在择偶时丰裕的时间回旋余地常常可使其实现自己的最佳选择，
这与现实社会的情形也吻合得较好，在现实中出色的男性很少有单身的，即使单身大多也是自己的乐意选择，而出色女性中非自愿性单身的就相对较多。“女博士难嫁”是人们经常看到的现象，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女博士在嫁人时较高预期的存在，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不利地位造成的。
[婚姻中的男女是如何淌过“七年之痒”的？]：在有了确定性的选择对象之后，随即男女便真正进入婚姻生活，婚姻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或一份契约，有很多需要男女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以维护这个组织存在的稳定性。婚姻契约都与一般的社会契约有很大的不同。从形式来看，婚姻契约实际上是一种隐含合约，即使采取了书面合约的形式，登记公证和登报宣布，但除了某某与某某契结婚约之外，不会再有别的条款；婚姻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内容即使事前能够约定，但没有一条能写在婚约上，即使是某些作为契约条件的聘礼和嫁妆，也都是一些不成文的协议。因此，婚姻契约是一种默认的契约，属契约关系中最不完全的一种形式。如果从“性”的角度来看，由于作为婚姻自然基础的“性”具有典型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这会导致婚姻这份契约的稳定性也是递减的。如果男女的婚姻仅是为了“性”而产生，那这样的婚姻必然会很快走向解体（这可解释很多“以貌取人”的婚姻为何稳定性较差），但现实中绝大数的婚姻在经历了一定的“磨合期”后不仅没有解体而是变得更加稳固了呢？这自然是因为婚姻关系不仅表现为两性契约和两性关系，而且它包含着比两性关系更为丰富的内容。男女在相处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被称为“亲情”的因子，“亲情”的特点完全不同于“性”，“亲情”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性，即时间越久，“效用”越大，这可以说是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罕见例外。“亲情”的这一特性使得婚姻中的男女相处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而加固了婚姻的稳定性，这与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的原理是吻合的。婚姻中“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男女即便最初的选择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优的，但“亲情”的“边际效用递增”作用会加大相互间的“路径依赖”，使得双方有很大的动力去维护这个已经存在的“路径”。所以在婚姻中，“性”只是促使男女需要婚姻的原动力之一，而婚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维护却要更多由“亲情”来完成。那些未能经受住“七年之痒”考验的婚姻是由于，当“亲情”还较为脆弱时，未能抵挡住“性”的“边际效用递减”所带给婚姻巨大的负面冲击，导致了婚姻的解体。理解了这点对男女提高婚姻质量是颇有裨益的。
四、爱情
[为什么爱情无定式？]：在“游览”了“男女关系大厦”第一层的“性”和第二层的婚姻后，现在进入了第三层，也是处于最高层的爱情。爱情是贯穿于性和婚姻中的一条主线，之所以将爱情放在最高层来考察是由于爱情是属于精神的范畴，是男女关系中的最高境界，处在这层的男女似乎更加关注头顶的星空而不那么精于“算计”了，确实，爱情的超越性使得“精于算计”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能力大为减弱，远不及文学或哲学对爱情的描述那样游刃有余。爱情的表现形式是千姿百态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男女似乎也常常表现得十分“不理性”，这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条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学原理来对爱情进行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没了用武之地。将爱情中的个体“剥离”出来，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男女爱情的产生是由于根植于男女体内的“爱情基因”所发生的作用。由于人类所有个体的DNA结构都不相同，这就决定了男女个体“爱情基因”的千差万别，也是男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的根本原因所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男女个体的“爱情基因”与男女个体的“效用函数”是极为类似的。它们都具有“内生性”或“原生性”，男女个体的“爱情效用函数”也是千差万别的，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效用函数”或“偏好”。将男女个体千差万别的爱情模型化为男女个体千差万别的“爱情效用函数”后，运用经济学工具来“理解”爱情就变得较为容易了。
[爱情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值得珍惜？]：的相对于性和婚姻来说，男女间爱情的产生是最难的，这是由男女个体“爱情效用函数”的多样性决定的。多样性的“爱情效用函数”使得男女间相互“来电”即“爱情效用函数”吻合的概率是很小的，这与现实经验也基本一致，在现实生活中要找个自己所爱的或爱自己的人似乎都并不难，而要实现“双方都十分喜欢”却是很难的，这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实中女人常常抱怨“好男人难找”，而男人也在抱怨“好女人难求”。
当男女“双方都十分喜欢”并遭遇爱情时，男女双方的“爱情效用函数”曲线刚好相切，这时的交点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这时男女双方的“爱情效用”都达到了极致，产生了所谓“真正的爱情”。当然，能与某个确定男女个体的“爱情效用函数”曲线相切的另一条“爱情效用函数”曲线并不是唯一的，但能够产生爱情的两条“爱情效用函数”的切点必须是符合“帕累托最优”的，这些切点构成了埃奇沃思盒形图中的契约曲线。理解了这点就可看出，男女间的爱情虽然是难以实现的，但也不是唯一的，恋爱中的男女视为“唯一”的爱情其实并不唯一。当男女个体的“爱情效用函数”曲线在埃奇沃思盒形图中的契约曲线上的任一点相切时，男女间的爱情产生了并常常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时出现“非她不娶”、“非他不嫁”和“死了都要爱”的情形便在情理之中了。爱情的“非唯一性”使得男女在一生中产生多次爱情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增加了生命的价值和创造力。这当然不是说一个人一生中遭遇爱情次数越多生命“效用”就越高，生命的“效用”取决于爱情的质量而非数量，但潜在爱情发生的可能性确实增加了现实爱情的价值。男女本无“命定姻缘”，如果男女的姻缘是“命定”了的而无其他爱情发生的可能性，那爱情的存在价值也将会被大打折扣。这就好象如果没有死亡，那么生命也难显可贵一样。死亡的存在会让人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承认爱情的“非唯一性”或潜在可能性也会让男女更加珍惜拥有的爱情。
其实，进入了“男女关系大厦”最高层的爱情后，红尘中的男女已经看到头顶的星空了，这时的食色男女已不想“算计”太多，很多已从“理性人”螺旋式升华为“感性人”了。其实对于具有超越性的爱情也确实不必“算计”太多，“跟着感觉走”也许更能让人愉悦。
愿天下男女都能享受到快乐的性、稳定的婚姻、激情而浪漫的爱情！（完）
张以荣：男，贵州大方人，经济学硕士，自由撰稿人；
电话：13984057983，E-mail:[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