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是由野蠻一路走過來的，民心不變就沒有文明可言。國家的誕生伴隨的也必然是民心的變化，而且是深刻的、久遠的變化。從“洪水懷山襄陵，天下昏墊，”到“城廓溝池以為固。”大禹不但成為了治水之神，也成為了農業之神，成為了開創國土版圖的先王帝君。隨著治水除魔，劃九州平三苗，立貢賦定刑法，創建學校養老院等等一個個驚魂奪魄的偉大事件的順利完成。《洛書》，《洪範》，《山海經》，《夏小正》等等一部部光芒四射的文化橫空出世。五音聽治，民為邦本，發展農業，三考五定等等一幕幕定格世界的宏大布局也漸次開啟。夏禹國的經濟達到了數千萬年人類社會的頂峰，家家戶戶有9年的餘糧，國庫有30的儲備，社會殷盛。物質不斷豐富，意識不斷提高，文化不斷髮展，人們能謀用而有為，眾民安定，萬國為治，黎民懷之。歷史至此，政治制度、社會模式、經濟體系、文化信仰體系等等臻於齊備，蔚為大觀。“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踔厲風發，面目一新。中華文明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下拉開了序幕。
在那一時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人們把這種事件稱為變革。大禹是我國最大的變革家，把萬國變革為一家，把野蠻變革成文明。人類由原始社會進入了國家管理社會，是一個“蛻變”，由野蠻到文明的蛻變。國家的誕生才使人類有了更豐富的內涵，人類才真正成為了人，人才有了蝴蝶的美麗，才有了蝴蝶一樣的夢想。最強大的宿命感，帶來的是最激烈的高潮。“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破繭”的陣痛還沒有消除，但不經意裡一個走神，人們已經潮湧般的愛上了她。
那是一個什麼都剛剛興起的年代，“國家”和“文明”這兩個名詞之間，人們尚不能第一時間把它們利落地畫上等號，它應該更多地代表了一個歷程。《風俗通》（《太平御覽》卷）記載：“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然解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為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人類由裸服開始著衣裳，知禮義廉恥，由群居到有固定的家庭，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是由野蠻、無知到社會文明的一種轉變。
大禹是用苦難譜寫了這一曲曲高亢的人間歡樂。今天，我們用幾個字，或者一段話就概括了，而當時他幾十年如一日所為此付出的是千言萬語也難表達萬一的艱辛。他統一了當時中國萬國的政治局面，結束了部落與部落之間、部落內部之間長期存在的野蠻的無治的爭鬥格局。運用法律、制度、獎罰的手段來約束、改變人類的行為，用榜樣、禮義、大愛、信仰、文化來教化、掃除人類的愚昧。國家的建立開啟了長期處於原始朦朧封閉狀態中的人們的心智，打開了一片嶄新的新天地。所以說，夏朝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轉折點。其改天換地的變化，深遠的政治影響，重大的歷史意義，巨大的社會貢獻，用任何文字來表達都不為過。國家自從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起了管理社會的職責，制定國家方針政策，規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公共事業，讓人人都能享受到文明的空氣，因此，現在的學術界把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起源的最重要條件是完全正確的。
中華文明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樁最大的懸案，它的意義十分偉大。但總感覺把中華有城市不一定有國家，有國家就一定會有城市，文明的界定標準只能是國家。歷史是民族史，國史才是文明史。羅新慧著的《走進中華古文明》一書中說：“一般都認為，在經歷了漫長的遠古時代以後，中國古代社會大約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時間進入了文明時代，中華文明開始逐漸形成。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國家則是文明社會的象徵。中華文明的開端與發展是跟夏朝、商朝和周朝密不可分的。”可見，國家是文明的標誌已逐步被更多的人所認可。
《竹書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國務院《夏商周斷代工程》現代考古探測之《夏商周年表》，確定夏朝起始於公元前2070年，終止於公元前1600年，這個時間與多數史料很吻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系列考古樣品碳14測年的方法，測試精度達到0·3%，AMS法對有字卜骨測試精度達到0·5%，關於年代的考古認定是十分可信的。《綱鑑易知錄》記載:“大禹。《綱》丙子，夏後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位於韓”、“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仿風氏。帝崩於會稽”。《御批通鑑輯覽》曰:“（禹）丙子元歲，王即位，國號夏”、“王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踐位，百歲而崩，在位八年”。《湯蹤禹跡》曰:“（啟即位）元年丁亥，均臺之會諸侯”，以此推大禹也是“丙子”年即王位，建夏朝。公元前2070年為辛卯年，丙子年是公元前2085年。我們以“丙子”這個歷史座標，推定大禹建立夏朝的準確時間是公元前2085年。此與夏商周考古探測之2070年有15年的誤差，剛好在0·3%—0·5%之間。因此，公元前2085年這個時間是準確的。
《竹書紀年》記載：禹乃即帝位，因以所封國“夏”為天下之號，稱夏朝。遂頒夏時，立貢法，定車制，辦學校，建養老院，實行五音聽治、考功、封賞、巡狩制度，各種國家職能開始運轉。這些也是如今世界上公認的人類進入文明時期的必要條件。把中華文明認定為從公元前2085年的正月起，歷史從那一刻就永遠鎖定在了一個點上，這個點就是由原始社會進入國家社會的分界點。這個點，一是把以前認定的8000年、7000年、6000年、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由上百年的可變動空間精確到了年和月，在時間定位上由面縮小到了一個點，變模糊文明史為清晰文明史。二是這樣認定能立刻使中華文明成為了有著鮮活生命的文明史。上百年空間的一個含糊不清的面，猶如一潭死水。比如說3700年文明史是依據二里頭遺址而確定的，二里頭遺址據測距今約3850－3550年，這就有了300年的空間。5000年文明是從黃帝算起的，黃帝距今只不過4500年左右的歷史，這樣就缺了500年的空擋。同樣，6000年乃至8000年文明史也有幾百年的空間，而且都只是一個模糊的冷冰冰的數字，空洞、虛幻的概念。你能說出那個時期具體發生了什麼重大歷史事件嗎？你能說出那個時期的人類文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嗎？把中華文明界定在那個時期的依據科學嗎？等等許多問題是很難明確回答的。中華文明以千年為單位，跨度太大，讓人有種模糊感，從而對中華文明失去了認同。公元前2085年的這個點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我們可以感知那個時代的歷史鉅變，可以通曉那個時期所發生的每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事件，變冰冷文明史為鮮活文明史。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從那一刻起有了清晰的時間，有了跳動的音符，有了生動的故事，有了巨大深刻久遠的變化，其意義將是十分的重大。
如果說，五帝是文明的曙光，那麼夏則是文明的太陽，是華夏文明的定音之律。夏朝是中華文明冉冉升起的年代，距今有4105年的歷史。
西方也有以文字、青銅器、城邦為三要素來認定文明起源的，雖不足以服人，但夏完全符合這三個條件。《禹王碑》是一副完整的文字，足以證明夏已有了記錄歷史的文字。九鼎遺失兩千多年，而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足以證明九鼎之事絕非空穴來風。至於城邦，二里頭遺址，王城崗遺址，瓦店遺址都是佐證。
界定文明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國家。部落文明起源很早，加上部落林立，成千上萬，對文明很難認定。因此，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只能以國家的出現為標誌。二是社會性質。既然是認定文明，那麼，文明社會應是最主要的標準。統治者是為人民服務的，則為文明社會。統治者把國家權力當成壓榨百姓的工具，則是不文明社會。不文明社會，即便是出現了文字、青銅器、城邦，也不能把其界定為文明史的起點。
可以說，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是由野蠻一路走過來的，民心不變就沒有文明可言。國家的誕生伴隨的也必然是民心的變化，而且是深刻的、久遠的變化。從“洪水懷山襄陵，天下昏墊，”到“城廓溝池以為固。”大禹不但成為了治水之神，也成為了農業之神，成為了開創國土版圖的先王帝君。隨著治水除魔，劃九州平三苗，立貢賦定刑法，創建學校養老院等等一個個驚魂奪魄的偉大事件的順利完成。《洛書》，《洪範》，《山海經》，《夏小正》等等一部部光芒四射的文化橫空出世。五音聽治，民為邦本，發展農業，三考五定等等一幕幕定格世界的宏大布局也漸次開啟。夏禹國的經濟達到了數千萬年人類社會的頂峰，家家戶戶有9年的餘糧，國庫有30的儲備，社會殷盛。物質不斷豐富，意識不斷提高，文化不斷髮展，人們能謀用而有為，眾民安定，萬國為治，黎民懷之。歷史至此，政治制度、社會模式、經濟體系、文化信仰體系等等臻於齊備，蔚為大觀。“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踔厲風發，面目一新。中華文明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下拉開了序幕。
在那一時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人們把這種事件稱為變革。大禹是我國最大的變革家，把萬國變革為一家，把野蠻變革成文明。人類由原始社會進入了國家管理社會，是一個“蛻變”，由野蠻到文明的蛻變。國家的誕生才使人類有了更豐富的內涵，人類才真正成為了人，人才有了蝴蝶的美麗，才有了蝴蝶一樣的夢想。最強大的宿命感，帶來的是最激烈的高潮。“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破繭”的陣痛還沒有消除，但不經意裡一個走神，人們已經潮湧般的愛上了她。
那是一個什麼都剛剛興起的年代，“國家”和“文明”這兩個名詞之間，人們尚不能第一時間把它們利落地畫上等號，它應該更多地代表了一個歷程。《風俗通》（《太平御覽》卷）記載：“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然解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為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人類由裸服開始著衣裳，知禮義廉恥，由群居到有固定的家庭，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是由野蠻、無知到社會文明的一種轉變。
大禹是用苦難譜寫了這一曲曲高亢的人間歡樂。今天，我們用幾個字，或者一段話就概括了，而當時他幾十年如一日所為此付出的是千言萬語也難表達萬一的艱辛。他統一了當時中國萬國的政治局面，結束了部落與部落之間、部落內部之間長期存在的野蠻的無治的爭鬥格局。運用法律、制度、獎罰的手段來約束、改變人類的行為，用榜樣、禮義、大愛、信仰、文化來教化、掃除人類的愚昧。國家的建立開啟了長期處於原始朦朧封閉狀態中的人們的心智，打開了一片嶄新的新天地。所以說，夏朝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轉折點。其改天換地的變化，深遠的政治影響，重大的歷史意義，巨大的社會貢獻，用任何文字來表達都不為過。國家自從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起了管理社會的職責，制定國家方針政策，規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公共事業，讓人人都能享受到文明的空氣，因此，現在的學術界把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起源的最重要條件是完全正確的。
中華文明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樁最大的懸案，它的意義十分偉大。但總感覺把中華有城市不一定有國家，有國家就一定會有城市，文明的界定標準只能是國家。歷史是民族史，國史才是文明史。羅新慧著的《走進中華古文明》一書中說：“一般都認為，在經歷了漫長的遠古時代以後，中國古代社會大約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時間進入了文明時代，中華文明開始逐漸形成。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國家則是文明社會的象徵。中華文明的開端與發展是跟夏朝、商朝和周朝密不可分的。”可見，國家是文明的標誌已逐步被更多的人所認可。
《竹書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國務院《夏商周斷代工程》現代考古探測之《夏商周年表》，確定夏朝起始於公元前2070年，終止於公元前1600年，這個時間與多數史料很吻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系列考古樣品碳14測年的方法，測試精度達到0·3%，AMS法對有字卜骨測試精度達到0·5%，關於年代的考古認定是十分可信的。《綱鑑易知錄》記載:“大禹。《綱》丙子，夏後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位於韓”、“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仿風氏。帝崩於會稽”。《御批通鑑輯覽》曰:“（禹）丙子元歲，王即位，國號夏”、“王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踐位，百歲而崩，在位八年”。《湯蹤禹跡》曰:“（啟即位）元年丁亥，均臺之會諸侯”，以此推大禹也是“丙子”年即王位，建夏朝。公元前2070年為辛卯年，丙子年是公元前2085年。我們以“丙子”這個歷史座標，推定大禹建立夏朝的準確時間是公元前2085年。此與夏商周考古探測之2070年有15年的誤差，剛好在0·3%—0·5%之間。因此，公元前2085年這個時間是準確的。
《竹書紀年》記載：禹乃即帝位，因以所封國“夏”為天下之號，稱夏朝。遂頒夏時，立貢法，定車制，辦學校，建養老院，實行五音聽治、考功、封賞、巡狩制度，各種國家職能開始運轉。這些也是如今世界上公認的人類進入文明時期的必要條件。把中華文明認定為從公元前2085年的正月起，歷史從那一刻就永遠鎖定在了一個點上，這個點就是由原始社會進入國家社會的分界點。這個點，一是把以前認定的8000年、7000年、6000年、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由上百年的可變動空間精確到了年和月，在時間定位上由面縮小到了一個點，變模糊文明史為清晰文明史。二是這樣認定能立刻使中華文明成為了有著鮮活生命的文明史。上百年空間的一個含糊不清的面，猶如一潭死水。比如說3700年文明史是依據二里頭遺址而確定的，二里頭遺址據測距今約3850－3550年，這就有了300年的空間。5000年文明是從黃帝算起的，黃帝距今只不過4500年左右的歷史，這樣就缺了500年的空擋。同樣，6000年乃至8000年文明史也有幾百年的空間，而且都只是一個模糊的冷冰冰的數字，空洞、虛幻的概念。你能說出那個時期具體發生了什麼重大歷史事件嗎？你能說出那個時期的人類文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嗎？把中華文明界定在那個時期的依據科學嗎？等等許多問題是很難明確回答的。中華文明以千年為單位，跨度太大，讓人有種模糊感，從而對中華文明失去了認同。公元前2085年的這個點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我們可以感知那個時代的歷史鉅變，可以通曉那個時期所發生的每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事件，變冰冷文明史為鮮活文明史。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從那一刻起有了清晰的時間，有了跳動的音符，有了生動的故事，有了巨大深刻久遠的變化，其意義將是十分的重大。
如果說，五帝是文明的曙光，那麼夏則是文明的太陽，是華夏文明的定音之律。夏朝是中華文明冉冉升起的年代，距今有4105年的歷史。
西方也有以文字、青銅器、城邦為三要素來認定文明起源的，雖不足以服人，但夏完全符合這三個條件。《禹王碑》是一副完整的文字，足以證明夏已有了記錄歷史的文字。九鼎遺失兩千多年，而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足以證明九鼎之事絕非空穴來風。至於城邦，二里頭遺址，王城崗遺址，瓦店遺址都是佐證。
界定文明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國家。部落文明起源很早，加上部落林立，成千上萬，對文明很難認定。因此，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只能以國家的出現為標誌。二是社會性質。既然是認定文明，那麼，文明社會應是最主要的標準。統治者是為人民服務的，則為文明社會。統治者把國家權力當成壓榨百姓的工具，則是不文明社會。不文明社會，即便是出現了文字、青銅器、城邦，也不能把其界定為文明史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