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法院40.76%、43.46%的逐年收案上漲幅度，一邊是部分權利人“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現實境地，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該走向何方？
近年來，上海法院結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加強訴調對接，深化訴源治理，交出了高效化解知識產權矛盾糾紛的“上海答卷”。
法院裡來了知調委
●“他們是本案第三人，LOGO是他們製作的。”
●“我承認圖片是我們下載的，原告可以追加起訴我們，也可以撤訴後重新告。不過，這點事情告來告去就沒意思了……”
▲上海市普陀區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駐院調解現場。顧俊磊 攝
2020年4月7日上午，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普陀法院）的調解室裡，一起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幾方當事人爭執不下，氣氛有些劍拔弩張。
“你們三位先回避一下，我和原告代理律師再單獨談談……”
眼見又要陷入新一輪口水戰，調解席上的徐壽山馬上“喊停”。
“好的，法官……”
被告某科技園、第三人某廣告公司的法務們站起身來，走出門去。
然而，雖然坐在法院的調解室裡調處案件，徐壽山卻並非法官，那麼，他到底是誰呢？
原來，早在2017年，上海普陀法院就在實踐中發現，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體量不斷增大，但其中近七成都是“原告相同、被告不同”的批量案件。
這類案件以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和侵害商標權案件為主，法律關係簡單、訴訟標的較小、調解難度不大。
為此，同年12月，該院與普陀區司法局聯合成立普陀區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知調委），探索此類案件的駐院訴前調解工作。
▲上海市普陀區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駐院辦公室。顧俊磊 攝
“拿到案子後，我們一般先核實事實部分。如果當事人對事實部分有異議，就要求他們舉證，如果沒有異議，再談賠償問題。”
截至目前，知調委共有4名專職調解員，徐壽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分別是戴正和、管益勝和吳彩娣。其中，戴正和、吳彩娣退休前在普陀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常年負責商標廣告相關事宜，管益勝、徐壽山來自普陀區檢察院，擁有著豐富的法律工作經驗。再加上這些年的法院帶教和實戰訓練，他們對於知調委的工作早已“駕輕就熟”。
摸清原告代理律師的心理預期，確定被告、第三人的賠償底線，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方案……在徐壽山的主持下，案件最終圓滿解決。廣告公司法務當場支付了賠償金，原告代理律師撤回起訴。
“建議你們回去以後把平臺再整個清理一遍，如果還有未經授權的圖片，要及時刪除，否則依然有可能引發訴訟。”雖然已經結案，戴正和卻不忘針對性地進行法治宣傳。而看到當事人們最後一邊感謝、一邊笑嘻嘻地離開，管益勝覺得很有成就感。為了做好知調委的工作，他至今還保持著一閒下來就找專業書籍來看的習慣。
“知調委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流。這些案情相對簡單的案件，曾經佔據了知產庭很大的工作比例，現在在訴前階段就分流出去，減輕了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負擔，讓我們有更多的精力去辦理疑難案件。”上海普陀法院知產庭庭長魯君說。
知產調解的“專業範兒”
與上海普陀法院受理大量批量案件不同，作為全國首批三家知識產權法院之一，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以下簡稱上海知產法院）的案件專業性更高、技術性更強、審理週期也更長。
有鑑於此，2016年起，上海知產法院打破傳統人民調解參與訴前調解的做法，積極引入專業化的社會調解力量，先後與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上海市軟件行業協會、生物醫藥協會、互聯網行業協會、上海市工商聯民商事人民調解委員會等14家專業社會組織簽訂《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合作協議》，努力走出了一條專業化委託調解的新路子。
▲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員在法院提供諮詢。李未前 攝
“你們兩家公司從事這類產品開發推廣應用工作不久，經營壓力也很大，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開拓業務上，而不是在這裡糾纏。”2019年12月18日，一起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訴至上海知產法院，經當事人同意，進入了訴前調解程序。
負責調解工作的劉和平來自於上海市工商聯民商事人民調解委員會 ，他常年與企業打交道，熟知商業運作規律，深諳企業負責人心理，三言兩語便讓當事人冷靜了下來。接著他又對案件進行了深入淺出地分析，闡明調解解決糾紛的便利，最終促使當事人達成了和解共識。
然而，由於訴前調解仍處於立案階段，法官無法直接介入，而部分案件當事人就是衝著打官司來的法院，因此調解積極性不是很高。2018年3月，上海知產法院繼續創新機制，在訴前調解的基礎上，主動探索訴中調解，進一步提升糾紛化解效率，促進案結事了。
“訴中調解最大的優勢在於法官與調解員之間的協調配合。”上海知產法院知產二庭庭長錢光文說到。
某科技公司為某化妝品公司開發系統軟件，並提供運行維護服務，但化妝品公司一直拖延付款。經過庭前證據交換，確定雙方爭議焦點後，上海知產法院徵得當事人同意，將該案交由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進行訴中調解。調解過程中，化妝品公司提出，科技公司旗下子公司在中國搶注了自己的商標，希望科技公司能夠將已註冊的商標“返還”回來。
調解員錢評敏銳地覺察到，這將是本案調處的重要突破口。
但是，調解協議如果涉及第三方權利轉讓，內容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理？錢評第一時間找到承辦法官進行確認。
最終，經承辦法官核定，涉及第三方權利的商標轉讓內容記入調解筆錄，其餘對應起訴請求的協議製作成了民事調解書。
“在這個案子裡，雙方打官司是為了支付欠款，但真正的矛盾是背後的商標轉讓，我們通過訴中調解，把這些問題一攬子解決，避免當事人再次訴訟，實現了他們的利益最大化。”錢光文解釋。
與此同時，考慮到一審收案中，涉及專利、計算機軟件、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的技術類案件佔比九成以上，上海知產法院主動擴大調解員隊伍範圍，繼專業調解組織、行業協會之後，將本院技術調查官也納入參與訴中調解。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委託上海市工商聯民商事人民調解委員會對一起計算機軟件開發合同糾紛案進行調解。李未前 攝
2019年5月，在一起計算機軟件開發合同糾紛案中，原被告雙方對於涉案軟件開發的完成情況各執一詞，技術調查官王傳極與承辦法官一起驅車前往原告生產線，現場進行涉案軟件的功能演示，明確了軟件存在的問題。此後，技術調查官也一起參與調解，並向雙方當事人釋明瞭該技術問題，為糾紛解決奠定了基礎。
打造可複製可推廣的上海經驗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權利人維權意識的不斷提升，知識產權案件總量急劇增長。
與此同時，由於知識產權維權訴訟中存在的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等現象，部分權利人又面臨“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尷尬局面。
如何兼顧當事人權利保護和法院糾紛解決？
近年來，上海法院加強訴調對接，深化訴源治理，努力為知識產權糾紛處置提供更加經濟、快速、便捷的選擇渠道。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主動與中國（浦東）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合作，共同開展訴調對接工作。特別是依託保護中心這一國家級知識產權功能性平臺，提高送達效率，充實配套力量，擴大調解覆蓋範圍，進一步釋放了知識產權案件調解效能。
上海市徐彙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徐匯法院）精心打造“調解員+調解員助理”隊伍，將原有的調解隊伍從1組2人擴充到5組10人，同時明確調解員必須持有律師執照、具備一定的知識產權調解經驗，調解員助理必須擁有法律專業學歷或學位、具備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為知識產權調解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撐。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採用駐院調解方式，與楊浦區知識產權調解委員會合作，在院內常駐調解員，確保了良好的調解成功率。近兩年，該院知產案件委託調解成功率達60.58%，其中2019年成功率為61.45%，同比上升4.74%，呈現穩步增長態勢。
……
值得一提的是，訴調對接在工作模式上“精彩紛呈”，在覆蓋範圍上也實現了“遍地開花”。以上海徐匯法院為例，該院2019年委託調解成功的案件，涉及16個知產案件四級案由，幾乎覆蓋了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商標權權屬、侵權糾紛、不正當競爭糾紛、特許經營合同糾紛等所有基層法院管轄的知產三級案由。這也表明，知識產權民事案件在訴調對接上具有較為廣泛的適應性，以及不斷擴大調解適用範圍的現實可行性。
下一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高院）將把全市法院的知識產權訴調對接工作納入已經搭建起來的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平臺，並積極與市有關職能單位加強聯動協作，在現有基礎上不斷完善知識產權訴調對接的各項保障機制，
推動形成“大調解”工作格局，從而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的品質和效率。“全市法院要進一步加大訴調對接工作力度，主動挖掘、主動梳理、主動對接專業調解組織、優秀調解人員等優質資源，加強調解員隊伍業務和專業知識培訓，不斷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成功經驗，為上海打造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高地、推進上海城市競爭力貢獻力量。”上海高院副院長張斌表示。
來源｜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作者：郭燕
責任編輯 | 邱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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