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郭英劍
中國人民大學“傑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文學翻譯、英語教育與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本文試圖站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語境下，思考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所引發的翻譯與傳播問題，包括翻譯指向、文化衝突、地方對接與現實困境等。
關鍵詞：一帶一路 中國文化 翻譯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一帶一路”與中國文化的翻譯和傳播。這是一個非常空泛的題目，但我並不打算就這麼抽象地去論述。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的言說都與自己的身份有關，更與言說者在言說時對自己身份的定位有關。而人，都有多重身份。我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想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今天眾多與會者的三個身份：第一，外語人，在大學裡當英語教師，從事英語教學與研究；第二，文學人或者說是文化人，是主要從事研究文學、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的學者；第三，留過洋的人，是有過海外經歷的人。這三種身份，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不同於他人的觀察世界、看待事物的視角。今天，我就想從這三個視角出發，跟大家分享我對全球化與中國文化未來的認識的三個觀點。
首先，讓我從外語人談起。外語人有個特點，愛挑毛病，愛挑日常生活中各種英語翻譯的毛病。這個毛病，在我身上有比較明顯的體現。但我以為，除了非常低級的錯誤之外，從這些翻譯的問題中所展現出來的絕不單是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換句話說，外語真的不是單純外語的事情。
2017年9月，我參加了河南省嵩山論壇，並應邀在一個分會場上做了主旨報告。那次嵩山論壇的主題為“嵩山論壇——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對話”。我注意到，他們所使用的英文是“Dialoguebetween Chinese and（other）World Civilizations”。我們暫不去考慮漢語的表達，僅看翻譯的問題。說Chinese就是“華夏”，這是有問題的，兩者並不對應。在英語詞典中，有一個與“華夏”比較對應的單詞“Cathay”。那麼，這個詞能不能用呢？這也有問題。當然，這樣的翻譯是困難的，因為這裡牽涉到很重要的學術問題。像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一帶一路”的翻譯問題，就曾經歷了一個過程。
在“一帶一路”的構想剛剛提出來的時候，漢語用的是“一帶一路”戰略，那個時候基本上對應的是The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當時我們外交部翻譯官使用的都是這種譯法。我們知道，“一帶一路”是近代中國以來第一次提出的一個面向全世界的國際性戰略構想，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中國在制定遊戲規則。因此，像這樣的觀念如何推向世界，如何讓世界理解並接受，翻譯就變得非常重要。後來在國家層面上發現，“The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這種提法，被他人接受的不像我們預料的那麼好，甚至也有牴觸，因為，既然是你的戰略（strategy），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甚至我應該感到威脅才對啊！到後來，2016年7月，新華社在“新聞信息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最新修訂版）”中，明確提出要求“不使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帶一路’倡議”。後來，對於這個翻譯，外語界、翻譯界的同仁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終經國家批准通過的是“B&R”，即the Belt and Road In itiatives，也可以直接寫為：The Belt and Road In itiative。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主要以文化輸入為主，這其中主要是以翻譯他國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為主，有學者稱之為“譯過來”——即把他國的東西翻譯為中文。但近五年來，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我們實際上進入了一個“譯過去”——即把中國的東西翻譯為外文的時代。想想前不久中印爭端解決後，兩國在關於“撤軍”這一英文用詞上的不同使用與不同闡釋，就不難明白外語的重要性。沒有良好的外語運用能力和溝通能力，在對外交往中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有時候甚至無法爭取到應有的權益。
所以，作為外語人，今天我想表達的第一個觀點就是：一帶一路，外語先行。不僅在國家層面上要重視外語，在地方層面上，甚至對於普通人來說，都應同樣重視外語。
其次，作為研究文學與文化的學者，擅長的是解讀故事和闡釋文化。今天要談論的是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特別是翻譯學路徑問題，那麼就集中談論文化的翻譯和傳播。當今全球化時代，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不僅走出了國門，中國文化也在走出國門。今天，我們的孔子學院已經遍佈全世界。記得我們過去在談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那是文化帝國主義或者文化殖民主義”。今天，我們很多人大概沒有想到，我們的孔子學院也會被一些國家的人們視為來自中國的文化帝國主義或者文化殖民主義。
對於過去的歷史，在此不做評判，只看當下。近幾年來，人們經常使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說法，我感到這是很奇怪的一種說法，彷彿中國文化是一個極其封閉的系統，彷彿中國還在改革開放之前；如果你再問，要走向哪裡？回答一般是走向世界。這種說法也有問題，彷彿中國不在世界之中。我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想表達一個觀念，不同文化之間雖然有對立，但也有交流、融合的可能。而且，文化與文化之間，意在溝通，重在理解，即目的和核心在於理解。如果他人能夠接受，那自然是上佳的結果，但在文明與文化之間，彼此理解並和諧共存更為重要。
無論是我們的孔子學院還是我們多年來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對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無疑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依舊還有更大的空間。據我所知，一些孔子學院和我們在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時，大都還停留在學學漢語、寫寫書法、教教剪紙、練練武術或太極，然後就是包餃子。其實，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哪裡只有這些啊！以河南登封少林寺為例，雖然世人都知道“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但它首先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漢傳佛教的禪宗祖庭，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登封的嵩陽書院是宋代四大書院之一，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顯著地位。我想，這樣的例子，在河南可以說不勝枚舉，在中國各地更是漫山遍野。從普遍的意義上說，僅以我所理解的文學藝術而言，中國的京劇、豫劇等優秀的戲劇表達形式，還遠未被他人廣泛瞭解與理解。中國的文學是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才逐漸為人所知。其實，中國還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家，只不過世界瞭解有限。就文化而言，很多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還遠未讓他人理解，比如中國的“家文化”，我們常提到的《禮記·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什麼一定要依次而為呢？這些，都是需要傳播才能真正讓人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因此，作為研究文學與文化的學者，我想表達的第二個主要觀點就是：文化傳播，重在理解。
最後，留過洋的人應該可以想象我們的文化在抵達國外時可能遇到的問題。這既是我們的職責所在，也是表現和檢驗我們學術視野的機會。能否看到這些未來可能在傳播中預見的問題，其實也是考驗我們學術水平的時候。
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曆史的國度——古老而傳統。那麼，對於這樣的傳統文明和古老文化，我們在對外交流中，應該注重求變創新。我指的是如何通過求變創新的理念與手段，使它們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並被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甚至被接受。為此，我想到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盡力去除刻板形象。中國的歷史遺蹟，大都莊嚴肅穆，甚至有些令人畏懼，越是古老的城市這個特點也越明顯。當然，這是由其歷史背景所決定的。但如何去除其刻板印象，也是我們在宣傳自我、讓他人有更多瞭解時需要認真思考的。其實，我們不應忘記，在那些嚴肅甚至嚴酷的歷史背後，有的是鮮活的人和富有色彩的故事，那都是我們的前人和祖輩的故事。他們一定有著自己那個時代的豐富生活，把這樣的故事挖掘出來，哪怕是個悲慘的故事，可能要比那樹立百年甚至千年而無言的城門樓宇鮮活得多。
第二，求變出新，推動文明前行。文明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的文明也會因變化而被新一代的人所接受和傳承。過去，是歷史上的今天。今天，也將成為未來的歷史。我們不必把昨天的歷史、傳統的文明看成鐵板一塊。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智慧對此作出了貢獻。今天，我們也應該用自己的智慧去豐富它的內容，並且讓它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各國的文化和文明進行交流與融合。只有這樣，這些文化遺產才不至於僅僅被當作文物而被安置在歷史的博物館，也才能夠為我們的下一代繼承和發揚。
因此，我想表達的第三個主要觀點就是：古老文明，求變出新。
現任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曾於2010年說過這樣一句話，即“教育若只是衡量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那就意味著忽視了那種要提高人的闡釋能力的重要性。它無視了一個事實：我們都是闡釋者……有些事情並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如何理解和意義何在的問題”。她評論的是高等教育，但我以為，用來討論我們今天的主題——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路徑也非常適當。
我想借用她這句話表達我的一個觀念：在中國，特別是在像北京、河南、陝西這樣遍地都是傳統文明遺蹟的地方，我們每個人面對的都是“事實”——那些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段一段的歷史——這些都是“facts”。當我們要讓這樣的文化在世界上旅行起來的時候，我們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去闡釋他們，如何去告知世界該怎樣理解他們，他們本身又具有怎樣的內涵與意義。
為此，我們所有在座的人，所有的中國人，包括海外的華人，都要力爭當好這個闡釋者。未來，任重而道遠。
【注】文章原載於《當代外語研究》2018年第2期。
責編：曲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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