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
5月20日，是南京大學校慶日。2019年5月20日，南京大學117歲了。
作為一名人民大學的畢業生，我與南京大學可謂有緣，也無緣，兩次與南京大學失之交臂。
尤其是第二次，許多朋友至今仍然批評我，為我惋惜。儘管我不後悔，但夜深人靜時，偶然讀到與南大相關的文字，總難免心中亦有微瀾，偶爾，也會想象，假如我進了南京大學，我的人生又將會如何？
又將會如何？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孫澤陽是我的一個對標，他畢業後返鄉，現在是故鄉的一位父母官。1985年9月，他進入了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而我，則北上帝京，進了人民大學哲學系。本來，我們倆還是可能在同一所大學繼續同學生涯的。
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有胡福明老師啊。胡先生可是1978年5月光明日報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那篇文章，穿雲裂石，是一個新時代的號角。不過，我最終沒去胡先生當老師的南大哲學系，而是去了他的大學母校，人民大學哲學系。
我與南京大學的第一次錯過，是在1985年。
1985年初夏，我在江蘇省武進縣前黃中學高三一班讀書，高三一班是文科班。我的母校前黃中學，今年是它創辦80週年，是由鄉邑前輩捐資興辦的鄉村學校，後來成為江蘇名校。我讀前黃中學時，雖然彼時高考錄取率不高，但當時武進就有“進了前黃，一隻腳就踩進了大學的門檻”之說。不過，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前黃中學的文科班，過去向有“樂色班”（垃圾班）之稱，多成績不好的，成績好的，則是視力問題，被迫進了文科班。我選文科時，我初中化學老師竭力勸我不要讀文科，就是這個理由。不過，我在文科班成績還湊合。
大概是6月初，學校在食堂召開高考填報志願動員大會——我們是先填志願後參加考試，我的班主任兼數學老師管元龍先生——他是前黃乃至常州地區的數學名師，高度近視，才教我們文科班數學——在會議開始前找到我，告訴我，我們文科班有兩個上南京大學的推薦名額（蘇州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是保送），學校準備推薦我上南京大學，讓我會後找他，另一個推薦名額，給了我的同學孫澤陽。
推薦名額可以加20分！我很吃驚，有點懵，幸福來得太快了。我後來想，學校推薦我上南大，一來我的成績還算湊合，不會給學校丟人，二來，可能還有管老師對我的關心，管老師的夫人家在我們鄰村，跟我家都熟，管老師知道我家生活比較艱難，考上大學對我家會有很大幫助。
暈暈乎乎中開完動員大會，管老師來找我，我突然非常清醒地告訴管老師，我不要南京大學的推薦名額，我自己考。
管老師怔了一下，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想好了啊，過了這村就沒這店。
我點點頭。管老師說好，我知道了，轉身走了，我想他大概內心會有些失望。我周圍的幾個同學圍著我說，朱學東，你太牛逼了吧，南京大學推薦你都不要，南京大學哦，還加20分！
回到教室，填志願時，我在第一志願，很認真地填上了吉林大學哲學系。選擇吉林大學哲學系，是因為我高一時的政治老師、高三時的歷史老師李培森，曾經在課堂上向我們介紹過吉林大學哲學系的高清海老師，我上大學後知道，高先生是1980年代中國哲學界的領軍人物，他是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
我出生的小村都姓朱，祠堂奉晦庵公為祖，耕讀傳家倒是承了晦庵之遺訓，當老師者頗多。回家後，村裡的幾個老師都來打聽我準備報考哪個大學——恢復高考後我們這個十來戶人家的小村已經出了四個大學生了。我告訴他們學校推薦我上南大，但我沒要，自己填報了吉林大學。村裡的老師們一下子全驚呆了。
一位朱老師跟我爸說：“忠善，你家學東發痴了。放著南京大學不上，非要去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是什麼大學啊？過去叫中央大學啊。吉林大學，那麼遠，冰天雪地的，去幹嘛？”老師們七嘴八舌，跟我父母祖父母說，父親去南京參加過民兵群英會，對東北的全部印象，則來自《林海雪原》等小說，其餘一無所知。被村裡的老師們一陣炮轟後，父親不管我同不同意，立即騎自行車趕到學校，找到管老師，跟管老師商量，就算南京大學已經不能去了，也不能讓我去吉林大學，一定要阻止我報考吉林大學，這是父親最大的請求。
第二天到學校，管老師找我談話，他勸我既然不想上南京大學，又填了吉林大學哲學系，為什麼不填報北京大學哲學系呢？管老師認為當時我的成績，考上北大也沒問題，更何況，“你們村德生不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當主任麼？”
我最終自己填了人民大學哲學系，我的歷史老師李培森先生，是人大黨史系畢業，平常對人大多有推許。管老師和我的父母鄉親，甚至其他老師同學都不知道的是，那時的我，就想離父母越遠越好，努力想掙脫父母等熟人社會關係的網羅。這個想法，是1984年我讀程乃珊先生的小說《藍屋》後種下的，相信自己，相信個人奮鬥。多年後，在程先生逝世時，我曾寫文表達了我的感激。
就這樣，我與南京大學第一次失之交臂了。我上大學時還去過南京大學，住在了哲學系孫澤陽的宿舍，還認識了澤陽的同班同學、我的大學舍友閔浩平在南大哲學系讀書的高中同學劉雲霞女史，如今她在楚天都市報工作，還約我寫過文章。我在南風窗工作時期，還為南大哲學系畢業的南風窗一位作者龔潯澤寫江蘇的書，寫過跋。做中國週刊時，同事也較早採訪了南大演蔣公的面子的師生，我們做青年中國行，我也曾到過南京大學……但這些，都只是與南大失之交臂後人生長河的小小浪花。
我後來跟同學包括澤陽聊過，如果上了南大，或許我會成為一名大學老師，或許一位律師，或許，跟澤陽差不多，當然，也可能因為時代的意外變遷，而有另外的人生。但是，如今雖然年過半百，滿頭斑駁，每天都要琢磨著如何謀稻粱，我對我今天的人生，倒也樂在其中，沒有一點後悔，程乃珊先生當年之影響，如此深遠。
我在南風窗服務期間，有個部屬叫陳統奎，畢業於南京大學新聞系。大概是2007年冬，南京大學學生參加的南風窗調研中國報告會，我去參加了，及後還去拜訪了時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洪銀興教授，洪先生是常州人，他在人大讀博士時我在讀本科，雖無交集，但知道，所以有這次禮節性拜訪。晚上統奎約我與他的師長、南京大學新聞學院杜駿飛老師喝茶聊天，得與杜老師相識。
原來南方週末的總編輯向熹兄，也是南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而我所知道南大畢業的最有名的新聞人，則是我們武進籍的前輩，臺灣中國時報的創始人餘紀忠先生。餘先生是國民黨中央常委，臺灣戒嚴時代守護知識與真相的一代報人典範，他創立的中國時報，曾是臺灣自由主義的堡壘。我未曾去過臺灣，但我在香港大學訪學期間，特意在港大的圖書館，翻查閱讀與餘先生相關的文字。
1968年，在中國時報成為亞洲第一張彩印報紙時，餘先生說：“報紙的印刷不論好壞如何，終究是外型的軀殼，報紙真正的價值，是存在於他們又沒有靈魂和特有的精神。我們既獻身新聞事業，我們既有心思辦好一張報紙，我們便當念念不忘於報人的神聖使命：愛國家，愛真理，辨別人間是非善惡，為支持正義而發揚報人的人格與報紙的尊嚴。”餘先生的話，其實也是我自服務南風窗以來在媒體業服務的一種信念。
也正因抱持這樣的信念，才有了第二次與南京大學失之交臂。
在媒體業服務時，因為對信念和專業精神的追求及堅守，也讓我在媒體業贏得了些微聲望。2014年初，因為事業失敗，我退出了媒體業，賦閒休息。4月初，我在東瀛賞櫻花時，突然接到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持工作的杜駿飛老師的私信，大意是，與其漂泊江湖，不如歸家，歡迎我到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工作。其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開始引進業界專才。
這於失業浪跡江湖中的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其後我和杜老師多次通過私信交流，以及在北京見面，討論可能性，甚至，連我只有本科畢業，也無高級職稱事，杜老師也認為在當時的政策下，這不是問題。
2014年秋天，我過南京，杜老師聽說後，邀請我與他的博士生們做了一場兩小時的分享，也見了他多位同事。告別離開的時候，在充滿懷舊氣息的老校區，我感懷於杜老師的誠意，覺得自己會和這個地方融為一體了，錯過了第一次，不會再錯過第二次了。回家後，我甚至跟家人談好，準備做高鐵一族，奔波在京滬線上了。
但有一天，我去學校接小姑娘放學，路上我跟小姑娘說，爸爸準備去南京工作了，你在家要聽話。小姑娘幽幽說了句，那我是不是要一個人住校了呢？
我的心一緊。所有的雄心壯志鐵石心腸，就這一句看似無關緊要的話，瞬間被衝得稀里嘩啦。
及後，時任新京報社長戴自更又向我發出了加盟新京報的邀約，在猶疑彷徨多時，到不得不做出決定的時候，我最終決定留在北京。天平因為小姑娘的一句話，傾斜了。
我是在最後的時刻，即將去新京報上班時，才給杜駿飛老師發出了告罪的微信，感激他的賞識和誠意，也為自己的決定感到抱愧。
杜老師沒有怪罪我，而是祝福了我。
就這樣，我再次與南京大學錯過。2017年，我熔斷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退出了職場，而我的大學同學白淨老師，則加盟了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就在2019年1月，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承辦的一次關於南京城市記錄片的內部研討，蒙杜駿飛潘知常兩位教授的厚愛，我還濫竽充數，去大放厥詞一番。
兩次錯過南京大學，皆對師友有所辜負，這讓我至今仍感愧疚。
不過，總還是對得起自己。
祝福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