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不少地方開始探索每週2.5天休息制度，受到各界廣泛關注。
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毋庸贅言，探索每天2.5天休假模式無疑有引導和培育新消費的考量，但其意義卻不止於此。
事實上，早在2015年，國家即明確鼓勵彈性作息，為職工週五下午與週末結合外出休閒度假創造有利條件，“2.5天休假模式”開始在一些省市探索施行，但並未大規模鋪開，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每週2.5天休息制度再次被激活。
一週該休息多長時間是一個嚴肅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歷史地看，相關政策也在不斷地變化和調整。比如在宋代，公職人員可以休110天，而在元代，公職人員每年只有16天節假日。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實行每週休息一天的假日製度，單休制一直延續到1994年。此後，我國開始實行“大小週末”，大週末即每週休息兩天，小週末則休息一天，再往後，才有了現在的“雙休”，而包括大小長假的設定，也經歷了調整和變遷。
中國人好儲蓄、慎消費，這是多重歷史和現實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中國經濟的未來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內需和消費的提振與擴張。消費習慣的培育需要一個過程，“有時間消費”則是必要的前提。
經濟學家發現，休假與國家經濟發展效率緊密相關。上世紀70年代，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人均收入上升後，國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稱為“收入—幸福悖論”。簡單說，並不是工作時間越長越好，休假不科學、不充分，收入和幸福感都上不來。
隨著國人慢慢適應雙休制，文化產業、短線旅遊業都呈現大幅增長，經濟效益明顯，而未來，我們需要通過政策引導讓更多的人懂得休閒和消費——是的，休閒和消費這種看似本能的需求，同樣需要培育和教育。
休閒既是勞動所得，也是一種人生條件，它是文明發展的重要補充、矯正與平衡力量，也是現代生活的清毒劑。羅曼·羅蘭在《約翰·克里斯朵夫》裡寫道，“一個人生氣蓬勃的時候決不問為什麼生活，只是為生活而生活——為了生活是樁美妙的事而生活。”但很多時候，我們往往來不及體味或者乾脆匆匆略過生活，又或者，在生存和工作的重壓之下，生活成為一個奢侈的關鍵詞，明明知道“動物生存，而人則生活”，但卻只能揹負著無奈、慣性十足地前行，但這種慣性並非沒有被打破的可能。
這次疫情帶來的改變有很多，比如公共衛生體制的重塑，比如遠程辦公，等等。每週2.5天休假制度的探索當然有應對經濟下滑壓力的考慮，但也可以成為我們認真面對工作與休閒之間關係的契機。這是一種應對，也可以是一種演練；這是一種策略，也可以成為一種戰略。
假如實踐表明“2.5天休假模式”確實效果很好，那麼相關政策就該實事求是地作出調整和改變。0.5天裡有大學問，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探索。
來源 | 晶報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