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紹生
清任伯年《竹林七賢圖》
素有“天下之脊”美稱的太行山，千峰競秀，萬壑溝連，是中國北部重要的東西地理分界線。公元3世紀中葉，三國曹魏政權風雨飄搖，同時，以司馬昭為代表的司馬氏集團迅速崛起，朝廷政局波譎雲詭，風雲變幻。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名士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試圖置身事外。他們在南太行一帶寄意山水，縱情詩酒。由於經常聚集於山陽嵇公竹林的是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七人，時人就以竹林七賢稱之。
嵇康淬劍池衛紹生攝
◎嵇公竹林何處尋
根據多種資料記載，七賢所遊之竹林不僅實際存在，而且是一個可以確定其具體位置的場所。竹林之遊的主持者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他與長樂亭主結婚不久即升任中散大夫，隨後遷到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居住。其居處有一片竹林，時人稱為嵇公竹林。西晉文人郭緣生在其《述徵記》中，曾經提到了嵇公竹林的具體位置，他說：“山陽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時有遺竹也。”這就是說，嵇公竹林在原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的地方。
北朝酈道元《水經注》在述及發源於南太行的長泉水時，提到了七賢祠和嵇公竹林。長泉水發源於南太行白鹿山，流向東南方十三里處，與重泉匯流後，繼續朝東南方向流去，從七賢祠東邊流過，七賢祠所在地，就是向秀《思舊賦》中所說的嵇康山陽舊居。七賢祠左右兩邊都是茂密的竹林，四季常青。
根據郭緣生《述徵記》和酈道元《水經注》對嵇公竹林地理方位以及風貌的記述，參考明清《修武縣志》七賢祠、七賢鄉的記載，大抵可以確定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的準確位置。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位於山陽東北方距離古山陽城二十里的地方，在長泉水由東南流向折而東流的轉彎處。藉助至今尚存的山陽故城遺址作參照，找到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遺址，不是難事。
曹魏齊王曹芳正始至嘉平的數年間，陳留（今河南尉氏縣）阮籍、阮咸叔侄，河內（今河南武陟縣）山濤、向秀，沛國（今屬安徽）劉伶，琅琊（今山東臨沂）王戎等人，先後來到嵇康在山陽的寓所，經常在嵇公竹林談玄論道，飲酒賦詩。興之所至，他們或單獨，或結伴，攀登南太行，探幽訪勝，採集名藥，南太行至今還留存有他們的一些遺蹟，如阮籍嘯臺、嵇康淬劍池、劉伶醒酒臺等。這些遺蹟似乎還在娓娓敘說著竹林七賢在中原的逸聞趣事，令人彷彿看到了竹林七賢那清俊飄逸的身影。
劉伶唐孫位《竹林七賢圖》殘卷
◎七賢緣何遊竹林
以今行政區劃而論，竹林七賢分別來自河南、安徽和山東三省。當時，除阮籍、嵇康外，其他五人皆無官職。七人年齡懸殊，既非故舊，亦非姻親，可以說原本毫無關係。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相聚于山陽，共為竹林之遊，留下了那麼多的逸聞趣事和詩文佳作呢？
從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來看，竹林七賢遊於嵇公竹林的主要原因，大概有這麼幾點。其一是魏晉之際詭譎的政治局勢。《晉書·阮籍傳》言及當時文士命運，有這麼幾句話：“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其二是漢末出現的處士橫議之風。東漢桓靈之世，宦官干政，朝政日非。正直文士對此予以強烈抨擊，結果以互為朋黨、讜議朝政等罪名被禁錮和殺害。這就是著名的“黨錮之禍”。雖然如此，處士橫議之風依然盛行，只是到了魏晉之際演化為文人清議。三五好友，把酒言歡，談玄清議，何等恣情快意！其三是魏晉之際玄學思潮的興起。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把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所言之“玄”作為闡釋自然、社會和人生的鑰匙，視《老子》《莊子》《周易》為三玄，主張清靜無為，迴歸自然。竹林七賢進一步發揚了他們的學說，主張迴歸自然，張揚個性。而嵇康寓所的竹林則為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清靜優雅、融入自然、遠離塵世的去處。其四是自正始名士何晏開始的服食飲酒之風的深刻影響。為求長生，何晏曾經服用五石散，服用之後需要行走發散，據說這樣就能夠長壽。何晏之後，服用五石散之風廣為流行。竹林七賢雖然很少有人服用五石散，但對於長壽還是頗為嚮往的。嵇康曾著有《養生論》，南太行有許多可以令人長壽的所謂“上藥”（道教所指長生之藥），嵇康在南太行曾經遇到隱士王烈，並在山中偶遇過“上藥”石髓。這些對竹林七賢無疑有很大的吸引力。
嵇康的人格魅力是吸引其他諸賢聚於嵇康寓所的重要原因。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有官職在身，但他對政治並不熱心，所以婚後不久即移居山陽，表明了他不願介入朝廷黨爭的態度。嵇康是個非常有風度的美男子，史書說他“土木形骸，不自雕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嵇康品格高潔，“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藏瑕，寬簡有大量”。當時許多文士傾慕其人格風度，皆欲與之交。東晉戴逵《竹林七賢論》有“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的記載，可謂諸賢與嵇康之交的真實寫照。此外，太行山“天下之脊”的美稱，與文人擔當精神相契合；竹子“寒風不變終身節”，可視作竹林七賢堅守節操的自我期許。這對促使阮籍等諸賢集聚於嵇公竹林具有很強的文化象徵意義。
阮籍唐孫位《竹林七賢圖》殘卷
◎詩文妙手著華章
竹林七賢是魏晉時期的文章高手，以現存作品而論，阮籍和嵇康堪稱這一時期的一流作家。阮籍82首五言《詠懷詩》是魏晉五言詩的重要成果，也是阮籍心路歷程的隱晦再現。
阮籍對政治原本並不排斥，但是，魏晉之際險惡莫測的局面，卻使阮籍不得不對政治存有深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來掩飾自己內心的熱情。正如他在《詠懷詩》中所寫：“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唐代學者李善為《文選》阮籍詩作注時深刻指出，阮籍“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晦。百代以下，難以情測”。時至今日，人們讀阮籍詩歌，仍免不了有猜謎的感覺。這就是阮籍詩歌的魅力所在，但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人們對阮籍詩歌的接受。
阮籍辭賦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思賦》，它以辭賦的形式闡發玄理，從立意構思到遣詞造句，都充滿玄理色彩，開了以辭賦暢言玄理之先河。阮籍的散文如《通易論》《通老論》和《達莊論》等，以辨析玄理為特色，對魏晉玄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樂論》從禮樂關係的角度論述音樂，突出了音樂“和”的作用。傳記文《大人先生傳》是阮籍留給世人的一篇奇文，該文通過大人先生與君子、隱士、薪者的對話，表現了大人先生的非凡氣韻、高尚品格和豁達情懷，折射出阮籍的人生觀念和社會理想。
嵇康的四言詩創作遠承《詩經》，近學建安，繼承創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晉之際四言詩創作的水平。
其五言詩創作亦自具面目，如《述志詩》《遊仙詩》《答二郭三首》等，或清雅峻切，或託喻高遠，既富思辨色彩，又具玄理特徵。鍾嶸《詩品》評嵇康詩歌說：“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謂深得詩中三昧之評。嵇康文學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他的散文長於說理和辯難，激情四溢，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等，都表現出濃厚的思辨色彩，其邏輯之嚴密、析理之綿密，表現出孟子、荀子和韓非子等先秦諸子的影響。劉師培先生認為，“嵇文長於辯難，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堪稱奇文。這篇文章作於司馬氏集團已經把持曹魏朝政之時，主持吏部選舉的山濤與嵇康是好朋友。山濤在即將離開吏部的時候，舉薦嵇康代替他的位置。常人以為的美事，在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嵇康看來，山濤太不瞭解自己了，於是致信山濤，斷然絕交。這篇文章言詞平白樸實卻不乏峻切尖刻，反映出嵇康散文“訐直露才”的特點。嵇康的《高士傳》是為上古以來的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而作，既是嵇康對前代聖賢的禮讚，也是嵇康心路歷程的隱喻式再現，對西晉皇甫謐的《高士傳》有直接影響，對後世此類作品影響深遠。
阮籍和嵇康之外，向秀和山濤也有作品傳世。向秀是魏晉玄學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莊子注》是魏晉玄學的標誌性作品，《晉書》稱其“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於一時也”。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說向秀《莊子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指出了向秀《莊子注》對魏晉玄學發展的重要作用。向秀的《思舊賦》是一篇懷念嵇康和竹林之遊的小賦，其中“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和“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等句，寫來哀婉悲切，確實令人“感音而嘆”。山濤的《山公啟事》，是山濤主持吏部時為擬選拔的人才而寫的評語，寥寥數語，所薦人物優長顯露，性格畢現，可以看出山濤的用人取向和吏治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
竹林七賢之說最早是由西晉左將軍陰澹提出的，他在當時已經為竹林七賢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籤。魏晉時期是崇尚個性、玄風大暢的時期，“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人不在少數。但最為人知者，卻是竹林七賢。正是由於他們的垂範，“越名教而任自然”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特色。
竹林七賢“豪尚虛無，輕蔑禮法”，與他們崇尚老莊、質性自然有關。表現在處世方式上，就是任情自然，率性而為。譬如好酒。
阮籍知道步兵營存有好酒，就求為步兵校尉，把那裡的藏酒喝個精光。司馬昭想和阮籍攀親家，阮籍不好拒絕，就大醉六十日不醒，不給司馬昭談論親事的機會。阮籍和王戎因鄰家婦有姿色，就到其酒店飲酒，喝醉後便在賣酒婦人身邊酣睡。劉伶嗜酒如命，飲酒之後，脫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說他幾句，他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為何入我褌中？”他曾乘一輛鹿車，攜一壺酒，讓人扛著鐵鍁跟著，說：“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飲，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甕盛酒，圍甕飲酒。有一群豬也跑過來飲，阮咸就隨之而上，一同飲之，後世稱為“豕飲”。山濤酒量很大，能飲八斗。晉武帝想試一下他的酒量，山濤卻是盡其量而止。在竹林七賢中，山濤大概算是唯一飲酒有節制的人。
竹林七賢任情自然，率性而為，不免給人“簡傲”的印象。阮籍與王戎一起飲酒，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劉公榮當時為兗州刺史，是一方大員，叨陪末座，杯酒不得。但三人言語談戲，毫無異常。事後有人問阮籍為何這樣，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阮籍的話很繞口，說白了，就是對劉公榮這個人，你不與他飲酒，沒有什麼。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鍾會前來拜訪，嵇康卻是半天不理會他，鍾會十分無趣，準備離去，這時嵇康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的回答如偈語一般：“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據說二人因此產生嫌隙，為嵇康被殺埋下隱患。
任情和率性如果稍稍過之，可能近乎狂放和任誕了。一入此途，便為世俗所不容。阮籍在為母親守喪期間，飲酒食肉，遭到何曾彈劾。幸得司馬昭比較寬容，阮籍免遭流放之厄運。阮咸居喪期間，與姑姑的婢女私通，婢女懷孕。姑姑把婢女帶走了，阮咸說：“人種不可失。”騎驢去追，並與婢女一起乘驢而回。此舉導致輿論大譁，阮咸因此而長期沉淪閭巷。
竹林七賢特立獨行，任情率性，是時代使然，也是他們崇尚老莊的個性使然。他們的諸多行為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議，批評者有之，指責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比較而言，南朝梁史學家沈約的評價相對公允，他說：“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跡，宜慢其形。慢行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竹林七賢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僅是他們在特殊時期託跡自保的手段而已。他們的人生態度和行為方式傳達給世人的，則是一種輕蔑禮法、遵乎達生的人格精神。
本文刊發於河南日報2020年4月11日第五版 製圖王偉賓
編輯：河南日報文藝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