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任佳暉丨人民網

在近兩年的省部級人事變動中,“70後”日益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

公開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3月下旬至今一個月時間裡,已有9位“70後”幹部晉升副部級。其中,出生於1976年5月的任維履新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紀錄。

這個數字也超過去年全年“70後”幹部晉升省部級總數。截至4月21日,全國“70後”省部級幹部至少已有29人。

他們現任何職,有何特質?越來越多的年輕幹部走上重要工作崗位,釋放出哪些重要信號?

今天,我們通過三個關鍵詞,解讀省部級幹部隊伍裡的“70後”——他們,不只是“年輕”。

關鍵詞一:壯大

一個月內九名幹部履新

4月17日,浙江省政府網站發佈調整部分副省長分工的通知,副省長劉小濤的職責得以明確——負責司法行政、綜合交通運輸、國有資產監管、綜合行政執法等方面工作。此前,1970年7月出生的劉小濤被任命為浙江省副省長,晉升副部級。

包括劉小濤在內,全國“70後”省部級幹部目前至少已有29人。

“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根據公開信息統計,截至2020年4月21日,以出生年月先後為序

三個領域

以任職經歷看,29名“70後”副部級幹部多數來自三個領域——地方黨政機構、金融或國企系統、紀檢監察機構。

上述幹部的現任職務顯示,大部分“70後”副部級幹部在省級黨政領導班子中任職。

這些幹部主要從地方黨政系統升任,如連茂君、費高雲、賴蛟等,他們已在地方各級單位工作多年,大多擁有區縣黨政“一把手”或跨省任職經歷。還有一部分來自金融或國企系統,如郭寧寧、李波、楊晉柏等,他們在由企業領導轉任省級政府副職的過程中晉升副部級。

“ 擁有地方工作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黨在幹部提拔任用中一貫強調的。”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戴焰軍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地方工作可以體現和提升幹部的能力。幹部在地方工作能積累很多解決現實問題的經驗,這些能力和素質往往不是在書本上能夠學到的。

此外,還有一些“70後”副部級幹部不在地方任職——蒲宇飛、周亮、李欣然是出身紀檢監察領域的三名幹部,他們都曾在中央紀委工作,現任職務也與監督管理相關:蒲宇飛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應急管理部紀檢監察組組長,周亮和李欣然分別擔任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和中央紀委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組組長。

一個月

在省級黨政領導班子中任職的“70後”副部級幹部大多擔任省級政府副職,這其中就包括今年3月下旬至今的一個月內履新的9名幹部——

“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根據公開信息,2019年全國至少有8名“70後”幹部邁入省部級行列。而目前“70後”副部級幹部的晉升頻率已遠遠超過去年。不難想見,省部級幹部隊伍將迎來越來越多的“70後”面孔。

全國擁有“70後”副省級幹部的省份也由此擴展至22個,包括除北京外的3個直轄市,以及除新疆外的4個省級自治區。其中,貴州省委領導班子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領導班子中各有2名“70後”副省級幹部。(城叔注:4月24日,楊晉柏已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轉任北京市副市長。)

隨著越來越多的"70後"幹部走上重要工作崗位,年輕幹部的任職領域也在不斷擴大。

3月25日,空缺長達5個月的大連市政府“一把手”崗位迎來新人——此前擔任天津市和平區委書記的陳紹旺被任命為遼寧省大連市代市長。大連市作為副省級城市,其政府“一把手”職務為副部級。這也是全國副省級城市政府“一把手”中首次出現“70後”幹部的身影。

兩種特質

汪鴻雁2008年3月任湖北省十堰市代市長,是當時湖北省最年輕的地級市政府“一把手”。

周紅波2011年11月任南寧市市長,是當時全國27個省會城市中唯一的“70後”市長。

時光輝2013年3月當選上海市副市長,成為全國第一位躋身省部級的“70後”幹部……

“年輕”,是“70後”省部級幹部群體最顯著的特徵。目前全國最年輕的省部級幹部是本月出任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任維,他出生於1976年5月。

任維畢業於清華大學,擁有博士研究生學歷,而擁有博士學位的幹部在“70後”省部級幹部群體中佔據半數,更有不少幹部擁有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高級農藝師、高級政工師等專業職稱。這正是“70後”省部級幹部群體的另一大標誌——知識化。

我們始終將幹部的知識化放在幹部選用的重要位置。年輕幹部只有專業知識過硬、實踐經驗豐富,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才能有寬闊視野,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關鍵詞二:鋒芒

本領過硬、深扎基層

當前我國處在向現代化進軍的關鍵時期,對幹部的知識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幹部隊伍若不具備相應技能,則很難做好相應工作。擁有專業技能的年輕幹部成為省部級領導對提高我國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推進現代化建設也都具有積極意義。

七名“金融副省長”

在29名“70後”省部級幹部中,從學歷來看,這些幹部大多擁有研究生學歷,其中15人為博士,6人擁有高級工程師職稱。從專業技能來看,有3人曾長期在紀檢系統工作,3人擁有豐富的能源系統工作經驗,還有7名省級政府副職來自金融系統。

“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來自金融領域的“70後”省級政府副職幹部一覽(依據公開信息統計,統計截至2020年4月23日,以出生年月先後為序)

上述7名幹部都是首次擔任地方政府領導職務,並主要負責本省份的金融等相關工作。在赴地方任職前,7人均長期在國有銀行或金融監管機構工作,有著較為豐富的金融工作經驗。

郭寧寧、李雲澤和張立林三人是經濟學博士,劉強和葛海蛟是管理學博士,黃志強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註冊會計師、註冊金融分析師。7人中最年輕的李波是哲學博士和職業法律博士,具有經濟學和法學雙學位。此外,郭寧寧、葛海蛟和李波都有海外工作經歷。

知識化、專業化和國際化是上述“金融副省長”的顯著優勢。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孫毅表示,“金融副省長”熟悉金融、瞭解政策、業績資源豐富,更善於為地方經濟發展開創新格局,他們所具備的金融專業能力和金融市場經驗,也使得他們在化解地方債務危機、地方金融風險等方面具備較強的協調處置能力。

而擁有海外經驗的金融系統人士任職地方,不僅更利於地方政府擴大金融開放,開拓國際視野,也有助於地方政府更好的利用外資、應對國際金融風險。

十二名地市級黨政“一把手”

與上述“金融副省長”首次赴地方政府任職不同,當前更多的“70後”省部級幹部是從地方黨政系統升任,擁有多年基層工作經驗。如李毅曾任陝西省西安市藍田縣委副書記、縣長,周紅波曾任廣西南寧市賓陽縣委書記,連茂君曾任瀋陽市于洪區委副書記、區長等。

戴焰軍指出,基層的工作更貼近群眾,擁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幹部更能理解老百姓所思所想,在制定政策和執行時會更加貼近老百姓、基層社會的現實需要。同時,這些幹部更加了解基層幹部的現實工作狀況,在領導和指揮下屬工作時能夠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強工作協調性。

據統計,在29名“70後”省部級幹部中,曾擔任地市級黨委或政府“一把手”的至少有12人——

“70後”登臺省部級,他們靠的是什麼?

曾擔任地市級黨政“一把手”的“70後”省部級幹部一覽(據公開信息統計,統計截至2020年4月23日,以出生年月為序)

在這些幹部中,除周紅波、諸葛宇傑、費高雲是本地幹部,汪鴻雁赴共青團中央履新外,其餘8人均為跨省任職。

如,2018年5月和11月,時任江西省委常委、秘書長的劉捷和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時光輝先後調任貴州省委常委;2019年7月,天津市武清區委書記徐大彤任陝西省副省長;今年4月,廣東省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劉小濤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長等。

幹部跨區域任職對於幹部自身成長、豐富幹部構成和各地資源交流都有好處。戴焰軍在採訪中談到:

“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文化、風俗等各方面差異大,這使得在本土成長、帶有地方特點的幹部在跨省任職時可以更好地交流各地工作經驗和工作方式方法,幹部素質也會更加多樣化。”

由上海到貴州赴職的時光輝,從重慶到寧夏履新的賴蛟,也是幹部跨區域任職的典型例子。東西或南北的遠距離跨省交流任職,將帶來交流地的投資、技術和人才等多方面的資源交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這對於各級經濟發展平衡互補有很重要的作用。”戴焰軍指出。

一看能力二看素質

無論是高學歷、專業知識背景還是長時間、多領域的工作經驗,都是幹部工作能力的標誌。

“年輕幹部知識化、專業化是基本要求。”胡敏表示,幹部要能擔大任,還需要綜合素質——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政治素質是前提,還必須本領高強,才能擔當大任,二者相輔相成。

戴焰軍也認為提拔任用幹部一是看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二是看工作能力。幹部是否正直、公正、誠信、負責、盡職、無私、勤政、廉潔等都是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的考量標準。

戴焰軍指出,一個幹部僅有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但沒有工作能力,他的工作做不好;而有很強工作能力的幹部在政治和道德素質方面出了問題,將帶來更為嚴重的後果。

關鍵詞三:氣象

走出年齡認識誤區

“為政之要,首在得人。”

現在,改革開放前入黨和參加工作的幹部已經或將要退出崗位,“70後”“80後”以至“90後”的年輕幹部成為幹部隊伍的主體。越來越多的年輕幹部走上重要領導崗位,這背後釋放出哪些信號?

杜絕一刀切

幹部“年輕化”的提法,最早始於1980年代初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提出了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戰略方針,並一直延續至今。

去年年底發佈的《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對中央和國家機關及其內設司局領導班子,省、市、縣黨政領導班子,省、市黨政工作部門領導班子配備年輕幹部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健全優秀年輕幹部選育管用的全鏈條機制。

近些年,個別地方在幹部選拔、任職年齡上“層層加碼”“層層遞減”,出現了以年齡論英雄、把幹部“年輕化”簡單化、絕對化的不良風氣。

2014年底,中辦印發《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要求不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不簡單對每個領導班子搞硬性配備,不把換屆提名年齡作為幹部調整年齡界限。

2018年7月,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提出,要發揮好各年齡段幹部積極性,讓整個幹部隊伍都有幹勁、有奔頭、有希望。

戴焰軍坦言,要走出幹部年齡認識上的誤區,充分認識選用年輕幹部的重要意義。

“選拔培養年輕幹部,要看年齡也要看水平,看學歷更要看能力,切不可本末倒置。”黨建專家表示。

個人努力與組織培養

“成長為一個好乾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組織培養。”

年輕幹部的健康成長,固然有其本人的主觀努力,但同樣離不開組織的教育和培養。他們作為新時代高素質幹部隊伍裡的新鮮血液,需要組織部門樹立辯證發展的選才理念及科學嚴謹的育才方法進行培養選拔。

近日,山西省委從省直機關事業單位、省屬企業和市黨委班子中,選派5名年輕廳級幹部(其中正廳長級1名、副廳長級4名)擔任縣委書記,推動年輕幹部到吃勁崗位“墩苗”歷練。這5人平均年齡43.8歲,最小39歲,全部為研究生以上學歷,博士1名、碩士4名。

由偏重“選”向統籌選拔、培育、管理、使用轉變,變“伯樂相馬”為“賽場選馬”,有助於進一步做好組織工作,激勵年輕幹部奮發有為。多經歷“風吹浪打”、多捧“燙手山芋”、當幾回“熱鍋上的螞蟻”,推動幹部真正撲下身子在基層摔打成長、建功立業,接受實踐和人民的檢驗。

“組織部門要主動沉下心、接地氣,更多地深入一線基層、深入實踐選拔幹部,不為條條框框束縛,不為長官意志牽引。”胡敏指出,幹部的選拔任用要充分體現民意,真正讓那些在實踐中成長、在群眾中有口碑、在工作中有成績且品行高尚的年輕幹部進入選拔視野,切實做到公平公開公正。

培養選拔年輕幹部要從嚴管、大膽用。戴焰軍認為,組織部門要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對幹部負責的態度,全面貫徹黨管幹部原則,教育引導年輕幹部強化自我修煉,防微杜漸。同時也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膽提拔任用年輕幹部,用當其時、用其所長。這是現實工作的需要,也是時代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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