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以杜甫為“詩聖”的另一種盛唐之音

盛唐之音在詩歌上的頂峰當然應推李白,無論從內容或形式,都如此。因為這裡不只是一般的青春、邊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視世俗,不滿現實,指斥人生,飲酒賦詩,縱情歡樂。“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以及國舅磨墨、力士脫靴的傳說故事,都更深刻地反映著前述那整個一代初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嚮往:他們要求突破各種傳統約束羈勒;他們渴望建功立業,獵取功名富貴,進入社會上層;他們抱負滿懷,縱情歡樂,傲岸不馴,恣意反抗。而所有這些,又恰恰只有當他們這個階級在走上坡路,整個社會處於欣欣向榮並無束縛的歷史時期中才可能存在。

然而,這個極峰,與文學上許多浪漫主義峰巔一樣,它只是一個相當短促的時期,很快就轉入另一個比較持續的現實典範階段。那就是以杜甫為“詩聖”的另一種盛唐,其實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

*文章節選自《美的歷程》(李澤厚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7)。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李澤厚:以杜甫為“詩聖”的另一種盛唐之音

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前不久在英國熱播,也引起國內眾多讀者的關注。

盛唐之音(節選)

李澤厚

盛唐之音本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拿詩來說,李白與杜甫都稱盛唐,但兩種美完全不同。拿書來說,張旭和顏真卿都稱盛唐,但也是兩種不同的美。從時間說,杜甫、顏真卿的藝術成熟期和著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亂後;從風貌說,他們也不同前人,另開新路。這兩種“盛唐”在美學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義和價值。如果說,以李白、張旭等人為代表的“盛唐”,是對舊的社會規範和美學標準的沖決和突破,其藝術特徵是內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縛拘限,是一種還沒有確定形式、無可仿效的天才抒發。那麼,以杜甫、顏真卿等人為代表的“盛唐”,則恰恰是對新的藝術規範、美學標準的確定和建立,其特徵是講求形式,要求形式與內容的嚴格結合和統一,以樹立可供學習和仿效的格式和範本。如果說,前者更突出反映新興世俗地主知識分子的“破舊”、“沖決形式”;那麼,後者突出的則是他們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杜詩、顏字,加上韓愈的文章,卻不止領了數百年的風騷,它們幾乎為千年的後期封建社會奠定了標準,樹立了楷模,形成為正統。他們對後代社會和藝術的密切關係和影響,比前者(李白、張旭)遠為巨大。杜詩、顏字、韓文是影響深遠,至今猶然的藝術規範。這如同魏晉時期曹植的詩,二王的字以及由漢賦變來的駢文,成為前期封建社會的楷模典範,作為正統,一直影響到晚唐北宋一樣。曹、王、駢體、人物畫與杜詩、顏字、古文、山水畫是中國封建社會在文藝領域內的兩種顯然有異的審美風尚、藝術趣味和正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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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摹《蘭亭》

蘇軾認為杜詩顏字韓文是“集大成者”。又說,“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題跋》)。這數人中,以韓時代為晚,與盛唐在時間上幾乎不大沾邊(如按高棅的劃法,也仍可屬盛唐),但具體的歷史充滿各種偶然,包括個人才能的偶然,從來不可能像理論邏輯那樣整齊。盛唐已有韓文的先行者,只是不夠出色罷了,這就足以證明韓文作為一種時代要求將必然出現。所以,如果拋開個性不論,就歷史總體和精神實質看,韓文不但可以,而且應該與杜詩、顏字並列,看作是體現了同一種時代精神和美的理想。至於吳畫,真跡不傳,從“吳帶當風”的著名概括,和《送子天王圖》之類的傳世摹本以及東坡稱吳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看,理法革新具體表現為線條超越,可能是影響後世甚大的基本要素。像體現這個特色的元代永樂宮壁畫和《八十七神仙卷》,都是以極為迴旋曲折馳騁飛揚的墨線,表達出異常流暢莊嚴的行走動態和承貫連接生機旺盛的氣勢。它們突出的正是一種規範化了的音樂性的美(不同於盛唐書法的未經規範),一直影響整個後代繪畫藝術——特別是山水花鳥的筆墨趣味千年之久。然而吳道子的原作畢竟是看不見了,只好存而不論。於是,只剩下杜詩、顏字和韓文了。“曾聞碧海掣鯨魚,神力蒼茫運太虛。間氣古今三鼎足,杜詩韓筆與顏書。”(馬宗霍《書林藻鑑》引王文治論書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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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傳為吳道子原作

那麼,這些產生於盛(唐)中(唐)之交的封建後期的藝術典範又有些什麼共同特徵呢?

它們一個共同特徵是,把盛唐那種雄豪壯偉的氣勢情緒納入規範,即嚴格地收納凝練在一定形式、規格、律令中。從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習、可至而不可學的天才美,而成為人人可學而至、可習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磅礴的氣概和情勢,只是加上了一種形式上的嚴密約束和嚴格規範。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少陵詩法如孫吳,李白詩法如李廣”(嚴羽:《滄浪詩話》);“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胡應麟:《詩藪》);“文字之規矩繩墨,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照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家設之,......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別為一界”(羅萬藻:《此觀堂集·代人作韓臨之制藝序》)等等。李廣用兵如神,卻無兵法;孫、吳則是有兵法可遵循的。李白、張旭等人屬於無法可循的一類,杜詩、韓文、顏字屬於有法可依的一類。後者提供了後世人們長久學習、遵循、模擬、仿效的美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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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素的草書

從而,美的整個風貌就大不一樣了。那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不可捉摸,那種超群軼倫、高華雅逸的貴族氣派,讓位於更為平易近人、更為通俗易懂、更為工整規矩的世俗風度。它確乎更大眾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廣泛歡迎。人人都可以在他們所開創建立的規矩方圓之中去尋求美、開拓美和創造美。拿顏字說吧,顏以楷書最為標準,它“穩實而利民用”(包世臣:《藝舟雙楫·歷下筆談》),本就吸取了當時民間抄寫書法,日後終於成為宋代印刷體的張本,它與盛唐狂草當然很不一樣,對照傳統之崇二王,“顏公變法出新意”(蘇軾),更是另一種風度境界了。左右基本對稱,出之以正面形象,渾厚剛健,方正莊嚴,齊整大度,“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阮元)的顏書,不更勝過字形微側、左肩傾斜、靈巧瀟灑、優雅柔媚、婀娜多姿的二王書以及它的初唐摹本嗎?正是在這種新的審美標準和觀念下,“羲之俗書逞姿媚”(韓愈),“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張懷瓘),“一洗二王惡札體,照耀皇宋萬古”(米芾),“歐虞褚陸,真奴書耳”,等等說法、觀點便不斷湧現。范文瀾說得好:“宋人之師顏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師王羲之。杜甫詩‘書貴瘦硬方通神’,這是顏書行世之前的舊標準;蘇軾詩‘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這是顏書風行之後的新標準。”這裡不正是兩種審美趣味和藝術標準嗎?像顏的《顏氏家廟碑》,剛中含柔,方中有圓,直中有曲,確乎達到美的某種極致,卻仍通俗易學,人人都可模仿練習。

李澤厚:以杜甫為“詩聖”的另一種盛唐之音

顏真卿書法:顏氏家廟碑

韓文的情況也類似,“文從字順”,對比從六朝到五代作為文壇正統的駢體四六,其口語的通俗性可學性極為突出。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其真實含義也在這裡。韓文終於成為宋代以來散文的最大先驅。“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四庫全書總目·毘陵集》)這也說明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是與六朝“舊規”相對立的一種新的文體規範。

杜詩就更不用說了。早如人們所指出,李白是“放浪縱恣,擺去拘束”,而杜甫則“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元稹),“獨唐杜工部如周公製作,後世莫能擬議”(敖器之語,引自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後山詩話》)。“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後,句中有奇字為眼,才有此句法。”“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胡應麟:《詩藪》)。這些都從各種角度說明了杜詩作為規範、楷模的地位。從此之後,學杜幾乎成為詩人們必經之途。煉字鍛句,刻意求工,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覆推敲,下足功夫,以尋覓和創造美的意境。“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一聯如稱意,萬事總忘憂”。這些,當然就是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願知道的了。直到今天,由杜甫應用、表現得最為得心應手、最為成功的七律形式,不仍然是人們所最愛運用、最常運用的詩體麼?就在七言八句五十六字這種似乎頗為有限的音韻、對仗等嚴整規範中,人人不都可以創作出變化無窮、花樣不盡的新詞麗句麼?“近體之難,莫難於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參差扭捏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為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慾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莊嚴則清廟明堂,沉著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行雲,變幻則悽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乃稱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難之”(胡震亨:《唐音癸籤》)。這當然有點說得太玄太高了。但七律這種形式所以為人們所愛用,也正在於它有規範而又自由,重法度卻仍靈活,嚴整的對仗增加了審美因素,確定的句形卻包含多種風格的發展變化。杜甫把這種形式運用得熟練自如,十全十美。他的那許多著名七律和其他體裁的詩句一直成為後人傾倒、仿效、學習的範本: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鼓,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世音書漫寂寥。

沉鬱頓挫、深刻悲壯、磅礴氣勢卻嚴格規範在工整的音律對仗之中。它們與我們前面引的李白詩,不確是兩種風度、兩種意境、兩種格調、兩種形式麼?從審美性質說,如前所指出,前者是沒有規範的天才美,自然美,不事雕琢;後者是嚴格規範的人工美,世間美,字斟句酌。但是要注意的是,這種規範斟酌並不是齊梁時代那種四聲八韻外形式的追求。純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門閥士族的文藝末流。這裡則是與內容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規範。這種形式的規範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藝術表現,它基本是在繼六朝隋唐佛道相對優勢之後,儒家又將重佔上風再定一尊的預告。杜、顏、韓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忠君愛國的倫理政治觀點,韓愈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的半哲理的儒家信念,顏真卿的“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六一題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這些藝術巨匠們所創建樹立的美學規範是兼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在內的。跟魏晉六朝以來與神仙佛學觀念關係密切,並常以之作為哲理基礎的前期封建藝術不同,以杜、顏、韓為開路先鋒的後期封建藝術是以儒家學說為其哲理基礎的。儘管這種學說不斷逐漸失去其實際支配力量(見下章),但終封建後世,它總是與上述美學規範纏在一起,作為這種規範的道義倫理要求而出現。這也是為什麼後代文人總強調要用儒家的忠君愛國之類的倫常道德來品賞、評論、解釋杜、顏、韓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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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繪杜甫《望嶽》詩意畫軸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藏

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是,杜、顏、韓的真正流行和奉為正宗,其地位之確立不移,並不在唐,而是在宋。有唐一代直至五代,駢體始終佔居統治地位,其中也不乏名家如陸宣公的奏議、李商隱的四六等等,韓、柳散文並不流行。同樣,當時杜詩聲名也不及元、白,甚至恐不如溫、李。韓、杜都是在北宋經歐陽修(尊韓)、王安石(奉杜)等人的極力鼓吹下,才突出起來。顏書雖中唐已受重視,但其獨一無二地位之鞏固確定,也仍在宋代蘇、黃、米、蔡四大書派學顏之後。這一切似乎如此巧合,卻非純為偶然。它從美學這一角度清晰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變化。新興的士大夫們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經中(唐)到晚(唐)而鞏固,到北宋,則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統治。杜詩顏字韓文取得統治地位的時日,正好是與這一行程相吻合一致的。如開頭所說,世俗地主(即庶族、非身份性地主,相對於僧侶地主和門閥地主)階級比六朝門閥士族,具有遠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眾多人數。它不是少數幾個世襲的門第閥閱之家,而是四面八方散在各個地區的大小地主。他們歡迎和接受這種更為通俗性的規範的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雖然這一切並不一定是那麼有意識和自覺,然而,歷史的必然經常總是通過個體的非自覺的活動來展現。文化史並不例外。

李澤厚:以杜甫為“詩聖”的另一種盛唐之音

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

日本京都詩仙堂藏

新興的這些文藝巨匠(以杜、韓、顏為代表)為後世立下了美的規範,正如比他們時間略先的那一批巨匠(以李白為代表)為後世突破了傳統一樣。這兩派人共同具有那種元氣淋漓的力量和氣概,“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滄浪詩話》)。所以,它們既大體同產於盛唐之時,而被共同視為“盛唐之音”,就理所自然。雖然依我看來,真正的盛唐之音只是前者,而非後者。因此,如果都要說盛唐,那就應該是兩種“盛唐”,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有意味的形式”,各自保有、積澱著不同的社會時代內容,從而各有風貌特徵,各有審美價值,各有社會意義。仔細分辨它們,揭出它們各自的美學本質,說清歷來糾纏不清混淆未別的問題,無論對欣賞、品評和理解這些藝術,都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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