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月，台湾《湖北文献》第198期，刊载了一篇“本刊编辑室”关于撰写湖北迁台人物的征文启事。启事提供了政治、军事、教育、政党、工商文化及其他等方面的迁台乡贤名单作为撰文参考，陶希圣和徐复观、李济、殷海光等人被列为教育人物名单。
作为大师级的教育家陶希圣，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其学术思想一度被称之为“陶希圣时代”。著名学者顾劼刚认为: “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
现代著名思想史学者郭湛波撰文说: “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在他《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评说，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孔家埠陶胜六湾人。
1922年，陶希圣北京大学法科法律系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授课。五卅惨案，上海各界掀起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同时在武汉大学任政治法律教授。
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参与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任教授。并在清华、燕京、北师大、朝阳等校兼课。
1933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提名，拟任陶希圣为湖北省教育厅长，被陶回信婉拒。1934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杂志，并成立“食货学会”。1936年代理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陶挟笔从政，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71年陶希圣在台北复刊《食货》杂志，并改为月刊发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岁。台北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联合报》大字标题：陶希圣注入历史洪流……
陶希圣与胡适等人合影
幼承庭训 陶成佳士
鄂东陶氏家族，以始祖陶胜六为湾名，以农耕立业于倒水河畔，在古河道冲积平原上围垦繁衍生息。
陶 希 圣 全 家 摄 于 1931年 北 京 天 坛
据《陶氏宗谱》记载，清初有一位李姓长工，在陶胜六湾里与陶家子弟聚集闲聊时，将扁担平放地上，问陶家子弟是个什么字？大家回答是个“一”字。他又把耙子倒放在地上问这又是个什么字？陶家没人能答出来，他告诉陶家众子弟：这是个“而”字。原来长工是个读书人，明朝遗老，清军入关后，他隐姓埋名，避难于陶胜六扛活为生计。于是，陶氏族中在湾内开始设立私塾，尊长工为李先生。从那时起陶胜六湾有了第一位启蒙老师，陶家人把耕与读两件事作为自已的家风，世代相传……
至清末，虽然陶家已是累世书香，但一代一代都安于晴耕雨读的乡居田园生活。陶希圣的祖父叫陶上亭，虽饱学却也不肯出仕为官。但他确与陶家前辈人不同的是他有心培养自己的3个儿子立身功名。他将3个儿子均送入本县问津书院读书，后来长子陶镇吾考取了光绪甲午科（1894）经元（即乡试的第3名举人），任知县、北京大学教授；次子陶月波（陶希圣的父亲）为光绪末经济特科1等；三子陶公迪为案首，入民国后，开办大冶源华煤矿实业，为董事长。
陶希圣的父亲陶月波，号月舸，字炯照。于光绪戊戌 (1898)年被张之洞由问津书院的廪善生选入两湖书院，为经心精舍生。光绪癸卯(1903)年，清廷将行新政，开经济特科。山西提学使沈卫荐举陶月波应试，考试结果，梁士诒为1等，第1名。陶月波为1等，第4名。慈禧太后见名列榜首者为广东梁士诒，斥为“梁头康尾”，全榜及第者，均不录用。陶月波遂以知县外放河南省候补，陶希圣随父母举家由黄冈故里移居河南开封。
陶月波先生书联
光绪甲辰（1904）年，适逢各省乡试及第的举人，在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集合开封。黄梅举人汤贯如（用彬）借居陶家，见到幼小的陶希圣聪颖，便送《三才略》书一本给他，并教其读书方法。这本书，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年仅4岁陶希圣最早的读物。此后，陶父就任于夏邑新野，陶希圣开始从其父读书于任所。初读《诗经》、《四书》、《书经》、《礼记》继而读《汉书》等，从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国学功底。8岁就读完了这些书，9岁即能背诵，自幼聪明好学的他，记忆力过人，父亲常在人前夸儿子是个“读书的种子”。1908年9岁时，陶希圣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读书，学习算学、英文、历史、地理、博物、体操等新式课程，成为清末第一代的中学生。
陶希圣先生书联
1911年武昌起义，在洛阳县事任上的陶月波解职回故里，陶希圣离开学校，随父归乡。在家习小楷，并着力于家藏的《史记》以及曾国筌刻版的《船山遗书》，摘抄“老子解”、“庄子解”诸篇。后来陶月波应邀省府任职，陶希圣随父上省城，寄宿在武昌斗级营德昌客栈，陶希圣先投考博文书院，继而决定入英文馆，学习英文、国文、历史、修身等课程。
1913年夏季，陶希圣退学侍父在黄陂县署。从父命专心读唐宋诸家诗文集，学作散文及诗词，并摘抄《汉书》之议论文章，以助其策论乃至兵法研习。1914年其父辞黄陂县长职务，亦由黄陂县署回黄冈仓埠镇，陶希圣续读《资治通鉴》及《老子》、《庄子》、《韩非子》诸书。在当时 “废科举、讲新学”的变革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为之优，“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以至陶希圣“自觉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作文章，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一篇文章，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长度者”。
求学北大 希世之才
1915年春天，16岁的陶希圣同兄长陶翼圣(述曾)联袂随父亲进京，在国会议员黄梅汤贯如(用彬) 等人帮助下，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旁听生。至1916年初夏，同时报考北京大学第1类文科。当时主考中文、英文，兄弟俩以同等学历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1类，获补学籍入预科文科1年级(兄陶翼圣(述曾) 后转入北大预科第2类，即理工科预科。后为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
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章太炎门下的沈尹默、沈兼士等国学大师。其间着力研读《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等七部书，以此领悟中国哲学、文学及史学演变的概略。家境颇裕的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陶晋生整理出版父亲陶希圣日记
晚年他曾回忆说:“民国四年秋季，我编入预科一年级。我们班上的英文教授是一位郭先生。他的太太是英国人。他们住在译学馆的背后，骑河楼的一个小胡同里。郭先生离家到校，下课回家，他的太太总是在宅门口送迎如仪。郭先生上课，从来没有一丝的笑容。我们有时下课之后，跟随他走到骑河楼。他望见太太和孩子时，他脸上才闪出一丝笑色，便立刻收敛起来。
郭先生的小考和大考，其严无比。我们班上同学对于英文课程之有进步，都是他的督促与鞭策之功。
《世界通史》是英文本，讲授者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他是一个高大的人。他讲到罗马的凯撒，将两手向前胸的上衣领口里一插，俨然有凯撒大帝之风。他的讲授以写黑板为主。他在黑板上写的注解，我不仅用心抄录下来，并且刻意模仿他的字迹。他的粉笔用得那样圆转如意，每一行理整齐的。每一字是一笔不苟的。每一笔是亮白的。我从抄录中，得益不少。”
陶希圣晚年著述
3年毕业，由预科升至本科。因为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和熟读史书，志在经世之学的陶希圣没有选文科诸学系，也没有选空虚无实的政治系，而是选择了法科的法律系。学习德日法，兼习英美法。
1919年，陶希圣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作为是中国近代这一动荡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位知识分子，列强的欺辱、民族的积弱、人民的抗争……这一切，深刻的影响着陶希圣之后的思想发展与人生轨迹。五四运动也使其逐渐对国事关心，并开始研读罗马法，自修《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
“我的父亲于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我是一个少爷，同时又是一个大爷。我在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所谓勤学亦不过不废学，考前列而已。到了宋明两代学案读过之后，才渐进于苦学。然而真实的苦学还是在家庭环境及个人生活大大的改变之后。
我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从这里得知中国的学问不以知识为主，而以修养为经。”
1921年初，参加修订法律馆有奖征文，就民法债篇提出17题，征求意见。陶希圣搜集法学论著，起草答案10万字以上，听取同学意见后，紧缩为3万字投稿。时家中急电，以父病笃召其归。陶希圣归家时父亲已经去世两日。在家居丧期间，仍读佛教经论，并求法仓子埠报恩寺，听璜定法师讲说。3月底返校，陶希圣论文得奖金一百元，并在法学会杂志上陆续发表。这对一位大学3年级的法律系学生，是极为重大的鼓励，使陶希圣更加努力学习法学，对法律哲学尤有兴趣。
1922年夏季，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科法律系毕业。法律系黃左昌主任指教陶希圣读秦蕙田《五礼通考》，徐乾学《读礼通考》，从而决定了他后来为学的方向。
陶希聖、萬冰如夫婦與子恒生、晋生合影（1936年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