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詹奎
1965年初，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当年1月份，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由此“651”工程正式启动。我与一批同学有幸参与这项工程。
我当时所在的七机部一院十二所六室一组负责长征一号火箭上自动控制系统的综合设计。从方案论证、设计实验到发射成功全过程，我都参与了。
说走就走的神秘旅程
1970年3月，“651”工程即将进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试验阶段。3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带上图纸资料及日常生活用品，到南苑东高地开会。当我赶到时，才知是要我随运送火箭及卫星的专列，出发去基地。
1965年 本文作者在北京留影
在出发前的简短会议上，得知这是一趟保密程度极高的军运专列，相关场地及设施都采取严密的安保措施，甚至开行命令都是派专人送达，没有用电信手段，以防电信泄密。列车上会有一个班战士负责警卫，列车运行途中铁路沿线还有战士站岗。沿线每一段铁路局的军代表随车到停靠站，与下一段铁路局的军代表交接。临时停靠客站时，车站都会采取戒严措施，旅客及无关人员不准入内。
专列机车后面只挂7节车，除了装载火箭及卫星的几节安有铁轨的厢式货车、卧铺车及餐车外，还有一节上面只有两条铁轨的平板车，这是专门用来装卸火箭这样的大型物件的。装车前货车及平板车沿铁路线被推入总装车间，在这里火箭已被分解成3节，分别固定在装有轮子的专用支架上，先用吊车吊起一节放到平板车铁轨上，再沿与其相连的货车铁轨推入货车并固定好。全部装好再运至专列停车场。专列带上平板车便于到达目的地卸车。
乘车人员很少。有警卫班、军代表、几个技术人员和总装车间外厂组的几位师傅。这几位师傅相当于火箭和卫星的“保姆”，负责把它们从总装车间护送到基地，沿途还要对装运设备的车厢内部情况进行检查。有一位老师傅还兼职当炊事员，老师傅做的肉末雪里蕻特好吃，只可惜他给得少，我没吃够过。
列车行驶过程中，铁路沿线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位站岗的战士。列车到站停车时，站内空荡荡的，真的是戒严了。那时火车速度慢，经过几天几夜，专列才到达基地。
对星箭进行测试
这时，运载火箭及卫星就由基地接管了。此后一切检测及最后发射工作都由基地完成，而设计制造方只有仪器设备或系统出了问题，才会出面协助解决，有点像技术顾问。
基地先将星箭运到一部一个厂房，在这里火箭处水平状态，也未加注燃料。然后就对各仪器及系统做全面详细的检测，并对能否向发射场转运作出评估。就像对一个空腹平躺着的人作全面体检，确定能否派他去执行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业内把这里称为水平阵地，也叫技术阵地，对火箭测试也就叫水平测试。在发射场火箭是垂直竖立的，这里叫发射阵地，也叫垂直阵地。
在测试过程中，初期我就发现火箭第一、二级的级间分离线路有点问题。在一个陀螺仪测试时，又发现其中的飘移数据不正常，经查证是生产厂家调错了。问题很快由相关单位解决了。为此，我受到了时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杨国宇的表扬。
陀螺仪是火箭上对制造环境要求极高、制造工艺极复杂、造价昂贵的仪器。这个仪器利用惯性原理，测量火箭飞行中偏离预定轨道的程度，以及时纠正。若调错了飘移，就会造成火箭飞行偏差，可想而知后果有多严重。
向周总理汇报
在完成水平阵地全部检测工作，将要转入发射场时，已到四月中旬。
这时，周总理派飞机来基地接主要负责人及一线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周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汇报。我受派参加了汇报小组。
1970年4月14日下午，小组一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率领，飞抵北京南苑机场后，立即赶赴位于国防部大院的国防科委办公楼开会，为汇报工作做准备。
晚7时，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北门，再向左拐到福建厅。正对门只有一排座位，进门左右两侧各有两排座位。与会人员很快到齐。
周总理坐在正对门一排中间。听汇报的还有李先念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李福泽、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及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
汇报一开始，周总理按汇报人员名单点名，并一一询问年龄、毕业学校、什么地方人。第三个就点到了我，我起立回答，一开始心情有些紧张。当我回答是安徽人时，李德生侧过身来问我是哪个县的（李德生曾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从点名情况看，与会人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月后我才30岁。
作汇报的主要是七机部一院副院长任新民，涉及具体技术问题，就由相关技术人员作答。我作答的是控制系统计算机可靠性问题。任新民还就此问题向总理作了简要说明，总理认可了。
一院一部的同志提到火箭燃料中氧化剂和燃烧剂的混合比误差数据时，总理说，误差大了，要精益求精，要向陈中伟医生学习。陈中伟是上海完成断指再植手术的专家。
在测试火箭第三级姿态控制系统时，控制姿态的喷管会突然喷气，测试的同志怕是漏气，设计方技术员虽作了解释，仍打消不了他们的疑虑，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汇报会上来。对此，钱学森说，这是非线性控制系统工作时的正常现象。简单一句话，明白易懂，加上他权威专家的身份，总理放心了。
运载火箭系统非常复杂。如果发射失败，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研制人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对此，李先念副总理说，出了问题我们负责。他的话让大家很感动，也减轻了心理负担，有利于后续工作的进行。
还有一个问题，让设计人员左右为难，就是过载开关的问题。假设火箭出故障，卫星不能正常入轨而往下掉，这时若播放《东方红》乐曲，显然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为此，设计安装了过载开关，以确保只在发射成功时才播放乐曲。但反过来，装了过载开关，它自身出了故障，而其他一切正常，卫星准确入轨，却没有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太可惜了，政治上的损失也太大了。于是，过载开关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到汇报会上来了。总理表示，此事重大，要待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能决定。
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十二点。结束后，汇报小组一行都住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等待中央的决定。我和任新民副院长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16日深夜，汇报小组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发射方案，并决定“过载开关截断”，即不会因过载开关出故障而播不了乐曲。
17日凌晨4时，我们又乘总理派的专机由北京返回基地，钱学森也同机到达基地。
成功发射
回基地后，星箭及相关工作人员即到发射场，紧张地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上级又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让大家做事故预想，为的是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发现和解决在发射前，以确保发射成功。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民兵的贡献。卫星发射过程中，为确保通信安全，派了民兵看守相关的长途电话线路。每位民兵负责5根电线杆的范围。按当时线路建设标准，相邻两杆间距离平均约50米。
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顺利入轨，发射过程完美！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大小、体重、性能等方面均大大超过前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参与该工程的广大解放军官兵、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付出了5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卫星轨道的有关数据、卫星经过世界各主要城市上空的时间段及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的无线电信号频率，以便人们收听《东方红》乐曲及观看飞行中的卫星。在浩渺无垠的太空中，“东方红一号”就是一颗移动的星星，晚上天气晴好时，参考中央台公布的数据，用肉眼很容易找到这颗闪亮的星。
这次发射成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从太空传来的《东方红》音乐，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这无疑让每一个中国人都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这已是50年前的事了，向总理汇报，历经5个小时，聆听了总理的教诲；又亲见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每每回想起那奋斗的5年青春时光，回想起卫星成功入轨、遨游太空，向全世界播放《东方红》乐曲的情景，我依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东方红（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回）.mp30:18
来自东风快递
50年后，聆听当年从遥远太空传回的《东方红》乐曲，你有何感想？
